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7Ⅲ任务的由来
歼7飞机，是当时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的主要机种，是1963年我国在引进苏联米格-21基础上发展、研制的第一种2倍声速的战斗机。最早的歼7飞机1966年在沈阳112厂试制成功，后来在成都132厂、贵州011基地又设立了生产线。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工厂随即处于混乱状态。
尽管歼7飞机的稳定性、操纵性、机动性和起飞着陆性能较好，但经部队使用后仍然存在着航程短、搜索距离近、近战火力弱、救生成功率低和加速时间长等一些重大缺陷。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成都132厂的设计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对飞机做了些有针对性的改进，改进的飞机分别命名为歼7Ⅰ和歼7Ⅱ型飞机。
十年内乱结束，打开国门，我们惊异地发现，比起国外装备的现役飞机，我们已经落后了很远很远。当时，我空军领导到罗马尼亚访问，在人家停机坪上偶然见到一种外形漂亮的飞机。再了解了它的战斗性能，他们都非常激动，非常羡慕。再联想到我们自己装备的歼6、歼7飞机，已经明显落后。回国后，向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提出了尽快更新飞机的强烈要求，结束“歼6万岁”的窘况。但，苏联人早就对我们进行了封锁，英国、美国等国更不可能卖类似飞机给我们。经中央军委和国防科委多次研究后得出结论，迫切需要改进改型的更加先进的歼7飞机。但，我国要实现更新飞机的愿望，别无他途，只能依靠自力更生。
1978年6月，三机部吕东部长在北京布置歼7大改的任务，确定由132厂、611所、112厂、011基地共同成立歼7飞机大改系统工程设计室，集中兵力打歼灭战。7月，正式任命王南寿为第一总设计师、屠基达为第二总设计师，歼7大改任务正式命名为“歼7Ⅲ型飞机”。
然而，研制工作刚刚起步，就发生了对设计原则的争论。
1978年6月专题会上，许多专家就一致认为，要搞好歼7大改的参照设计，仅仅靠出国考察是很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搞到一架样机。后来，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有了部分备件、飞机残骸和一架快到寿命的飞机。这本来是件好事，设计师们可以充分利用它，搞好参照设计，在原来的基础上，把设计工作做细、做得更可靠，加快歼7大改的研制步伐。可是，这时却有人提出异议，要把参照设计的指导思想改为全面测绘，引起了从部领导到各级人员的争议。
由于设计指导思想的分歧，引起原则性的争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设计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歼7Ⅲ型飞机的设计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加之，由“三厂一所”设计人员组成的系统工程设计室，相互没有隶属关系，自1979年起，112厂、011基地、132厂的设计人员相继离开，返回了原单位，只剩下611所的人员孤军作战。虽说设计工作仍然在艰难地进行着，但当初“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氛围已经不见了。
到了12月，总设计师王南寿到北京参加三机部航空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部领导宣布王南寿任三机部航空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留北京工作。
此时，由于总设计师的突然调任，歼7Ⅲ飞机研制实际上已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况。“三厂一所”组成的系统工程设计室实际上已经解体。
怎么办，该怎么办？
临危受命当总师
1981年10月，国务院国防工办任命611所副所长、总设计师宋文骢为歼7Ⅲ飞机型号总设计师。同时，将歼7Ⅲ型飞机列为“六五”期间第一个国家重点型号。
宋文骢明显地感到肩上沉甸甸的分量。
型号总设计师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他的职责除了型号的管理组织，还要负责整个飞机技术工作。换句话说，整架飞机研制成功与否，总设计师是第一技术责任人。
作一个飞机总设计师，亲自主持一架新飞机的研制，让自己设计制造的战斗机亲手交到飞行员手里，亲眼目睹它飞上天空，翱翔于祖国的蓝天，壮我中国空军之威，铸我国家领空之防，那该是多么自豪的事情！
可是第一次做总设计师，对宋文骢来说，这分量的确是太沉重了。尽管他参加过从“东风”113以来几个型号的研制，但他毕竟不是总负责人——他只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一个技术“尖子”，能支撑起飞机型号研制这座令人叹为观止、金碧辉煌的宫殿么？
