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①
编者按：
本文原载1996年5月《中国空军》双月刊。该刊编者按中写道：“徐舜寿是一位对我国航空工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飞机设计专家。伍修权同志为怀念这位如今鲜为人知的杰出人物，在原航空工业部部长莫文祥等同志的支持下，写了这篇文章。”
当我国航空工业正在展现新面貌的今天，尤其是当我们看到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新型飞机在蓝天翱翔时，我们不由深深怀念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的初创人之一、我国著名的航空工业专家、共产党员徐舜寿同志。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祖国航空事业的献身精神和重大贡献，他在飞机设计事业上的丰富学识及其组织才能，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及一个科技专家的治学态度，至今仍为每一个熟悉他的同志铭记不忘。
爱国爱党 立志献身
徐舜寿同志早在学生时代就立志于航空事业，16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攻读航空专业。20岁毕业后，适值抗日战争爆发，他抱着航空救国的志向，又考入原中央大学航空研究班深造。后在新疆伊宁航空训练班讲授飞行原理，为我国反侵略战争培训空军人才。1940年，他创造了飞机性能捷算法。1944年，他又编辑出版了一部英汉航空词典。同年他赴美国学习，于1946年回国。他目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就与我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1949年春天，挈妻将雏，深夜偷渡封锁线，到达了解放区。最初在我军东北航校机务处任工程师。不久后随军南下，参加我国南方某地机场修建工程，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服务。随后，在华东空军航空处航空研究室任飞机组负责人。1949年1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初期，他担任了航空工业局技术科科长，曾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航空工业部提供了许多具体方案和计划数字。他又通过自学，较快地掌握了俄文，翻译并审核了大量的技术资料，推动了试制苏式飞机的技术指导工作。但是他的主要目标却始终是自行设计飞机。在他的积极建议和努力工作下，1956年航空工业局决定建立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授命他担任设计室主任。创业初期，困难重重。既无试验设备，又无设计经验，除他本人和总工程师黄志千等少数几个同志外，大多数人员是离开学校不久的大学生和中专学生，有的还不是学的航空专业。但是他满怀信心地提出，一定要尽快地设计出中国自己的飞机来。他和黄志千等同志根据当时的需要和可能，提出首先设计喷气式中级教练机的方案。他当时经管两个型号的设计工作，十分繁重，尽管身体不好，还是和大家一起画模线、计算强度。那时他39岁，设计人员平均年龄是25岁。就是这支一百来人的年轻的技术队伍，夜以继日，没有周末例假，春节也不回家，只用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设计图纸。一些老设计人员回忆起当年工作的情景，至今心情十分激动，说那是他们一生的黄金时代。
新中国第一架喷气飞机的诞生
1958年7月26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飞机“101”飞上了天：叶剑英元帅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了庆功祝捷大会。这架飞机的性能在当时同类型飞机中是比较先进的。就在我国开始这项设计时，还有几个国家也在设计这种飞机。他们的工业基础都比我们雄厚，设计经验也比我们丰富，但是他们的同类型飞机在我们的“101”上天后一二年才陆续试制成功。这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上天，在我国航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飞机上天以后，徐舜寿组织全体人员总结经验，并且冒着酷暑来到福建前线机杨，听取飞行人员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要，为设计新的超音速歼击机，迈出新的一步。他开始研究设计新型飞机的初步方案，为了适应新机研制的需要，又积极提出和参与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一个高速风洞。
徐舜寿等同志在航空事业上的贡献受到党的重视，早在“101”号试制时，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还不宜公开宣传这一成就，请人转告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先做“无名英雄”。到全国三届人大时，周总理即指示航空界应有代表。根据这一指示，徐舜寿同志光荣的当选为三届人大代表。
徐舜寿同志有着强烈的事业心，时刻都在考虑新型号飞机的设计，同时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设计室刚成立，他就提出了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设计指导思想，强调飞机设计必须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内技术水平和工厂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在刮浮夸风、盲目追求高指标的年代，他没有随风倒，不盲从，不迎合，举出大量技术上的论据，反复说明不能脱离国力、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办事，循序渐进。尽管受到很大压力，甚至受到批判，但他从不放弃合乎科学的正确主张。1963年在航空设计研究院的党代会上，他还从战术技术要求的制定、草图的设计，直到飞机试飞定型、转入成批生产的过程做了周密的说明，以此论证研制一架现代化歼击机所必不可少的周期。鉴于周期为时较长，他提出应尽早起步。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和实事求是的。他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科学真理的精神，给周围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培养专业人才 开拓航空工业
徐舜寿的另一卓越贡献是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充分了解爱国而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敢于大胆使用；他一贯鼓励青年技术人员钻研业务，要他们“坐下来，钻进去，冒出来”，成为自己专业的“状元”和“尖子”；对于成绩突出的技术人员，他建议党组织委以重任；在政治风暴中，他努力保护热爱航空事业的技术骨干。当有的技术人才得不到重用时，他曾经激动地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道：“这个人如果不够从事这一工作的政治条件，你们就把他调走。既然不是不够，在我这里我就要使用。要用人家，又不信任人家，这样的事我干不来！”
