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很关心我们的学习。上小学时，他教我用四角号码检字法，还给了我一本《四角号码学生字典》。我学了，但没学好，至今是用汉语拼音查字典。汶上学后，爸教他心算、速算。源6岁时，爸带他去塔湾提前一年读小学。我上中学后，爸每次回家都要问：“数理化有什么不懂的吗？”他出去理发时就带着我的几何课本，先看看我学到哪儿了。一次，他给我讲题，觉得怎么和课堂上讲得不一样呢，直言：“你讲的和老师讲的不一样。”温和地：“我的方法比你们老师的方法好。”我不以为然，怎么可能会有比老师更好的方法呢？那时不懂家有良师。多年以后，我的女儿历经中考、高考，她们是不迷信老师的一代，面对题海经常自己琢磨更好的解法。多次感慨：“要是外公在就好了，他会有更好的方法，也会很高兴和你一起探讨。”
爸喜欢与我们谈天说地。我们姐弟都记得爸教我们看天上的星座。我的记忆是北京镇江胡同，夏夜坐在院子里乘凉。两个弟弟的记忆或许是沈阳三台子或许是陕西阎良。多少年后（1997年），定居美国的源弟一家暑假回国，我们两家一起驾车游走丝绸之路。走到甘肃宁夏的拉布楞寺，下榻帐篷宾馆。晚饭后，大家聚在帐篷外的草地上，夜空如洗，繁星点点。小侄墨和女儿葳都喜欢星座，看他们指着天上的星座，历历数来，不由想起儿时，想起随时随地把智慧传给我们的爸。
爸善于把智慧用在生活中。不记得多大岁数开始学织毛线，也不记得第一件成品是毛衣还是围巾。但记忆犹新的是，爸回家，我给他看自己的第一件“女工”活儿，他微笑：“好啊。”我不满：“不好，皱皱巴巴的，还没我穿的旧毛衣好看呢。”慢条斯理地：“我们来加工加工。”他找出一个干净的饭盒，倒上热水，再盖上盖子，用一个湿毛巾垫在毛活儿上，来来回回地用热饭盒熨湿毛巾，毛巾干了就再打湿，换个地方接着熨。熨好之后，他拎起毛活儿，平平整整。我立时有了成就感。多年后，女儿北大毕业，就职《中国收藏》杂志。一次要拍几张外币的照片，找出一块黑丝绒做底，黑丝绒不够平整，拍出来的效果不理想，问我有什么办法。我拿一个大玻璃瓶重复了当年爸的整套工序，黑丝绒立时可登大雅之堂。葳赞：“聪明！”轻叹：“这是外公传给我的。”
爸喜欢带我们去公园。在北京时，冬天去北海公园。他滑冰，我们在岸上看。他总是滑几圈就滑到我们站的地方，问：“冷不冷？”有一次看见他在冰上摔了一跤，我和汶开心得哈哈大笑。1957年，爸已调去沈阳。外婆生病，妈带汶回成都探亲，把已经上学的我送到三姑姑家，把只有半岁的源送到三 家。有时爸从沈阳出差来北京，星期六接我回镇江胡同的家。星期天早上，他给我做早饭，煎鸡蛋、烤面包。然后带我去陶然亭公园划船，给我买了一大包糖，下午再送我回三姑姑家。上初中时，爸已调一所。暑假的一天，他周末回家，我正好在家。午后的天气很好，他提议：“我们去北陵公园吧。”正要出门，有两个同学来找我，立时有些为难了。爸很干脆：“一起去，一起去！”到了北陵公园，租条船，爸划船，我们坐在船上，唧唧嘎嘎地又说又笑，他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们，既不插话也不问什么。归途上，爸背着手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边走边聊，同学说：“没想到你爸这么没架子，这么有耐心。”
爸有记录的习惯。他有一张世界地图，记录着他走过的国家和地方。上面画出了每次旅行的路线，在图的角上记录着时间。可惜在文革期间连同许多记录着他人生的书信付之一炬。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想到了爸的那张地图。从此，每去一个国家，都要找一张地图，标出旅行的路线和所去的城市，也在图的角上记录时间。如今，这摞地图成为我行万里路的一个记录。
爸平易，替他人想。他在一所时，周末回家有车送，同车的常常还有家也在112厂的同事，周一早上他们来我家门口等车，再一起回塔湾。我们由此认识了“大尉叔叔”管德、冯钟越。困难时期的一个寒假，我和汶去北京。爸托所里一对去北京的技术员夫妇顺道带我们同行。临走时，爸给我钱，叮嘱，路上不要让叔叔阿姨为我们花钱。火车上，叔叔阿姨给我们买吃的，我要付钱，他们怎么也不肯。我和汶商量，爸交待过的，还是要给。临下火车，乘他们不注意时把钱塞在他们的包里了。