还是让我们回到歼7Ⅲ型飞机的研制上来。
尽管宋文骢接受任务以后，感到压力很大，但几十年在航空领域中的摸爬滚打，几十年的飞机理论研究和设计生涯，应该说他对飞机是了如指掌了。此时他对飞机的了解，虽没达到古人养由基射箭“百步穿杨”的那般境界，但至少也具有“庖丁解牛”那样的水准了。所以，当他感到极有压力之余，也充满自信和坚定。
但，这谈何容易！
宋文骢接受任务时，我国已闭关自守20年，当我们还沉浸在“东风一定压倒西风”、“解放全人类”的美好的愿望中时，世界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速度，已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当代许多高新科学技术，早已被发达国家用于现役飞机之中。随着国门打开，我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在世界航空领域中，我们已被人家远远地甩在后面，望尘莫及了！
“我当过空军机械兵，一开始是维护维修，那时依赖性很强。后来我们和苏联‘老大哥’破裂，‘老大哥’不给飞机了，还搞封锁，英国、美国就更不用说了。要自己走路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基本上还是用的是50年代的飞机……”宋文骢回顾道，“打开国门，我们的飞机和别人比，确实差距非常大了。领导问差距有多大，有人一拍脑袋说20年、30年，依我看40年也不止……”
是呀，这时候我们才真正尝到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苦果的滋味。
“你们看过《考克斯报告》吗？这个报告我看过几遍。作者在报告中说，你不要怕中国人，中国人还早呢！他们没有先进工艺、先进材料，没有大系统的综合能力——知耻而后勇，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追，只能干！再不追，再不干，人家也不会来同情你、施舍你，在前面等着你呀！……”
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怨天尤人也好，骂爹骂娘也罢，统统无济于事！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唯一的选择，不管再苦再难，只能咬紧牙关迎难而上，尽快缩小这种差距。
宋文骢是个不服输的人。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文骢作为歼7Ⅲ型飞机的总设计师，尽管他有些临危受命的味道，但他记得隔壁武侯祠墙上镌刻的武侯诸葛《出师表》上有这样的句子。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止一次给同伴们说过这句话。
宋文骢接受任务后，他一天也没敢懈怠，稍作准备，就带领设计人员，马不停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开始下部队做起调查研究来，一定要切实搞清楚空军的实际要求。
南方的阴雨，北方的冰霜，荒漠的孤烟，海边的风浪。
宋文骢带着设计人员，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走南闯北，行程数千千米，走访调查了8个空军部队和34个有关单位。白天，他们与飞行人员、地勤人员一起探讨飞机各系统性能的优劣，研究改进的措施和方法；晚上，他们就整理收集来的数据和素材，思考着设计方案的修改完善。渐渐地，理清楚了开展歼7Ⅲ型飞机设计的基本头绪……
东方露出了淡白的晨曦，远处军营里传来起床的号声——这久违了的号声，对宋文骢来说真是太熟悉了，听见这号声，他有些兴奋。揉了揉发涩的眼睛，他从一大堆图样资料中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腰身。走到窗前，他推开一扇窗门，一股微凉的风从窗外吹来，一只晨醒的鸟儿啁啾一声，一下划向广袤的晨空——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一定要跨越这道鸿沟
宋文骢心里当然清楚，部队需要的这种飞机，虽说还叫米格-21，但它和20世纪60年代他们摸透的米格-21已经是完全两回事了。苏联在20多年使用米格-21的实践中，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和各种局部战争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次大的改型。其设计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当年高空高速的思路了。总体、气动、结构强度、机械系统、动力装置、材料工艺等和原来的飞机相比较，已经有着20多年的技术差距，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简而言之，我们设计的歼7Ⅲ型飞机一定要跨越这道鸿沟。
这20多年的差距鸿沟，该如何跨越呢？按空军要求，不但要跨越这道深深的技术鸿沟，新改型的飞机、武器火控和电子设备还必须优于苏联米格-21MΦ。
