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日子的感动
606所原副总工程师刘国玉还清楚地记得：1993年2月16日的那次“太行”发动机研讨会议上，当吴老听说我国试验机的加速突破了6秒时，兴奋地站起来说“这是最好听的消息”的情景。
西航人还清楚地记得：2003年9月，斯贝发动机进行工厂试车时发生叶片断裂故障，年已87岁的吴老从北京匆匆赶来帮助和指导西航进行故障调查的身影。
他家的保姆还清楚地记得：2004年以后，吴老离休后依然坚持每周去办公室工作三四次，那条原本只需要走10分钟的路，吴老要停下休息三四次才能走完，一副气喘吁吁的样子。
这一切记忆，在2009年3月18日化作泪雨——去年9月份，吴大观在体检时被发现肝脏有些问题，医生建议他作进一步检查，他没有去。但2月18日，吴老病重不得不住进医院。
“在一个月的日子里，吴老3次拒绝治疗。”吴老的主治医生航空中心医院李炜哽咽道，“他总说，不要用药了，我知道自己是什么病，请你们把最好的药用在该用的地方。”如果看到自己被输入的是进口药，倔强的老人总是自己拔掉输液管。
面对死亡，他毫无恐惧。他留恋的，只是他未尽的事业。
他对来看望他的同事、领导一遍遍叮嘱道：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学规律办事；一定要加强预先研究；一定要讲真话，不要怕；一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的发动机搞上去。
而对家人的遗嘱，他早已交代：丧事从简，不搞追悼会；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再交一次（10万元）党费。
3月18日，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两天后，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医院举行，一张用旧桌子拼起来的灵台，20多个花圈……
老人去世后，他在科技委的办公室几乎保持着原先的样子：紧贴着3面墙的5个书柜上摆满了书籍，除了与飞机发动机有关的，便是《求是》杂志；一张1982年沿用至今的办公桌，一个锈迹斑斑、印有“北京风光”的铅笔盒静静地躺在上面。
后人将他的36本笔记本和14本简报摆到了办公桌上，这是他1982年担任科技委常委后工作和学习的总结，但不是全部——至少笔记本目前就已经找到了56本。
翻开一本笔记本，其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我很快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我就想，天空多么美，多么迷人啊！我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机飞上祖国的天空了。但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
北京日报
给战机一颗“中国心”
——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的赤子情怀
《北京日报》（2009年7月1日）
记者涂露芳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2009年3月18日上午，像进入沉沉梦乡一般，吴大观走完了他93岁的人生之旅。
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看不到病痛折磨后的挣扎，看不到对死亡一星半点的恐惧。陪护在旁的医护人员、亲人和同事，眼中所见，只有一位世纪老人的平静与满足。
此时，距离他新婚燕尔扎进贵州深山的溶洞投身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已经整整68年。
“一定要想办法搞出自己的飞机和发动机来！”从贫困、战乱、腐败的旧中国投奔解放区走向事业新天地的吴大观，倾注毕生心血追逐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成为新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弥留之际，老人最割舍不下的仍是他魂牵梦绕的发动机。他深情凝望窗外，喃喃低语：“我……是看不到我们的大飞机……装上我们自己的发动机了。总有那么一天……”
山河破碎颠沛流离的痛楚中，他毅然选择航空报国之路
“我要转学航空系！”
从墨子、鲁班造木鸟的传说，到冯如驾驶自制飞机在国内首飞壮烈殒身，中华民族对翱翔云端的梦想延续数千年。
1916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吴大观，正赶上飞机从飞行工具向空战武器跃进的时代。但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只能品尝落后就要挨打的苦涩，他的大学时光始终不曾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侵华日军的铁蹄踏遍大半个中国，吴大观随学校辗转流亡，从长沙到广州，经香港，取道越南抵达昆明，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的一员。六个木箱拼成床，两个木箱当书桌，供奉菩萨像的会馆是教室，挂一盏煤气灯的大屋就是图书馆。很多时候，吴大观只能花一个铜子上熙熙攘攘的茶馆读书、写作业。
师生们最大的痛楚来自于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防空警报一响，他们就拎着书包口袋四处躲藏。昆明地势平坦，没有大山，也找不到什么防空洞，只能卧倒在山坡上，田野中。这种无处藏身、死里求生的感觉让吴大观铭心刻骨，也催生了他航空报国的信念。
已经在机械专业学习三年很快可以毕业的吴大观，向学校提出：“我要转学航空系！”当时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先生并未表态。
