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当做借款抵押的消息传来以后，招商局董事会立即表示了反对和抵制。1912年2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笔写信给招商局，说明新政府的窘境，“非得巨款无以解决民国之困难”。孙中山在信中表示了对招商局董事会的理解，并提出委派专员与企业进行更进一步的沟通。就这样，新政府与招商局董事会就借款一事达成了初步协议。让新政府没有想到的是，英美两国担心日本完全控制招商局，竟多方阻挠此事的达成。最终，这场借款风波以招商局借给上海都督府100万两宣告结束。
闹剧般的“借款风波”过后，创办近40年的招商局实现了完全的民营化，从此开始书写新的篇章。
在这场被世人关注的借款风波中，政府和商人针锋相对地展开博弈，这在之前的中国企业史乃至世界企业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事件既表明了动乱时局中政府力量的孱弱，也充分表明，中国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在经历社会变革之后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并开始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力量。
与商人阶层擦肩而过的国会选举
近代历史上，中华民国共成功地召开过两届国会。第一届国会被称为“民元国会”，成立于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于1913年4月8日在北京正式召开。在这届国会上，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但妄图做皇帝的他很快便在1914年解散国会，并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的第二届国会被称为“新国会”，也称为“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得名于北京的一条胡同。大军阀段祺瑞经常和自己的谋士及下属们在安福胡同的一座宅院里聚会，因此以他为首的组织就被称为“安福系”，相当于一个政党。安福系成员都是手握重兵的军阀，实力非常强大。1918年，在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控制了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决定进行国会议员选举，而这届国会也被称为“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选举，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带有普选性质的全国性政治选举。从参加人员上看，此次国会与上一届国会最大的不同在于，曾经的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被安福国会彻底排斥在外了。另外，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共三个派系参与了角逐，他们分别代表了三种社会力量：代表军阀的“安福系”、代表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系”、代表企业家的“交通系”。
安福系的领袖无疑是段祺瑞，自1916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他一直掌管着北洋军的帅印。段祺瑞出身行伍，擅长行军打仗，然而对现代政治却一无所知——这是他最为研究系所诟病的地方。
研究系的人均惟梁启超马首是瞻。自维新运动以来，梁启超早已名闻天下，他的议会政治理念也大大超越当时所有的国家政治参与者。早在1910年，梁启超就在《中国国会制度私议》中对议会的组织、选举、投票、政党等进行了论述，并认定“议院为今世最良之制度”。他格外推崇英国的政治体制，倡导在中国建立政党政治。
交通系的领袖则是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的梁士诒。梁士诒来自广东三水，是梁启超在佛山书院的同学。1903年，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前两年，梁士诒曾在殿试中获得了“一等第一”的成绩——实际上他已经考中了状元，然而却因为被痛恨梁启超的慈禧怀疑为“梁启超之弟”而最终名列第三名榜眼。梁士诒有很强的实务能力，因此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他被任命为铁路总文案，开始涉足交通部门。1906年被朝廷任命为邮传部提调，协助盛宣怀统管全国铁路。在任期内，梁士诒先后督办了京汉、泸宁、正太、京奉、广九等铁路，为近代中国的铁路干线建设立下汗马功劳。1908年，梁士诒创办了“官商合办”的交通银行——这个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甚至超过了盛宣怀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他本人也被称为“梁财神”。以铁路实务和银行金融为核心，一批官商和北方企业家聚集在梁士诒周围，形成了势力庞大的交通系。
此次国会选举的形势极其微妙，安福系因手握兵权，势力最为强大；研究系和交通系则相对势弱，但如果双方能够联合起来也可与安福系一较高下。客观来讲，研究系有着先进的政治理念，而这种政治理念也符合商人们的利益，可以说，交通系与研究系联合对二者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然而，交通系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安福系结盟。
交通系选择向安福系靠拢，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其一，商人普遍具有规避风险、注重实利的心态，面对强弱分明的安福系与研究系，他们必然会选择兵权在握的安福系；其二，交通系与安福系利益交织，关系盘根错节，比如安福系的段祺瑞、曹汝霖都是天津“裕元纱厂”的股东。
于是，最终出现了这样的大选局面：安福系用权力拉拢交通系；交通系则凭其雄厚的财力支持安福系竞选，并大肆贿赂研究系的成员，使之在关键时刻倒戈相向；而势单力薄的研究系既没权又少钱，在参选中举步维艰。最终，在1918年8月国会选举结束时，安福系竟在议员总数中占了90%以上的席位，这也是该届国会最终被命名为“安福国会”的最大原因。徐世昌凭借此次选举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正式大总统。
可以说，安福国会选举，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阶层最接近权利中心的一次机会。然而，商人们却在这次选举中做出了自认最为“明智”的选择，最终痛失与知识分子携手建立开明政治制度的最好机会。但最后的事实却是：军阀们利用商人赢得了竞选，但在登上权力巅峰之后，军阀建立的政府很快就以独裁和专制把当时的国内经济搅得混乱不堪，最终受损的还是商人们的利益。
五四运动：中国商业生态焕然一新
清末以来，中国的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在西方产品不断输入的情况下，中国本土工商业的发展仍然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各国无力东顾，才使得中国的工商业获得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是，参与工商业的人口持续增加，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得到巨大发展，城市中的工商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在五四运动中，他们成为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攻向当时被德国控制的中国山东，并强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据为己有。