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入世开始：中国企业走向世界
入世，一个中国人为之努力的目标终于在2001年得以实现。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企业如何发展成为一个摆在人们面前最为紧要的问题。于是，国有企业开始了上市的步伐，民营企业也走上了重型化道路。而就在这些企业加快发展的同时，一场寒流正在席卷整个互联网行业，他们将要经受一场新的挑战。
中国进入WTO：全球化时代到来
2001年12月11日下午，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国家一致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决定。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代表中国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这标志着中国长达15年的复关谈判和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结束，中国迎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在中国入世前后，中国企业的未来和发展走向成为最热门的话题。日本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出了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此时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工厂”，在彩电、冰箱、空调、摩托车等传统家电类产品之中，“中国制造”已经在世界市场份额中排名首位。他们由此推断，中国的企业家们会像20世纪80年代时期的日本一样，用企业来征服全球。随后，“中国威胁论”兴起。
在出现这种声音的同时，还有一种观点在传播着。有一部分学者预言，一旦加入世界市场，中国的国有经济体制将难以维持，国有企业将会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之外，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宏观稳定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还有人曾经预言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坚持5年就会瓦解。持有这一论点的人还提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尽管人们持有不同的意见和结论，但从短期来看，加入WTO确实对民族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发展利远远大于弊。世界贸易组织的130多个成员中既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还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入关”时，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入关”而导致经济被冲垮的。这就为中国入世提供了一个重要借鉴。
加入WTO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有利时机，使中国企业开始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际市场，接触国外企业，从而学会了在竞争中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加入WTO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同时还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还为中国企业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机会，同时中国企业也学到了国外企业的运作方式和管理经验。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参与和制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提高了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此外，加入WTO之后，利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公平合理地解决争端，提高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寻找商机，与此同时，外来直接投资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WTO对中国的影响将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变革中的中国即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运动
中国加入WTO之后，在国有资本进行重组、跨国资本加强渗透的同时，民营资本作为“第三力量”也开始了重型化道路。在这方面，有三个人最具代表性，他们都在曾经不对民营资本开放的领域取得了突破和进展。
第一个便是四川刘家刘永好。民生银行创建于1996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正浓之时，当时的全国工商联主席、金融专家经叔平提议，成立了民生银行。经叔平出任董事长，刘永好以865万元成为第一批股东单位。
在此后的发展之中，随着经济发展波动，民生银行效益时起时落，股东也是时进时退。只有刘永好一直在坚持收购民生银行的股份，其持股比例逐年提高。2000年5月，刘永好已经持有了民生银行7.98%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2000年11月，民生银行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并立刻引来资本市场的热捧，申购新股冻结资金超过4000亿元，创下当时的全国纪录。刘永好也因此成为了一个亿万富翁。
如果说刘永好是因“改革示范”而发展起来的话，吴鹰则是在国有垄断企业的竞争之中发展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手机的普及，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控制了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面对这样的局面，曾经的龙头老大中国电信则只能从事固话业务而无法获利。正是在这个时候，吴鹰抓住商机。他将日本发明的一项名为PHS（流动市话）的无线技术引进中国。这一技术可利用已有的固定电话网、以无线接入的方式提供无线通信服务。虽然在日本，这是被边缘性的技术，但在中国，它成为中国电信进入无线通讯行业的钥匙。
为了抓住商机，吴鹰成立ＵＴ斯达康公司，专门从事ＰＨＳ项目的设备供应，他为这款手机起名叫“小灵通”。随后，中国电信开始对小灵通进行强势推广，从而使得ＵＴ斯达康得到了快速的发展。ＵＴ斯达康公司于2000年3月3日在美国挂牌上市。在此后的发展中，公司指数不断上升，股价一直保持在20美元以上，成为表现最为优异的中国股。2002年，UT斯达康市值高达260亿元，吴鹰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他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人物”和“2001年中国十大最聚人气企业家”。
第三个值得记录的人是李书福，在民营企业重型化中他拿到了第一张民营企业造车许可证。
1997年，四川一家生产小客车的企业濒临倒闭，李书福看到了机会，最终吉利投资1400万元，成立了四川吉利波音汽车制造公司，李书福也因此拿到了小客车、面包车的生产许可。
