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蜀碧回忆录》）
徐舜寿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科研设计思想。他的讲话、文稿、历次运动的检讨，尤其文革初期对自己设计思想的反思与检查，留下大量的资料，折射出值得后人汲取的智慧。
关于飞机设计机构建设——徐舜寿科研设计思想（一）
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飞机设计研究机构，是徐舜寿长期思考的问题。1956年创建飞机设计室是一次重要的实践。
一、飞机设计机构的目标
飞机设计是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多学科集成的高科技产业。飞机设计综合空气动力学、气体热力学、结构力学、气体弹性力学等基础科学和冶金学、高分子化学、电子学、喷气推进、自动控制、工艺学等科学技术的高新成果，形成航空电子、飞行控制、结构复合材料、环境试验、计算机仿真等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具有新技术群特点的航空高技术，同时以冶金、化工、燃料、机械、电子、纺织、建材等基础工业为支撑。因此，航空科技及产业是从其他科学技术及产业的发展中不断吸取营养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徐舜寿把握着对飞机设计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认识。他认为以风洞为代表的空气和流体动力学研究等重大基础设施应该由国家一级的研究机构完成。而飞机设计研究机构则应该是对这些研究机构成果的应用。他说：
“我认为理想的机构，亦即我所希望建成的是一个短小精干的设计所，这个所主要只搞飞机设计，不搞附件（如螺旋桨等），设计大部分试验（包括风洞、试飞、静动、强度、弹射等等）委托外所，试造是委托一个工厂搞，或在一个厂里分出一个试造车间来搞。这个所机构简单，行政部门十分简化，干部中大部分是工程技术人员，人数也不多，歼击机所有600、800人就够了，但是水平要高，每个‘室组’都要有好几把手，要成为全国的中心所，是被咨询者的权威。”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按照这样的思路，在一个飞机设计机构，应该如何建设自己的试验条件？徐舜寿认为：
“风洞大的应该由国家的研究院来干，小的应该由院校来搞，设计单位自己搞不了。对于试验设备，我一贯的想法是：飞机设计单位不要搞得太多，能委托别的单位做的就由别的单位做，否则搞太多了就分心，管不好飞机设计。对于静力实验室，我是一直主张做小一点，对液压、操纵等试验设备，我也只想做些小的，只做别的单位没有的。对于测试设备，我主张少做，多买现成的，自己做很不经济，又把编制搞得很大。
我既不主张自己搞计量、仪器维修，也不主张自己搞电阻丝片、搞应变仪、搞传感器等基本测试设备，认为这些应当向外单位去订货，在全国找定点，否则什么都自己搞，又贵，又把编制搞得很大（这就是一张大字报上所揭发的，我讲过两个听来的所谓‘牛肉烧豆腐’和‘由于捡一条领带而去买一身衣服’的故事）……
在和有的同志争论做不做电阻片和应变仪的时候，我是坚决不主张自己做，非要买现成的不可，并且拿出在科委16专业组上讨论过的各院校风洞试验单位不应当自己去做成组压力计、多元记录仪等，而要求国防科委在上海定点的例子拿出来，说一封闭什么都自己做就会太浪费，这是‘牛肉烧豆腐’（买现成的做很便宜，而自己养牛、做豆腐就得大量投资）。”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牛肉烧豆腐”说的是如果想做一盘“牛肉烧豆腐”的菜肴，没有必要从养牛和磨豆腐开始，直接采购现成的牛肉和豆腐即可。“捡一条领带而去买一身衣服”则是讲一个人捡了一条领带，为了与领带相配，要去买一身西服，因小失大。他不主张什么都自己搞，既有科学技术方面专业分工的理由，也有经济与效率方面的理由。
他认为，一个飞机设计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