他对于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一直要求很高。他曾经提出：“一个飞机设计人员一定要熟悉十种以上飞机的同一构件或系统的构造，并能进行分析比较，论述其优缺点，概括出各设计家的传统，知其所以然。”为此，他一开始就狠抓了设计人员对图纸资料的学习；他还将我人民空军击落的敌机残骸弄来，让大家拆开研究，了解敌机的构造和性能。他对各类人员都提出严格要求，不仅计算、画图要求准确、迅速，甚至图纸上的仿宋字也要求写得一丝不苟。他重视经验总结，在设计任务完成后，不仅作全面总结，而且要求人人写出自己的经验体会，说这些总结就是后来人的技术经验和传统作风的现实教材。
作为一个技术干部，他不空谈政治。但他总是把当前任务同国内外形势、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设计人员充分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产生一种使命感。他和设计人员朝夕相处，关系融洽。许多人几十年牢记着他的热情帮助甚至严厉批评。他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培养了一支勤奋钻研、工作忠实严谨的科研队伍。
徐舜寿的工作经验及组织才能，特别是其丰富的知识，深为周围同志所敬佩。他熟悉飞机设计的各个专业和飞机生产的各个环节。他重视科学管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组织编写了规范手册、图纸管理制度、零件设计原则和设计员手册，等等。今天这些仍然是培养和考核技术人员的依据。为了发扬技术民主，实行技术责任制，他极力主张建立技术委员会。虽然当时遭到一些非议，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终于得到普遍推广。他重视图书资料工作和国外技术发展情况，注意介绍推广并亲自动手翻译。早在1953年，他看见国外新出版的一本《飞机强度学》，便利用出差机会在旅途中进行翻译。他曾在火车的硬卧车厢里，伏在手提箱盖上，以半小时一页的速度翻译着，一趟出差结束，一本书也基本上译出来了。他所领导的单位经过长期积累，保存了相当完整丰富的技术资料，成为本专业的一笔巨大财富。当国外航空工业开始使用电子计算机时，他立即向国外订购，因而我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使用电子计算机计算结构强度。
英年早逝 业绩永存
随着国防建设发展的需要，最初只有百十人的飞机设计室发展成为上千人的飞机设计研究所。徐舜寿担任副所长，负责技术领导工作。
他不仅在工作中敢于领导，严于管理，善于决断，勇于负责；而且十分热爱生活，爱好广泛。他常教育孩子们速算、练字、观看星座；休息时喜欢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并读原著以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他喜欢欣赏古典音乐，但在夜深人静、听到飞机发动机雷鸣般的试车声时，他不仅不感到烦躁，反而欣赏地说：“这才是最美的音乐！”
徐舜寿生于江南水乡，为了发展我国航空工业，他足迹遍及全国，并且长期生活在北方。每次调动，他从不讲条件、地点，往往只有一句话：“只要搞飞机，到哪儿都行！”虽然他走过的道路坎坷，心里却始终燃烧着为祖国设计自己的新型飞机的强烈愿望。正在他要为各种新型飞机设计施展自己的才能时，十年动乱开始了。徐舜寿同志遭到了残酷迫害，于1968年1月6日不幸去世。在最后的时刻，他还说：“我不能死，我还没有老，我还能为党工作。”他只活了50个春秋，正当壮年。我们许多熟悉他的同志，为他的过早去世、为我国航空科研事业的重大损失，深深感到痛心和憾恨！
可以告慰于徐舜寿同志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航空事业正在蓬勃发展，他生前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他毕生为发展我国航空事业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精通业务、善于组织领导的才干，他平易近人、光明磊落的作风，正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他当年的壮志宏愿，正随着我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各种新型飞机，直上晴空，长留蓝天！
注释：
① 伍修权（1908.3.6—1997.11.9），曾用名吴寿泉，湖北省武汉市人，徐舜寿的三姐夫。
1923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步兵学校学习，后任翻译。1929年调苏联伯力远东国家保卫局工作。1930年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参加过苏联红军。1931年回国后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治委员、军委直属第3师政治委员、汀（州）连（城）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任共产国际、中国工农红军总顾问李德的翻译。长征期间，历任红3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司令部作战科长。
抗日战争时期，长征到陕北后，历任红15军团73师参谋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等职。1941年回延安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后任军事调处执行部沈阳第27执行小组组长，授少将军衔，参加同美军、国民党军代表谈判，初露外交锋芒。1947年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和沈阳卫戍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49.11—1950），外交部副部长（1950.12—1955.1）。1950年11月，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并发表讲话的第一人。1953年3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总理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吊唁活动。1955年至1958年，出任中国驻南斯拉夫首任大使。此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75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0年9月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副庭长和第二审判庭即军事法庭审判长，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曾任北京国际战略学会会长、解放军战略研究所所长、中苏友好协会会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1997年11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主要著作有：《我的历程》、《往事沧桑》、《回忆与怀念》、《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