爸嘱我不要有优越感。在沈阳时，我一直在112厂的子弟学校就读。1964年，爸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每次开人代会回来，都给我讲人代会的事情，讲邢燕子、侯隽的事迹。常嘱我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不要有优越感。1965年初中毕业，正值全家迁往阎良。我已经考上了辽宁省的重点高中（沈阳二中），可顺理转到陕西省的重点高中（西安中学）。到陕西后，爸与我认真地谈过一次。大意是，十所尚在初建期，各路人员正向阎良汇集，还有几个孩子也要转学，提出希望子弟们能一起上学。这是他首次携家眷担任一个单位的领导，如果我独自去西安上学，就会有些特殊。所里已经联系了临潼县的华清中学，也是省重点，只是农村子弟居多，生活比较艰苦，希望我去临潼上学。于是，我离家去临潼上学。在随后的家信里诉说了诸多不习惯，听不懂老师用陕西话讲课，伙食差，睡通铺……那段时间，爸出差总是事先写信说好时间，约我去西安见面。见面时问学习、问生活、问同学关系……他总是安慰我：“慢慢就会习惯的。”又总是会问：“钱够不够。”一次，告诉他一位初中同学上高中后家里生活困难，来信讲到交学费有难处，我寄了学费给她。爸赞同：“好，帮助同学是应该的。”又给了我些钱。
爸最后的眼神是我一生的支撑。1966年，美好的生活在瞬间戛然而止。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的我首当其冲，被指“修正主义苗子”，重压之下。同校就读的十所子弟不断贴出有关于爸的大字报，再添“走资派之女”，双重压力。1967年，学校里师生分成两派，因不苟同武斗，又成“保皇派”，十比一的少数派，三帽叠顶。春天，爸来信，要我去西安。见面后知道他要回阎良。我从自身的压力能感觉到阎良的形势，担心他回去挨斗。他说，这次回阎良，六院明确是让他抓革命促生产的，不会有事。但他心里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临走，他给了我200元钱，嘱：“万一家里出事，可以应急。”爸回到阎良，形势急转直下，每次回去都感到爸的处境越来越糟。1967年12月，我向学校请了长假回到阎良。1968年的新年是爸是我是全家的噩梦。身心饱受非人摧残的爸卧床不起，对妈轻语：“Exhausted”。6日上午，我坐在床边，他拉着我的手：“我的问题如果搞不清，就会影响你的前途。我对不起你，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那交织着深爱、愧疚、委屈、无奈、不甘、痛苦的眼神就此火烙刀刻般地嵌入我的脑海，融入我的生命。当晚，爸永远离开了我们。不久，家被封。我送两个弟弟去北京。次年，我去北京接小弟回陕西。往返路费就是爸留给我的应急钱。路遥遥，父爱伴我们同行。失去爸的岁月里，我们的无助、困苦、艰难不堪回首。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十几年里，多少次觉得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是爸最后的眼神支撑着我，“我是爸的女儿，不能辜负他的期望”成为我坚守的信念。1978年，爸获平反。次年，我和妈回到北京。历经三年务农、八年做工之后，机缘巧合地进了国家旅游局。没有学历没有专业的日子里，是爸最后的眼神激励着我，“我是爸的女儿，不能辜负他的期望”成为我奋斗的动力。庭训给了我“学问立身”的人生准则，大伯给了我“定向努力”的求学指引。从此，走过三十年的公务员历程。
四十年了，爸一直在我们心中。我相信，爸跨过忘河去到另一个世界的瞬间，忘掉的是那些烦扰、屈辱与痛苦，因为那是外力强加给他的，是本不属于他的，是不能持久的。但他忘不掉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深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永远属于他的。
四十年了，爸一直在天堂看着我们。我相信，爸的眼神在变。委屈、无奈、不甘、痛苦渐褪渐淡，因为噩梦已去，留下的是慈爱，增添的是欣慰。因为我们姐弟和我们的孩子都谨遵家训，脚踏实地走着自己的人生路，没有辜负他的厚望。因为我国飞机设计事业迎来了自主研制大型机的春天，这是他多年的追求与梦想。爸欣然：“好啊！”
徐汎
2008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