“后来院指示，在复制歼7图纸以后的任务是‘摸透歼7’，先不急于上设计。对于这个方针，我是不赞成的，因为我认为，对于一个飞机设计所，只有通过具体的飞机设计，即搞方案、做试验、发图、试造、试飞才能出成果、出人才。我的说法是：只摸透不设计，就不是实践的观点，就会影响设计人员的成长，影响今后设计开展的速度，所以应该在摸透的同时，小搞搞，哪怕发了图不制造，练练兵都好。至于设计什么，则我认为，当时航空工业生产还没有上轨道，新机试造、风洞试验等条件还不好，所以开始还只能设计一些指标不太高的飞机，要做到‘需要与可能相结合’，即空军既有一定需要，我们设计和工厂试造也有可能。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多次向院建议过：（一）要带着设计歼击机的问题去摸，具体意思是为设计类似苏霍伊7那样的歼击机（和现在的歼8相似）做准备；（二）为了使设计所成长，建议根据当时的生产、试验、设计的具体条件，需要与可能相结合，自行设计一些其他的飞机，提出过的有强击机、教练机、巡逻机、专门打U-2和P2V的飞机、运输机等。在航空技术座谈会上，对民航局沈图副局长提出的一些使用技术要求很感兴趣。也曾向院徐副院长说过：应该在摸透的同时找些题目，即便干农业飞机都比只摸透不动手强。
总的来说，十年来我的指导思想是，为了使一个设计所成长，必须不断地、较多地设计飞机、试造试飞，取得实际经验。”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二、飞机设计机构的设置
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目标而形成的分工协作体系。
徐舜寿关于飞机设计机构的设想是：
“对于飞机设计机构的组织，我是相信苏联和资本主义那一套的，即总设计师下面平行十几个设计室（组），认为这样在技术问题上便于指挥。在112厂时我是这样做的，到一所后开始也是这样，但不久有些人提出合并室，当时我是极力反对的……”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他极力反对的理由，既有自己的亲身体会，也有对西方经验的理解和借鉴。他认为西方和苏联的经验是与飞机设计的特点相结合。
“认为设计室的主任就是要自己画打样图，自己看全部图纸的，管一个大部件（如机身）或一个系统（如液压）已经够管的了，再合并一定不行。这在苏联如此，在英美如此，人家这方面的经验是和设计特点相结合的，所以坚决不同意变更。当时我搬出了斯米尔诺夫临走前留下的一张米高扬设计局各室人员比例表，苏联一本飞机制造工艺教科书上的一张设计局编制表，后来是搬五院钱学森的‘纵短横宽’的话。”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今天最流行的科学管理思想倡导的就是扁平化的机构设置。在飞机设计工作中，他强调室主任要自己画打样图，看全部图纸。这样，室的大小应该按照以一个室主任应该具备的技术管理能力来设置，管理幅度应该适当。当时有些人提出合并室，“主要是政治工作的同志认为平行十几个室，政治思想工作上不方便。”他在检查提纲中坚持这样的机构设置没有错，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
“现在看，经过十来年试行，这种纵短横宽的机构还是比较合适的。我过去的缺点和错误则在于没有认真了解政治工作上的困难，向指导员和政委们介绍设计单位的特点，共同商量，来制定一种既有利于政治工作，又有利于技术工作的办法……”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三、人力资源的配置
徐舜寿非常珍惜人才，他关于“专家”和“快手”相结合的人才结构的论点是非常精辟和独到的，在今天也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一个设计所的技术人员的组成，我认为，其中大部分是设计员，这包括各结构、系统的设计员，也包括搞总体、性能计算、强度计算等‘常规’工作的人员和试验室的试验员等。对于这些人，要求的是熟悉基本功，熟能生巧，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后工作做得准而快，成为‘快手’。另一部分如颤振、操纵安定、复杂结构计算等等专业技术，则要专家，人数比设计员少得多，对他们的要求是专得深，真正能解决关键。
……
在技术工作上，我一直走的是专家路线。我对群众与专家的看法是：在一个设计所，熟悉业务的基本群众当然要，但真正解决关键时要靠专家。每个所，每个室，都要有几把手能真正解决关键问题的。
……
1956年，开始搞飞机设计，当时很明显的事实是：自己的技术水平是不够的。我在旧社会十几年工作，从来没有跟过一架飞机从开始设计到试飞，转入成批生产的。干过一些的，多半是半中间插进去搞一点点，或者开个头没有见到成果。因此，虽然在组织建设工作上还有些盲目的自信，但在技术工作上自知只有一些工程基础知识，只凭这点来领导设计（这就是常说的‘只凭牛顿力学三大定律来领导’）是不够的、不行的。因此，就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办？或者说，依靠谁？而我的答复是：靠专家。这就是说，在外部，争取各院校教授和苏联专家的援助；在内部，听黄志千、陆孝彭等同志的意见，并且要选拔一批确实能解决问题的年轻专家。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真正要解决技术关键的时候，还是要靠专家，靠尖子’，‘技术问题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在关键问题上专家讲话一票顶三票’。”
