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战士们自制的锄头、镰刀、纺车、擦枪油、木枪等器材，看着用桦树皮做的“不花钱的油光纸”，看着养猪场里一大群懒洋洋的肥猪和一窝乱拱乱跳的小猪，看着田地里沉甸甸的谷穗和黄澄澄的谷粒，毛泽东满意地说：“你们这里什么都不用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与民同乐
在延安，党的领导人和群众吃同样的小米饭，穿同样的补丁衣服，常常在路上跟老百姓唠家常。
一天下午，毛泽东在枣园附近碰到几位老人，便热情地打着招呼，走过去跟他们聊起天来。当得知有两位老人明天过生日时，他高兴地说：“那很好呀！你们正是‘六十花甲年高有德’的人，应该给你们贺寿才好！”
一个老人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像我们这号受苦的人，哪还能谈得上过生日贺寿呢？”
毛泽东认真地说：“如今咱们翻身了，生产搞得也好了，这叫人寿年丰啊！明天就是元宵节，你们都到我那里坐坐，咱们大家一起贺个寿。”
第二天，老人们相约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赶忙走到门外迎接他们。一位老人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流着热泪激动地说：“毛主席呀！我们祖宗三代都没有贺过寿。你把我们庄户人家的大事小事都挂在心上。你是我们受苦人的大救星呵！”
毛泽东微笑着，亲切地说道：“老人家，不要难过，咱们过去是苦，可今天翻了身，生活大改善，自己当家做主人，应该高兴才是呀！”
老人用手擦了擦眼泪：“今天这个世道变了，我不难过了。你给我们引路，共产党给我们谋福，有吃有穿，丰衣足食，我们心里都乐呀！”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心地笑起来。
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残酷的战争并没有压垮坚强的共产党人，物质生活的艰苦也没有妨碍精神生活的丰富。一些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陆续开展，唱歌、跳舞、打篮球、踩高跷、扭秧歌，以及常常上演的电影和戏剧，使延安的文化生活呈现出勃勃生机。
每到周末，大大小小的舞会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夜幕降临，乐队奏出悠扬的乐曲，吸引着大家走进“舞场”。在这里，没有干部和群众之分，没有首长和士兵之别，更没有职务高低之别，只有喜爱舞蹈、热爱生活的人。不仅中央领导人和各级干部来跳舞，平时负责服务工作的勤务员也加入到跳舞的人群中。周恩来的华尔兹跳得漂亮、标准，朱德的舞步稳健、朴实。
毛泽东有慢性肩关节炎，医生给他开了一个特殊的药方—学跳交谊舞。经不住医生们的连劝带磨，对跳舞毫无兴趣的毛泽东答应试试。经过反复练习，他终于学会了跳舞，还能够随着音乐的节奏变换一些动作。不过，大多数时候他并不跳，而是坐在一边跟大家聊天。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双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机会。它弥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无法和别人说话了。”
看戏是广大干部群众特别喜欢的事儿。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举办晚会，演出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戏。老百姓像过节一样高兴，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看到高潮处，大家激动得又是鼓掌又是打口哨。
许多中央领导人也来看戏了。他们看到如此盛况空前的情景，感到非常震撼。毛泽东对工会负责人齐华说：“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就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
为了满足群众的需求以及更好地进行抗日宣传，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了。许多领导人都很关心剧团的发展，毛泽东拿出30元钱给剧团买毛驴和气灯，周恩来、博古每人拿出50元法币支持剧团建设，贺龙还特意把缴获的日军战利品送给剧团使用。
民众剧团紧密配合抗日形势，演出了《冲上前去》《好男儿》《中国魂》及《十二把镰刀》等经典剧目，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把剧团喻为“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播撒到哪里。
