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中学接受进步思想
“我真正接受进步思想，对政治有些认识，还是在天南中学读书的时候。”宋文骢如是说。
1939年，我大片国土沦陷后，从沦陷区转移到昆明的人越来越多，昆明基督教会为解决他们的子女求学问题，在金碧路锡安堂建立了天南中学。学生主要是昆明社会各阶层的子女、西南联大教职工子女和逃难来昆流离失所的孤儿。学校首任校长是原苏州乐群中学校长金志仁先生；第二任校长是西南联大体育系主任著名的马约翰教授（抗战胜利后回清华大学担任体育教授）。老师也有不少是从沦陷区来的学者教授，不少老师思想进步、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他们讲课不但深入浅出，还能联系社会实际提高学生思想水平。
宋文骢入学时，学校校长是原云南大学生物系吴醒夫教授。吴校长是个讲民主、开明而又爱国的人，所聘教职员工也多半是进步人士。所以宋文骢一进这所学校，就感受到一种民主进步自由的气氛。
这个学校从1942年起，就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他们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宣传抗日救亡、反对消极抗战的主张，从此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到抗战胜利后，这里还保留下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同时教会学校主张信仰自由，也并不干涉学生参加游行等民主活动。
宋文骢到学校报到时，学校已从金碧路搬迁至昆明西郊普坪村干沟尾。
这里，远离闹市，视野开阔，环境优美，整个学校掩映在两个山谷中间，背靠森林茂密的碧鸡山，面对碧波荡漾的五百里滇池，又是一个适合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宋文骢在这里整整学习了3年。
在这里，他进一步打牢了自己的学习基础，丰富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更主要的是进一步开阔了自己的视野。
照道理，日本投降之后，受战争荼毒多年的中国人民，都期盼能好好喘口气，医治战争留下的创伤，过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宋文骢也是一样，他也盼望着战争很快结束，再好好读几年书，或是继续深造或是参加国家建设。可事与愿违，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逆潮流而动，又悍然发动起一场内战来。这一来，又把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的战争之中，同时也把学生们推向了政治斗争的前沿。
1946年秋，宋文骢进天南中学就读时，内战的硝烟，早已飘向云贵高原。
蒋介石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以大专院校师生和中学生为主，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天南中学的学生在地下党的引导下，也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来。
“那时中国的年轻人，虽有几种类型，但大家几乎都是在战争的氛围中长大，多数还是忧国忧民的——读书都读到高中了，国家如此动荡，生存如此艰难，高中毕业后到底干什么呢？这是摆在每一个青年学生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
宋文骢不但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学生，他还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到了天南中学后，他受到进步教师和同学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看了不少地下组织和同学私下传给他的进步书籍和报刊。这些书籍和报刊上，有介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也有介绍共产党主张和解放区的。渐渐地，他更深入地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从思想上认同了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主张。进学校不久，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这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来。
他在运动中很活跃，积极参加学校学生集会，和同学们讨论时局政治；他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上街游行，呼口号贴标语；他没日没夜参加护校活动，经常晚上拿着棒子站岗放哨。由于他表现出色，加上身体健壮，还被推选为学生纠察队队长。
在这场学生运动中，天南中学涌现出一批进步的学生。当时，在同学中比较活跃的有宋文骢、申业荣、王壁满、王滇声，他们被称为天南中学的“四大金刚”。
后来，这“四大金刚”除宋文骢一辈子和飞机打交道外，其余几人是“各有所长，各搞一行”。申业荣参军后转业到地方当过县委书记；王壁满参军后进了西藏，受伤后回到昆明早年病逝；王滇声后来则去美国留学，并在美国定居，据说还成为美国波音飞机一个分公司董事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秘密参加党的外围组织
“从参加党的外围组织起，我这一辈子就和党的事业连在了一起。以后几十年，我在信念上就从来没有过动摇……”时隔半个多世纪，宋文骢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青年时期走上革命道路时的情形。
1948年冬，宋文骢已到天南中学读书两年了。他在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当然，学校的地下党组织也在观察他、考验他，邀约他参加校球队、编写“黄河社”壁报，公开宣传进步思想以及当时全国的形势，还组织歌咏队，演唱进步歌曲。终于有一天，同学陆俊志、申业荣有些神秘地邀约他，说要跟他谈些事情。
这是一个冬天的傍晚。几个人走出校门，来到学校外面的一座小桥底下，西斜的太阳照得小桥下倒很温暖。在那里，陆俊志和申业荣没有给宋文骢讲什么闲话，也没有给他讲更多大的道理。沉默一下，陆俊志开诚布公地就问宋文骢：“我们介绍你参加一个革命组织，你干不干？”