1998年8月8日，在没有轿车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李书福造出了第一辆两厢“吉利豪情”。“吉利豪情”刚一面市，就开始了一场价格大战。当时中国最便宜的家用轿车天津夏利售价在9万元左右，而“豪情”开出的价格是5.8万元。为了应战，天津夏利开始降价，吉利也随之降价，当夏利开出3.18万元的“跳水价”时，李书福更是开出了2.99万元的最低价。此价一出，业界一片寂静。
在此之后，李书福为了拿到许可证而东奔西走，2001年12月，在国家经贸委发布的第七批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吉利赫然在列，李书福的汽车厂终于获得了生产轿车的资格。机缘巧合，在吉利获批的第二天，中国在多哈会议上正式批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入世”与“李书福入局”成为了中国媒体议论的焦点。
在这场民营企业的重型化过程中，刘永好、吴鹰和李书福开始了一段获利颇丰的商业旅途，他们的成功大多带有机会主义的成分，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国有银行大规模上市
伴随着中国的入世，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开始了一段新的发展历程，国有银行加快了上市的步伐。
通常来说，上市是为了融资，对于国有银行来说，上市却不仅仅是为了融资。商业银行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造，其核心问题是建立规范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通过改制上市可以加快银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中国的商业银行并不缺乏资本、市场以及业务，而是缺乏现代银行管理经验，缺乏制度创新。离开市场竞争和规范模式的引导，中国的银行就不能够与世界接轨。
2003年，国家在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试点，动用外汇储备来作为补充资本金对这两家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革。从2003年开始，中行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开始顺着财务重组、成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海内外公开上市的途径实施股份制改革。
在此之后，随着股份制改造，四大国有银行在股改之后顺利实现了上市，从而使得这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出现了发展新局面，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面貌：上市银行资本实力明显提高，盈利能力和经营基础都得到了长足进步，品牌价值和公信力大幅度提升。
根据2009年度的财务数据显示，四大行的税后利润从2003年的32亿元提高至2009年的逾3800亿元，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2009年末，中行、建行、工行和农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为 1.52%、1.50%、1.54%和2.91%，随着不良率的持续下降，国有银行的资产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
在国有银行发展的同时，投资者们也开始分享银行业成长所带来的红利。工、中、建三大行自上市以来，每年分红率持续保持在45%～60%的水平。以工商银行为例，截止2009年，上市4年累计分红1617亿元，居10年来内地上市公司累计分红榜的首位。
可以说国有银行的集中上市，为中国经济稳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与此同时，国有银行成为我国实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前锋，为各种实体经济提供了大量流动资金，在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中大放异彩。
群雄逐鹿：几经沉浮的互联网企业
从1998年开始，对于中国的互联网行业来说，群雄逐鹿是此后几年的典型写照。从1995年中国互联网元年，到1998年的混沌时期。曾经在坎坷之中前进的创业者们开始了新的征程，这些人之中就包括丁磊、马云、王志东……
2001年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年份。对于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入世就像是一道美丽的彩虹，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人们只有欣喜。事实上，谁也没有预料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就在这个不管民营还是国企都迅猛发展的年景里，中国还存在着发展低迷的行业，这便是因美国经济滑坡和受纳斯达克股灾影响的互联网产业。这个时期互联网行业英雄们正经历着他们人生中的一场寒流。
网易的丁磊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8月31日，网易宣布重新修正上年的财务报表，将此前公布的净亏损由1730万美元上高到2040万美元，由此引发了一场股市危机。仅仅4天之后，纳斯达克便以财务报表存在疑点为理由停止了网易股票的交易，网易也随即宣布丁磊将辞去公司董事长兼CEO的职务。
2001年，传出网易将要被收购的消息，但最有可能的买家香港有线宽频因为网易的财务问题而放弃收购。由于网易没有卖成，这使得丁磊重新经营网易。此时的丁磊开始对网易进行转型，他投资开发网络游戏，同时和电信商人一同开发短信业务。丁磊的冒险精神证明了他的直觉。虽然在2001年网易赔了2亿元，但是此后网络游戏的快速发展和短信业务的普及还是拯救了他。
无独有偶，阿里巴巴的马云在这一年也是焦头烂额。在互联网危机之前，美国的高盛和日本的软银公司已经投资2500万美元用于和阿里巴巴合作，财大气粗的马云也将总部迁至上海，同时在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香港设立子公司，他要将“红旗插遍全世界”。
在互联网寒流袭来的时候，马云就感到了危机的来临。他迅速做出部署，回归中国和回归浙江，关闭境外公司，把总部重新迁回杭州。当时，很多人劝他学习丁磊，因为此时阿里巴巴的用户已经突破400万家，无论是从事网络游戏还是短信业务都具备良好的条件。但是马云看中了电子商务，并决定继续走下去，当然，最终的结果证明马云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在经历过寒冬之后他终于走出了危机。
作为两家成功度过危机的代表，丁磊和马云显示出中国第一代互联网企业家在危机面前的应对策略。但是，发生在新浪公司的风波，则让人们领略了现实的残酷。
2001年6月4日，一条新闻出现在新浪网的显著位置：“首席执行官王志东已经因个人原因辞职，同时，他还辞去了新浪网总裁与董事会董事的职务。”虽然事出突然，但戏剧性的一幕还是出现了。6月25日上午9时，王志东照常来到公司上班。王志东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没主动辞职，他们没给我解释的机会。我现在从法律意义上依然是新浪的法人代表，对新浪负法律责任。我决不会以所谓的个人兴趣为名，逃离一线的战友。”但是结果已经决定，王志东只能离开。
就在这场互联网寒冬里，并不是王志东一人落寞了。8月，曾经创作首篇网络帖子《金州不相信眼泪》而著名的“老榕”王峻涛辞去了董事长职务。10月，中国最大的网络文学网站“榕树下”以100万元出售给德国传媒巨头贝塔斯曼公司。12月，因开发出中文Linux软件而闻名中国的深圳蓝点公司被一家汽车配件公司以100万人民币的价格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