在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优秀文艺作品，如新歌剧《白毛女》、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秧歌剧《兄妹开荒》、新编京剧《逼上梁山》、评剧《三打祝家庄》、歌曲《东方红》，以及小说《小二黑结婚》等。
在周恩来的直接支持下，中国第一个红色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也建立起来。他们以简陋的设备纪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军队和群众创造辉煌业绩的真实生活，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青春寄语
毛泽东曾说：“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升华出的延安精神。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都能使我们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征途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习近平同志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弘扬延安精神，就要保持延安时期那么一种忘我精神、那么一股昂扬斗志、那么一种科学精神，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奋斗。
3霓虹灯下的哨兵—南京路上好八连
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三营八连进驻刚刚解放的上海执行防务。
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八连官兵“拒腐蚀，永不沾”，发扬“穿草鞋”，“带针线包”，“节约一分钱、一滴水、一度电”的优良传统，保持了人民军队艰苦朴素的好作风。
1957年，一篇名为《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人们称赞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报道，以及《针线包》《行军锅》《一分钱》等一系列专栏文章，使八连的故事广为人知。
1963年，国防部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同年8月，毛泽东写下《八连颂》一诗，号召全军各部队向他们学习。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使“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更加深入人心。
身居闹市，一尘不染
八连的指战员大多出身于穷苦家庭，饱尝了旧社会的辛酸。参加革命以后，和敌人作战的条件又十分艰苦，可以说从来没享过什么福。刚到南京路，他们自然感到什么都新鲜。
灯红酒绿的南京路奢侈豪华，曾经是好逸恶劳、好吃懒做、铺张浪费的剥削阶级穷奢极欲的场所。它腐蚀过很多人的灵魂，也腐蚀过各式各样的军队。有人这样说：“站在南京路上，连吹来的风都是香的。”
当时，一些敌视新中国的人断言：“共产党进了上海，不要多久，就会发霉、发黑、烂掉！”还有人说：“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会红着进去，黑着出去！”事实证明：敌人的预言彻底破产了。以八连为代表的人民军队在敌人的钢枪炮弹前是英雄，同样抵挡得住敌人的“糖衣炮弹”。
那时候，八连住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仓库，睡在地铺上，穿的还是从老解放区带来的老布袜子和粗布衣服，有时还会穿着草鞋走在南京路上。在十里洋场站岗巡逻，是对八连战士的考验。衣着考究的男士，打扮妖艳的女士，霓虹闪烁的舞厅，充满靡靡之音的歌厅，这些都是八连战士从未见过的情景。一些人甚至故意在战士们面前掉落些零钱、香烟等东西，以此来试探共产党的军队是不是真的不被物质利益所诱惑。
八连战士始终保持着拾金不昧的良好风气。大到一件衣服，小到一方手帕，甚至是一分钱，战士们都尽力寻找失主，实在找不到就作交公处理。有一天，战士徐淑潮拿着一分钱跑来说：“指导员，我捡到一分钱，交公。”旁边有个新战士“噗哧”一声笑了，又赶快用手捂上嘴。指导员却郑重其事地接过钱，并把徐淑潮的名字和他的事迹登上了光荣榜。
当天晚上，指导员找那个发笑的新战士谈话说：“一分钱虽然微不足道，可交了公是人民战士的本色。如果你留下它，它就会在你的心灵里染上一个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给养员朱英才在路上捡到一张领款证。他怕失主着急，赶快按照上面的地址，亲自送到失主家里，果然失主正为此事而焦急不安。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大爷见解放军战士把领款证送上门，感动地说：“从前国民党军队见了就要抢的东西，现在你们拾到了，还亲自送上门。我活了七十多岁，从没有见过你们这样好的军队，你们真是毛主席教出来的好战士。”