“革命组织？”宋文骢有些惊疑地看着两位同学。
“对，是革命组织。叫‘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目前还是秘密的。”陆俊志说着从身上掏出一个叠成四方块周边都快破了的纸块，递给宋文骢。
宋文骢并不知道学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不知道共产党在学校还有外围组织，当时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也还不是那么深刻。但时年已经18岁的宋文骢，已明白了不少事理，他希望这个社会民主进步，希望自己的国家独立强大，也希望人民不再受那么多的罪吃那么多的苦；他也对这些年来日暮途穷的国民党加紧迫害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从心底里感到深恶痛绝。既然两位同学能直截了当地介绍他参加这个革命组织，肯定是对他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验，肯定认为他的品格和思想与他们非常接近，能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才会来发展他。
宋文骢打开那个纸块，原来是“民青”的章程。他匆匆看了一遍，表情严峻起来。这章程上写着，“民青”是在共产党地下工委直接领导下，开展革命工作的一个青年组织；她的宗旨，是为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此时，国民党当局对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早已惊恐万分。一方面他们加紧了对学校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特别对各大中学校控制更严。他们派出暗探和特务，秘密监视进步师生的行踪，秘密逮捕地下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几十所学校。所以，为保证组织安全，当时不但是地下党，就连“民青”这样的组织，也基本上是单线联系。
“怎么样？”陆俊志见宋文骢看完章程，问。
“干！”宋文骢答应得很干脆。
两个同学点点头，他们知道肯定是这个结果。因为他们了解宋文骢，知道他不是谨小慎微之辈，而是一个倾向进步的热血青年。
几天前，申业荣听同学讲了一件事，使他加深了对宋文骢的了解。
前不久，宋文骢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夜过黄土坡，他身体好骑车冲在前面。没想到在他们后面的一位女同学却被蟊贼所抢！宋文骢听见喊声，急忙返身回来。他见此情形，毫不犹豫大喝一声，奋不顾身扑上前去，三拳两腿就将那蟊贼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此事在同学中间引起不小的轰动，他的勇猛再次印证了“金刚”的美称。可事后他却只字未提，连家里都是二弟文明“告状”了才知道这件事的。
“宋文骢这样的人，只要是他认准的事，他就会勇往直前，绝不会回头。”当时天南中学的同学都这样评价他。
过了几天，陆俊志口头通知他：“宋文骢，你加入‘民青’的事，上级组织已经批准。”
宋文骢默默点点头，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也知道该为这个组织干些什么。
从此，宋文骢成为了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员。在学校后来的时间里，在组织的领导下，他除了读书，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去。
离家出走去边纵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全国解放已经指日可待了。滇桂黔地区的地下党不断在城市和农村发动武装斗争，准备迎接主力部队到来，迎接全国解放。
6月，宋文骢高中毕业了。毕业以后干什么？毕业以后向何处去？这是当时的毕业学生面临的一件很现实的事情，也是同学们议论最多的问题，同时是“民青”组织内讨论最多的问题。
时隔半个世纪，宋文骢还记得当时“民青”组织学习的任弼时同志《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中的大致内容，从文章中他知道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的明天，就是中国的未来，就是中国的希望。
“到农村去，到‘山那边’（当时人们对边纵解放区的统称）去！去参加游击队，迎接主力部队到来，迎接大西南解放！”地下党组织向这些青年发出这样的号召。
“对，到农村去，到‘山那边’参军去，迎接大西南解放。”宋文骢和申业荣、王壁满等同学简单商议后，决定到解放区去参军。
给不给家里的人打个招呼，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呢？不行。而今到处兵荒马乱的，宋文骢知道如果给家里的人说要到解放区去参军，他是家中长子，父母肯定不会同意。那样一来，不但暴露了自己意图，让父母担心，自己反而还脱不了身。
宋文骢知道，此时正处在战争时期，参军就意味着要打仗，打仗就意味着有流血牺牲。他不知道这一去凶吉如何，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昆明，何时才能回昆明。临行前他回了一趟家，看了看父母和弟妹。离家时，他写了个条子，塞进了父亲的茶叶筒，尔后就悄悄走了。回到学校，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简单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连自己的被包也扔了，用一条毛巾被把必要的物品一裹，就和到解放区参军的同学们义无反顾地走了。
几天后，他父亲拿茶叶泡茶时，才发现宋文骢留在里面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宋文骢已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他和同学们走了，到“山那边”去了，一时半时回不来了；孩儿不孝，没跟父母商量，就自作主张，父母要多加保重，不要担心；我走了，弟妹们要听父母的话；云云。文骢的妹妹一边给父母念信，一边流着眼泪，父母则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忧虑、焦急、担心、生气，但又无可奈何——文骢已经走了几天了，到哪里去找他呀！何况他的翅膀已经长硬了，他是想往哪里飞就往哪里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