“我们设计研制的飞机，最终的用户就是空军。要空军说对你的飞机满意，这才是最终检验飞机性能的标准！”从当年干机械师开始，宋文骢就树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理念，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有经验的飞行员和机械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半个设计师。
经过几个月调查研究、辛勤奔波，宋文骢对空军所需的飞机战术技术要求更加明朗。
宋文骢和成志明等赴北京，向领导汇报了歼7Ⅲ飞机总体方案。为歼7Ⅲ型飞机自行研制定下了基调，确认了空军使用要求，结合国内航空科研生产情况，在充分利用样机的基础上，确定研制一架中高空高速全天候战斗机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歼7Ⅲ型飞机的研制必须按照自行设计的要求，经过方案论证、总体设计、详细设计、试制试验和试飞验证等研制程序。
“在搞这个型号时，我就意识到，我们是在搞一代全新的飞机，要赶上别人大量装备的第二代飞机，这和过去有质的不同。既然是这样，我就首先告诫自己，也告诫搞设计的同志们，全过程必须按自行设计进行；必须经过方案论证、总体设计、详细设计、试制试验和试飞验证等研究程序；必须结合我们国家的工业水平，走自己的路。”
宋文骢总设计师在歼7Ⅲ飞机研制过程中，强调所有的技术工作必须严格按自行设计新机的程序进行，并始终不遗余力地坚持着这个指导思想。
“立志要高，思想要周密，工作要踏实，但这还不够。只有同时具备正确的决断能力和决断的意志，才能真正打开成功之门。”这是宋文骢后来在总结工作时谈到的心得。
首先，创造性地建立总设计师体系。宋文骢按照国防武器装备研制条例，结合我国航空工业实际，把歼7Ⅲ飞机设计师系统分为3级：第一级为型号总设计师；第二级为系统总设计师；第三级为飞机一次配套新成品的总设计师、主任（主管）设计师。把参与研制的不同行业、部门的设计师都纳入系统工程管理之中。
接着，建立设计师系统技术责任制。明确了在新产品研制中，70个配套单位（部内46个，部外24个）214名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的职责。每一项成品必须坚持先有原理性试验、单个成品试验，再到地面系统试验、机上试验和飞行试验的做法，为顺利开展设计工作铺平了道路。
同时，推广应用计划评审技术。严格型号研制程序，编制各级网络图，从方案论证、初步设计，到发设计图和制造、总装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必须进行评审，通过评审才能转入下一个阶段。
组织重大技术攻关。新机研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单位众多，所需新设备、新材料的攻关就有几百项。对直接影响整个飞机研制进程的技术问题，由总设计师系统组织攻关。
坚持全过程质量管理。
为确保新机的研制一次成功，他汲取了过去研制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除制定设计师工作条例等技术责任制外，建立工程试验、配套新成品、各分系统、放飞等技术责任制；组织多次质量复查，对出现的问题，哪怕是很微小的问题，都必须迅速解决，绝不放过；实行模拟试验台鉴定验收制度、试验开工签发制度和试验结果按阶段评审制度等质量保证措施。
“宋总呀，你这些‘条条框框’，是飞机研制工程中的一大创造啊！你这叫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把全国上百个参加研制的厂所，参加研制的数十万科研人员和工人，都紧紧地捆绑在了你的飞机上呀！”空军一位领导在检查工作时，感慨地对他说道。
“这算我们的一个探索吧。我在想，这么大的系统工程，它不是凭少数单位和少数个人的积极性所能完成的任务。不把大家紧紧地抱成一个团，那就非乱套不可！一个总设计师有天大的本事，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明察秋毫。不管你的飞机设计得多好，只要有一个细小的地方出现丝毫的纰漏，就会让整架飞机在停机坪上不能动弹，更别说上天了——这些教训，我们都是从“东风”113和前几个型号的研制中学会的呀！”
宋文骢在歼7Ⅲ飞机研制中，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大型系统工程管理的新路子，为歼7Ⅲ飞机研制的技术协调、质量控制、进度保证和经费管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制度，保证了飞机总装一次成功、通电一次成功、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首飞一次成功的好战绩。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歼10飞机总设计师，领导更复杂、更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果断解决相容性问题
1982年的夏天，连以夏无酷暑著称的成都，也连续来了十几天的高温。明晃晃的太阳顶在头上，蝉儿在树丛中不停地嘶叫，平地给人添了几分烦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