在八连，像这样的事多得数不清。
克勤克俭，慷慨无私。
八连有句口头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八连战士每个人都会针线活，新来的战士不会缝衣服、缝被子，连长就利用休息时间耐心地教他们。
战士罗大大的一双袜子换了六次袜底都舍不得丢。许长松的一件衬衣已经是补丁连补丁了。指导员王经文的被子还是十年前发的，装衣服的就是一个旧肥皂箱子。
八连有位排长，叫张文清。他把1949年上级发的一床被子脏了洗、破了补，一年又一年。经过多年的磨损，连被面原来是什么颜色都看不出来了。
1955年干部实行薪金制后，当排长的一个月可以拿六七十块钱。战士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排长还要盖这样的被子，有的就在背后悄悄议论。张文清知道后，便向战士们讲述解放军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他转业好几年后，八连的干部去看望他，发现他竟然还盖着那床破旧的被子。
班长曹满送的妻子来探亲时，看见丈夫的衬衣有许多破洞，便坚持要给他买件新衬衣。两人在百货公司逛了半天，可曹满送总是下不了决心买。最终两人还是空着手回来了。
回到连队，战士们七嘴八舌地吵着要看班长买的新衬衣。曹满送笑呵呵地回答说：“行啊，你们等一会儿啊！”说完他就进了宿舍，剪开两件有破洞的旧衬衣，把没有破的部分拼合起来缝成了一件。拿着自己加工而成的衬衣，曹满送高高兴兴地给战士们展示起来：“看，这就是我的新衬衣！”
战士黄长根每月只有几角钱的花销。常有人问他，难道就不想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他却总是回答，吃好的，穿好的，谁能不想啊，“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要是人人光想自己享福，共产主义谁去建设呢？”
八连官兵对自己这样克勤克俭，对他人却是慷慨无私的。三班战士易桂生家里来信，说他的母亲病了。指导员知道后，悄悄寄了20元钱给他母亲治病。易桂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他姐姐到连队看他，他才知道部队有人寄了钱给他妈妈看病。易桂生很想找到这个好心人，到处打听，却一直没有结果。最后，他找到指导员，希望指导员能帮忙查找。指导员仍然没有告诉他，只是说：“这点小事，查它干什么，你好好工作就行了。”
在八连，发生过无数次暗地里寄钱帮助他人的事。上到干部，下到战士都这样做过。他们平常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一分钱都计划着花。但是当有些地区遭了灾荒时，他们一下拿出300多件衣服和鞋袜资助灾区人民，丝毫不会觉得心疼。
战士吴岳生平常一根冰棒都舍不得吃，但是为了给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点滴力量，他毅然把积攒下来的75元钱全部买了“建设储蓄券”。这样做他觉得十分充实和满足。
优良作风，代代相传
时光飞逝，斗转星移，“好八连”艰苦奋斗的精神却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在一批又一批战士中层层接力、代代相传。有几样看似极为普通的东西，已经成了八连的“传家宝”。
1947年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下了一口行军锅。老炊事员王景全把它捡了回来，每天用它烧水做饭，行军打仗全都背在身上，连进上海都舍不得扔。他觉得即便大城市有新锅，也应该先让老百姓用。老炊事员复员后，八连战士仍然用这口锅做饭。直到1956年，上级规定统一用新的行军锅，这口旧锅才进了连队的“博物馆”。
八连有个工具箱，最初是一个老战士用木料做的，里面放着修楼梯、修床板用的小锯、钉子等。老战士复员时，把工具箱送给战士李祖根，把自己的手艺也传给了他。李祖根学老战士的样子，修旧利废，为工具箱增添了一些新工具，还开辟了补鞋的新业务。在李祖根即将复员的时候，又开始教战士葛傅义学习技术，做好接管工具箱的准备。
针线包也是八连的传家宝，每个战士都有一个。老战士复员时，送给新战士的交班礼物就是针线包。就这样，后辈向前辈学习，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一批批优秀的战士在“好八连”成长，优良的作风得以传承。
在八连的同志，锻造了艰苦奋斗的品质，而离开八连的同志，也在新的岗位上弘扬着艰苦奋斗的传统。1959年，八连有17名战士复员到上海市的一个工程队工作。他们穿着旧军装和带补丁的鞋袜，一直记着自己是“好八连”出去的战士，一定要把连队的光荣传统带出去。
工程队里有个姓高的工友，喜欢吃好的穿好的，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还要找别人借钱才能生活，最后竟然连鞋子都买不起。老战士张友让就主动和他谈心，告诉他艰苦朴素对自己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意义，还拿出自己的鞋子给他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