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达延安，毛泽东高瞻远瞩地作出了长远擘画，要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引向人民胜利的目标，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此，必须以马列主义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这是一项极其重要而亟待解决的紧迫任务。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提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
毛泽东号召全党上下开展一场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的“学习竞赛”，并且充满信心地预言：“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一场以延安地区为中心，以党的干部为主体的学习运动规模空前地深入开展起来。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全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确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全党的理论水平与知识能力与当时指导经济建设工作的现实需要还有巨大的差距。面对新中国各项事业恢复和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党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也更加迫切地需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党范围的新的理论教育活动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导致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严重错误。为了纠正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专门写信建议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他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并且要联系我国国情，有机地与中国的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以正确的理论思想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的开展。
1963年5月，毛泽东向全党高中级干部又提出了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这30本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7月11日，为了落实马列著作学习的任务，毛泽东亲自召集宣传教育系统相关同志布置具体工作。他要求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工作，尤其强调要注意提高高中级干部的读书兴趣。他不仅提出了总的读书要求，还对出版这30本书的大字本、写序、注释、译文、封面用纸等等细节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意见，其认真、严谨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真心学马列，一生为革命。
朱德戎马一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八路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战绩，声名远播。他不仅是一位传奇革命军人，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学习楷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刻诠释了“真心学马列，一生为革命”人生追求。
1940年6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在职干部学习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表彰朱德为“模范学生”。在致辞中，朱德朴实地说：“我只知道一句俗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我们要向前看，不然就要掉队。”在战斗期间，朱德不管是恶劣艰苦的条件，还是忙碌紧张的工作，总是坚持不懈地学习，甚至在经历一天的行军作战之后，晚上仍然读书到深夜。他反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以及毛泽东的重要论述，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论持久战》，等等；还如饥似渴地研究所有能够获得的各类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资料，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形势深入思索。
革命战争年代，书籍杂志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源，只要有机会得到，朱德一定不会放过。他总是用心地阅读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书籍册子，如果能找到马列主义的书籍就更是喜不自禁了。
对于学好马列主义，朱德有自己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学习马列不仅要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还要能把理论运用到实际中来改造现实，进而去丰富和发展理论的内涵。他说：“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和实际联系起来，要能在实际中运用，要能改造实际，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身肩重任、日理万机的朱德从未因工作繁忙而放松了对自己的学习要求。他利用空闲时间系统研读了中央规定的高级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经常反复研读，认真做笔记。为了深入理解毛泽东哲学著作的精妙内涵，有的著作他通读了十余遍，每次研读都一一做批注，文章末尾还会标上阅读时间、地点和次数。
1976年5月，朱德收到了著名教育家、翻译家、社会学家成仿吾送来的根据1848年《共产党宣言》德文原本的校译本，请他审定。已经90岁高龄的朱德不顾身体疲劳，迫不及待地对照旧的译本仔细审读起来，还不时作了批注。历经峥嵘岁月的磨砺，如今重读起这部经典著作，那些熟悉的段落、语句，那字里行间所包含的真理，时时激荡着朱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决定亲自登门拜访成仿吾。当两位老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朱德说：“你们重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我昨天一口气看完了，很好懂，主要问题都抓住了。看完后，不用讨论就明白了。阶级斗争问题、民族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都讲了，讲得很清楚。”他关切地说，“弄通马克思主义很重要，为了弄通，要有好译本。”他还嘱咐成仿吾，有了新的译著，要及时送给他看。
遗憾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以后，朱德便与世长辞了。他奋斗终身、锲而不舍的学习实践，真正践行了“做到老，学到老”的人生箴言。
