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人在迷乱和彷徨之后，终于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这一时期的中国企业面对着中国巨大的变局，他们似乎也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于是中国开始了招商引资的艰苦历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开始筹划着经济特区的建设，深圳作为特区的蓝本开始了它高速发展的历程。
第一节 开局不易，变革在争议中前行
万事开头难，此话用在改革开放的变革之中同样贴切，随着改革大幕的拉开，中国经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面对这样一种谁也没有涉及过的新领域，人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就是在变革的争议之中，中国的企业开始了招商引资的历程，深圳这个曾经的“小渔村”也开始迸发它前所未有的活力。
民心所向：改革开放水到渠成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1978年绝对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其意义之重大，并不亚于华夏五千年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元年。
1978年5月11日，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并很快被全国各大报纸媒体纷纷进行了转载。这篇被称为1978年“最重要的政治宣言”的文章，就像是扔进一潭死水的重磅炸弹，在此时还是以“两个凡是”为评判原则的中国掀起了波涛巨浪。人们由此开始了对思想的解放，并为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识之士开始在激烈的思想动荡中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一直以来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作精神是否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每一次生产领域的革命往往源自于一种新思想的诞生，当真理与实践这一辩证思想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过时理念开始在人民的心中模糊起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已经悄然到来了。
1978年底，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从此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思想开始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终于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华美乐章。
自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确立的人民公社制度，经历了它最为辉煌的时期。但经过二十多年的艰难跋涉之后，农民们依旧吃着“大锅饭”，他们被牢牢地拴在了土地上。此时人民公社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情况几乎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很显然，改革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在这时，安徽小岗村为中国的农村做出了表率。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在人民公社里，村民们生产积极性极差，粮食严重不能自给，每年秋收之后几乎家家都要外出讨饭。就是这样一个特困村，却为中国农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便出现了严重的旱情，全省的夏粮大面积减产。此时小岗村的农民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面对着生产的困境，十八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着极大的风险，立下生死状，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从此拉开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改革的序幕。
包干制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粮食大丰收，曾经靠公粮救济的他们第一次向国家上交了公粮，所有的贷款也一并还清。面对这样的生产奇迹，在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之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迅速在安徽省内进行了推广。在此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一场崭新的农业革命。
包产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异常巨大的，它使得此时还困在人民公社之中的农民们彻底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粮食的大发展。这一制度的推广从根本上解决了当时中国粮食产能的问题。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包产到户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彻底地解放了出来，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里由于土地严重不足，一些观念较为领先的闲散人口开始尝试逃离土地的束缚，他们开始进入城市之中的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与此同时，一批在乡镇之中进行创业的先驱者们直接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民间企业的发展，在逻辑根源上也可以追溯到小岗村的那个漫漫冬夜，就此而言，小岗村的首创精神带动了中国经济面貌的革新。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伟大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了将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会议同时对于“四·五”天安门运动的革命性质进行了充分肯定，对于此前在“文革”期间那些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如彭德怀、陶铸等人也开始了平反工作。自此，“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被正式下达，两年之内全国300多万干部群众，55万“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和改正。尤为重要的是，在此次会议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大部分转移到了农业和经济建设上来，讲改革，要开放，积极向国外借鉴商业理念，招商引资，开始扶植国内个体经营户和各类民营企业。
至此，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是一片从未如此自由与广阔的蓝天。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改革开放可谓是水到渠成，随着30多年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招商引资和退缩的外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对外招商引资成为发展的重点。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开了先例，三十多年之前，中国外资管理委员会正式向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颁发了批准该公司成立的通知，这份特殊的文件成为中国招商引资的历史性见证。作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它成立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开创了中国对外引资的先河。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个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美国时，就被美国的汽车业巨头通用汽车公司询问能否在中国开办中外合资的企业。由于当时的中方负责人还保留着外资是毒瘤的错误观念，便否决了这一提议，而与此同时，外国的投资商人们也并不喜欢当时中国的投资环境。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的企业犹如一塘死水。许多外国友人就曾经访问过中国，他们深入到国内的纺织工厂里观察工人的工作情况，发现中国企业里工人们并没有外国工人那样看起来干劲十足。