（《文革残稿》检查提纲 第二稿）
他非常强调效率：
“我常常讲搞工程的人讲求的就是机器的效率，在齿轮是传动效率，在发动机是热效率，在飞机是气动效率等等，所以我们干工作也得讲效率。我多次说，我们开会太多、太长，效率很低。
1963年7月会议技术报告，我是叫技术处起草过一个通知，叫大家开门见山，一上来就谈62式飞机的技术问题，‘不必要都从院的方针政策、形势任务讲起’。
对于政治工作机构，我们在工厂的两三百人一个室才一两个专职政工干部，因此到一所后，我看到业务范围基本未变，而政治部这么大，便很诧异。后来在所的成长过程中，机关都要人，如技术处的组织计划科，图书馆都说人不够，政治部也认为编制定了，新的问题多，要求各科早些配齐。我当时不赞成，提出以设计人员为主体，机关按比例发展，实际上我知道政工人员早已超过院规定的3%，说按比例发展，就是不同意政治部优先发展。在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我说过政工人员并不少，对于一个研究室二三十个人，配上少校政委还不怎么愿意兼管其他室，我还是认为‘效率太低’，发表过‘一层楼，一个政委，兼三个室工作’的意见，这是不问所里知识分子多的特点，也不了解政工干部的特点，确实暴露了我不重视政治工作的观点。
……
对于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我也是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的，曾经想到：‘凡是能大量使用人力的地方，如炼钢、采煤，能用人海战术，就能大搞群众运动，而在尖端技术如原子能上，人多了也使不上劲，就不能大搞群众运动。’”
（《整风检查提纲》1960年3月13日）
四、重视科学管理
飞机设计的过程是保证飞机质量的首要环节，保证设计质量就需要在设计研制的全过程中加强科学管理。徐舜寿非常重视在飞机设计机构内部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从1956年组建飞机设计室开始，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图样管理制度是设计单位最基础的管理制度。一架新飞机从总体方案设计开始直到成批生产全过程，所有的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都要对编制的种类、要求、格式、程序、方法和更改等各方面管理工作有具体的规定。这是对各级领导和各类人员工作质量的评定标准。
徐舜寿在飞机设计室筹建之初，即明确提出：
“由于歼教1飞机设计的原准机是米格-17，又在112厂生产线上试制，所以设计图样和技术文件的编制要求和管理方法应当参照工厂生产线上的习惯做法，但是还要反映自行设计的特点。例如，自行设计在总体方案设计时要绘制总体布置图、三面图、数据图；在技术设计时要绘制打样图、协调图、立体图，这些图纸只是作为发设计生产图的依据或审批样机时使用，每个版本更改的迭代过程要做到查考有据，以便日后可以追溯，必须另有管理规定；由于新设计飞机图样不像批生产飞机图样已经过生产考验，图纸比较成熟，而新设计飞机图纸更改频繁，其更改手续既要方便生产，又要有一定程序审批……，都要认真考虑，并明确规定，编制文件管理制度的责任单位是‘文件标准组’。”
根据他和黄志千、叶正大等领导的思路，文件标准组在原112厂设计科文件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编写了《飞机设计室图纸技术文件管理制度》，这一制度不仅体现了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领导的工程意识，也是培养设计人员向工程师方向发展的重要手段。历经几十年来的实践，这套文件管理制度的内容和管理方法至今已有很大发展，成为一所设计的新飞机在工厂试制的传统管理方法。
五、技术委员会——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组织形式
技术委员会是徐舜寿一直推行和采用的一种技术民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科学决策的方法和组织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