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2004年以来，党中央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9年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出版。习近平同志对这两套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这两套书“全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
一直以来，习近平同志十分关注党员干部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2010年12月14日，习近平同志到国家行政学院调研时，语重心长地要求国家行政学院的学员都要读一点马列经典。他说：“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年轻的同志，有的过去没有读过经典的，要补上这一课。”
他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也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要做到不仅懂还会用，要营造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集体氛围，要在学校等场所开设相关科目，讲授经典代表性篇目，以便科学地指导学员将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机结合起来学习。
在2011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学员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再一次指出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同时，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
阅读经典著作，是学习知识、拓宽视野、训练思维、增加思考深度的过程，也是提升洞察力和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的过程，有益于升华思想和道德水平。
今天，中华民族正沿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康庄大道奋勇向前，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也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就是要弄懂弄通其精髓要义，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要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头脑清醒、信念坚定、科学分析、正确判断。
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
青春寄语
一个人的成长与其阅读紧密相联。
下功夫研读马列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和把握，还能受到良好的思维训练、知识修养和道德熏陶。
综观历史，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研读经典，汲取营养，修养党性，从而坚定理想，丰富知识，提升能力，最终实现了个人发展与事业进步。
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资讯激增，各类信息充斥生活，良莠不齐。唯有经典，才能历经岁月荡涤而愈发闪亮智慧光芒，也唯有经典才更能滋养生命、启迪人生。
7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的书卷人生
毛泽东，1893年生于湖南，1976年逝世。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诗人，书法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毛泽东卓越的一生，犹如璀璨的恒星，照亮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的20世纪全球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四多”习惯伴一生
谈到毛泽东，史学家们会有很多的形容词来描绘他的雄才大略，但是“嗜书如命”这个词却是他不同于古往今来的众多伟大人物的鲜明特点之一。爱读书，贯穿于毛泽东辉煌的一生。他不仅读得多，同时也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种良好的阅读习惯被好友周世钊总结为“四多”。在毛泽东83年的生命历程里，这种习惯一以贯之，不论条件多么艰苦，哪怕形势多么危急。
世人皆知毛泽东爱书，但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可从他的藏书、批注、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即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为了能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更多的时间用来阅读，毛泽东特意要求警卫员改制了木板床。这个木板床尺寸极其宽大，几乎是普通床铺的一倍半大小，并且被设计为前端稍高、后端稍低的形态。这样整个床就有了一定角度的倾斜，满足了毛泽东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而且，床宽大就有了码放书籍的地方，方便随手取阅。
不仅如此，作为国家图书馆一号借书证的持有人，毛泽东经常从那儿借阅图书认真研读，尽情徜徉书海。
毛泽东很早就深刻理解了读书的诀窍，只有手眼并用、学思结合，真正全身心投入，才能体会书中真谛。他坚信一个信条—不动笔墨不读书。每每读书时，他总是一边阅读一边用笔认真地做各种注记。当然，他并不是盲目地记录书上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而是把阅读中的体会、看法、疑问、点评、引申等等智慧的火花随时留存下来。他一生的读书笔记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重要文章的摘录本或手抄本，二是上课时记录的课堂笔记，三是他平时自学时的各类笔记。
毛泽东喜欢把自己的见解和思考随手写在书页上。他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会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他的好友罗章龙曾回忆说：“毛泽东看书爱加批注，打记号，每本书看下来他都打记号。”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了他的晚年。据统计，存放在菊香书屋的书籍中就有1300余部（册）留下了毛泽东圈点、批注过的痕迹。
毛泽东非常认可并经常引用孟子的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读书的过程中，他总是不断地质疑、发问、探究。对于学习中出现的每一个问题，总是刨根究底、力求清晰明了。也正因此，在阅读大量的文史资料时，毛泽东频繁地使用《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工具书辅以考证。新中国成立后，他亲自关心和督促修订了这几本重要的工具书，为广大读者更加便捷地阅读学习提供了便利。
他相信，读书如同做事，必须兼具勇敢与严谨，既要有勇气去大胆怀疑，又要有毅力去小心求证，要坚持和维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学习中国文史古籍是这样，对待马列著作更需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