其实，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国有企业之中相当普遍，这是因为国企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福利措施使得工人这个职业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饭碗，大家都挤破了头地往工厂里钻，这就导致在企业中出现了一种在别的国家看来的奇怪现象：工人们长时间无所事事，然而生产线上工人却是还在逐日增多。
就在外国工人把他们的工作看成是一种机会的时候，中国的工人们则将工作看做一种特殊的权利。工厂之中的管理人员并没有任何的权力，他们从来不敢对工人阶级的成员们有任何的压制行为。甚至在国营企业之中，工人的身份是可以继承的，比如当一名工人退休之后，他可以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这家工厂里面继续从事这份工作。
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正是中国工人的这种松垮的工作态度以及中国企业的这种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外引资的时机还不那么成熟。
当时的党中央也充分认识到了对外引资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在与国内工商界元老进行交流时就曾经说过：“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些，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1]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访问。在这次出访之中，邓小平专程与当时已经是年过古稀的松下幸之助进行了会面。作为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是一位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亚洲传奇人物。
邓小平在松下先生的陪同下参观了松下电器公司的电视机生产车间，邓小平在其后的讲话中说道，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电子仪表、电子工业和自动化等技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也正是在这次访谈中，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向外国企业抛出了橄榄枝。
1978年，北京的冬天还是一如既往的寒冷，但是一位媒体工作者却在报纸上写道：“久违的阳光终于照在了满目疮痍的神州大地上。这是因为这年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了，实施改革开放的伟大方针在会议上被正式确定，中国的门户终于向外打开了。”
这一年的7月份，在邓小平的亲自倡议和指导下，中国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紧接着，《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陆续颁布实施。
随着中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在1979年，松下幸之助对中国进行了商务考察。在这次考察期间，他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一份协议，这便是“技术协作第一号”协议。在协议中，他承诺向上海的工厂提供成套的电子仪器设备，同时向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赠送价值上亿日元的设备以支持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由此一来，松下幸之助成为自改革开放之后在中国进行投资的第一位外国人。同时，他在中国投资的行动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紧接着，日本其他的大公司也纷纷注资中国企业，在中国进行投资。
就在日本企业瞄准中国市场的时候，欧美的企业家们也已经嗅到了中国将要发生变革的气息。1978年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在1979年年初，中美双方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于是在1979年1月2日，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就获得了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销售可乐的资格。虽然当时的中国外贸部门对中美合作一直保持小心翼翼的态度，但美国人对自己的产品有绝对的自信，他们知道中国市场的大门一旦打开，利润就会像流水一样倾泻如注。
在这之后，目睹着日本和美国在中国取得的商业地位，欧洲各国的官员和商人都开始积极筹划，并利用中共中央领导人出访欧洲的有利时机纷纷表示愿意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交流的强烈意愿。
这些积极的投资行为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引进外资的热情之火愈燃愈烈，但太过热情就容易导致急于求成，甚至有些盲目。在此后很短的时间里，中央政府便筹划了一个庞大的10年招商引资计划，整个计划决定引进外资600亿美元，用这笔钱扩大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武器产品的生产，建立起120个大型项目，在这之中就包括开矿炼钢与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项目。
但是事实证明，该计划有些不切实际，国家最终不得不改变这一策略，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许多与国外签订的合同被迫推迟或者是撤销。这一现象像一盆冷水把外国企业的投资计划浇了个透心凉，之后的几年里，外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大大减少。
后来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一计划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缺乏必要的付款能力。这是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次试图利用外资来建设“中国大厦”的浪漫构想，但退缩的外资却证明浪漫主义在经济建设中是行不通的。邓小平在发现这一计划无法实现的第一时间，就迅速地调整了战略方针，重点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造，并且在经济偏弱的南方搞特区进行试验。由此一来，中国企业这匹骏马终于在即将脱缰的危险时刻被紧紧拽住了。
深圳：以土地开发起家的特区蓝本
有些资料之中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深圳是一个偏远的荒凉小镇、边陲渔村，其实这种说法是对深圳历史的一种误读。深圳发展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早在夏、商、周时代，深圳便成为当时的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当时居住在深圳沿海丘陵地区的百姓，是百越部族的分支——“南越部族”，在宋朝年间，深圳便已经成为南方海路贸易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枢纽，“深圳”这一地名最早见于1410年的史籍，于清朝初年建墟，因其水网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至此深圳市正式建立。深圳市刚一成立，便受到广东省和惠阳地区的双重领导。
深圳真正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一次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在深圳建立特区，当时他主张“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他列举的十多个可以先富起来的城市之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深圳。而此时邓小平提到的是“深圳”，还并不是人们常常说起的“宝安”。随着会议的进行，邓小平还列举了深圳可以先富起来的诸多条件，这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诸多共鸣。就在会后不久，深圳建特区的准备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1979年接近尾声的时候，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率先在深圳的蛇口开发了一平方公里的荒坡用于建立工业区，在这个工业区里面总共兴办了23家工业企业，同时还开通了国际微波和直通香港的货运码头。随着深圳大量吸引外资，兴办的企业数量在逐年增多，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建立起了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