1918年，德国彻底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18日，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代表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在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了收回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缔日本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的要求。然而，这些合理要求却被帝国主义把持下的巴黎和会拒绝了，不仅如此，在随后拟定的《巴黎和约》中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悉数转让于日本。最后，懦弱无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回国内，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高师、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北京其他高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进行了情绪激昂的发言，号召大家救国存亡。次日，3000多名北京高校的学生冲破军警阻挠，齐聚天安门，他们打出“废除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甚至冲进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林宅邸，痛打了在场的“卖国之贼”章宗祥。
从形式上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学生的一次爱国救亡运动，但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这一运动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外，对于中国的商业发展，社会经济复兴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商业企业迈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从灾难深重的年代追溯中国企业发展的历史，才能够解开中国企业的成长基因。正是在工商企业的力量援助之下，“五四运动”才会由一场小范围的抗议游行发展演变为一场全民参与、影响深远的标志性历史事件。
在这场运动之后，中国的商业生态开始呈现新面貌。此后不久，中国民族企业家们发动了一场抵制日货运动，这场运动比1919年5月的群众运动声势更为浩大，还排挤了在中国产业经济重建中正不断抬头的日本势力。
各地抗议活动以抵制日货为主题。6月5日，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决定全埠罢业，荣宗敬便在讨论会上提议“一致戒用日本货”。中华国货维持会等非政府组织印制了宣传国货小册子，同时各种抵制日货的标语开始充斥大街小巷。
1919年7月“五四运动”达到高潮，这一时期日本对华出口几乎断绝。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抵制效果从贸易数据中明显地表现出来。1920年，日本对华进口额比1919年下降72%，损失达2915万美元，而其他国家的对华出口却增长33.3%。1921年日本对华出口又同比下降8696万美元，同期，其他国家的进口则增长30%以上。与此同时，抵制日货运动还有力地推动了华东民族棉纱业以及华南烟草和针织业的发展。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商业生态焕然一新，其中，张謇的大生纱厂所在地南通便是典型代表。
张謇很早就致力于南通的城市建设，大生纱厂的利润也大部分被他投入到建设公共事业上来。五四运动后南通已成当时中国最出名的县城。
1920年，一位学者描述他所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们就已感受到她的现代气息了。大道旁柳树成行，满载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车、汽车在奔驰，高耸林立的烟囱在冒着烟，工厂的机器轰鸣声在回响——一个欢快劳动的日子又宣布开始了。在江岸边建有现代化的码头和仓储设施，通过现代化的公路和运河，运输线四通八达。我们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种，并由田间小路分割成几何形状。在居住区内有大量精心种植的树木，在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类似的情况。”
1922年，中国科学社在南通举行年会，梁启超到会，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文学家鲁迅的朋友、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南通因商业的发展而带动生态发展模式如此让人感奋，在此后很长时间里成为中国民族企业家的梦想，各地纷纷效仿。
可以说，五四运动后中国商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同时，随着商业的发展，各地的城市面貌也开始焕然一新，这里面不无中国民族企业家们的功劳。
上海“独立”商人寻求自治的闹剧
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历程之中，经历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中国的黄金十年，企业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政府与企业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这一时期，商人企业家们在关注自身商运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政治的发展。
可以说，一方面企业家的政治热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这种热情也还是非常的幼稚和不清晰的。1921年10月，在商会联合会的新年年会上，许多年轻的会员们提出了参与政治的口号。一位名叫唐富福的人在发言中大声呼喊：“我们用不着仰赖某个个人，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现在该是商人面对现实，摆脱陈旧的不参与传统，投身政治的时候了。我们拒绝将我们所主张的开明政治与那种黑暗的政治混为一谈。中国商人要拯救这个国家。商会总是以不参与政权为自己的荣誉，但在今天，这种节制却是我们的耻辱。”这番精彩的演说被刊登在了当时的报纸之上。他的论点也在这次年会上得到了响应，穆藕初等人对此表示赞同：“实业界人士务实不闻政治的陈旧观点，是不值得赞赏的。应团结起来，采取适当的方式，推动政府改善国内局势。”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中国企业家阶层的自治理念以及参政意识得到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丁文江、胡适等文学大家也提出了“好人政府”的概念，就是说人民政府必须由“好人”来进行管理，通过专家来解决那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而所谓的“好人”，主要是指那些企业家阶层以及知识分子等。
为了实践“好人政府”以及商人主政的政治主张，各地商会先后组织提出了数以千计的各式设想和方案。1923年3月，汉口总商会向国内各主要城市的商会发出了一份《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提出仿效中世纪欧洲汉萨同盟的理论，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联盟”。汉萨同盟起源于12世纪中期，是德意志北部一个著名的城市联盟群，它由贵族和富商共同发起，拥有金库以及军队，在最鼎盛时期有多达160个加盟城市。汉口议案认为“如全国各商埠能实行团结，声气灵通，势力雄厚，举国内外，谁敢予侮？”此案看上去很美，却一点也没有操作的可能。
在幕后协议无法实现的情况之下，商人们对于政治产生了怀疑，汉口议案后不久，商人群体转变思想，开始了由协议方式向抗争转变，上海的企业家更有过十分大胆的、闹剧式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