第二次，吴大观向王主任递上自己的特殊收藏——昆虫的翅膀。在躲避轰炸的时候，他捉到很多昆虫，小心翼翼将它们的翅膀收集起来，按编号夹在一个漂亮的日记本中潜心研究。这份收藏终于打动了王主任，吴大观如愿进入航空系。
1942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大毕业，毫不犹豫地偕新婚妻子华国去条件艰苦的贵州大定。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厂所在地，厂房藏在深山中的两个大溶洞里。
吴大观被工厂派往美国，先后在莱康明、普惠公司学习发动机制造，1947年学成归国，踌躇满志地想把学到的航空技术全部献给祖国。但国民党统治分崩离析，大定工厂已经英雄无用武之地。迷惘中的吴大观北上进入燕京大学，任工学院机械系讲师。
这座新思潮的熔炉，彻底改变了吴大观的政治生涯。他积极参与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并在地下工作者的成功“策反”下举家投奔解放区，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另一条航空报国路。
航空发动机事业创业艰难，他不甘心仿制踏上自主研制征途
“航空工业人首先是保卫祖国的战士！”
在西安试飞院，一架架“飞豹”、歼10等全新战机轰鸣着直插蓝天，矫健雄伟的身姿牢牢锁定人们的视线。这些新机型的自主研发，令世界对中国航空工业的实力刮目相看。
战鹰高飞，依靠强劲可靠的发动机，发动机落后，就改变不了飞机研制落后的局面。为中国战机打造一颗“中国心”，成为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开拓者的梦想，更是领军人物吴大观毕生的追求。
1949年11月，吴大观参与新中国航空工业局筹建。最初航空工业的任务是修理飞机和制造零备件，在苏联援助下开始飞机和发动机的仿制。
但仿制决不会支撑起强大的国防力量。苏联人除提供基本的生产图样外，对设计方案、原理只字不提严守机密。吴大观向航空工业局打报告，请求自行设计和研制发动机。
目睹过美国飞虎队迎头痛击日军飞机空战场景的吴大观，深知航空工业乃捍卫国家安全的利器。他生前感慨：“日本人轰炸时，我们没有飞机，毫无还手之力。国家安危就在我们身上，航空工业的同志首先是一个战士，是保卫祖国的战士！”
1956年，吴大观离开航空发动机管理部门负责人的位置，从北京来到沈阳410厂，组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设计室，着手设计我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喷发1A。
当时，发动机专业人才奇缺，自主研制起步之艰难令人感叹。即便是吴大观自己，此前也只学过活塞式发动机，但二战结束后，世界航空工业已进入喷气式发动机时代。
为解燃眉之急，吴大观向北京航空学院求援，开设航空发动机设计速成班，他率20多名技术人员“恶补”喷气发动机和叶片机原理，短短三个月培训后回到沈阳投入喷发1A的设计。
1958年7月26日，装配喷发1A的国产喷气教练机歼教1试飞成功，首次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自行研制飞机和发动机的能力。万人庆功会上，登上主席台发言的吴大观壮志凌云意气风发。
此时，他并未预想到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会面临怎样的波折。
——首飞成功后不久，歼教1飞机停止生产，转而购买捷克教练机，喷发1A失去定型生产的机会，成为中国发动机研制史上一件憾事。
——为超声速喷气战斗机设计的“红旗”2号发动机，一年时间就试车点火，成功实现首次运转为国庆10周年献礼。但由于机型试制方案的争论和调整，研制工作无疾而终。
——作为中国改型设计的第一款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5经过10年研制实现装机滑跑，发动机工作良好，却因当时国内不具备高空台试验能力，1972年被迫中止研制。这次下马使我国涡扇发动机上天的时间整整延迟了30年之久。
——瞄准世界发动机先进水平研发的涡扇6，是吴大观倾注心血最多的发动机型号，十年动乱中经历四次上马、三次下马、五次转移试制地点的悲壮历程，最终于1984年因配套飞机下马和经费紧张而放弃，前后20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1977年，“文革”冲击后复出的吴大观被派往西安，全面主持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技术的引进工作，成功试制的发动机送往英国试验考核全面达到罗·罗公司的技术指标。1982年底，由于经费不足斯贝发动机国产化陷于停顿，吴大观黯然回到北京，退居二线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常委。
曾经英俊潇洒豪情万丈的吴大观，此时已经白发苍苍。一生与发动机事业血脉相通，他却仅在一款发动机研制上品尝到最终的成功欢欣，即涡喷7甲发动机改型设计。这款发动机1982年定型生产，与歼8飞机共同摘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但屡屡受挫的吴大观从未动摇过自主研制的信念，保家卫国的使命感支撑他在自主研制的荆棘路上跋涉一生。
他不断反思航空发动机研制走过的曲折道路，大声疾呼尊重科学规律，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动力先行、预研先行，打破研制一个丢一个的恶性循环。即便在88岁高龄离休之后，他依然坚持刻苦学习，跟踪发动机领域的前沿技术，为国产发动机研制建言献策。
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只争朝夕，他奠定新中国航空发动机研究体系
“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中国人熟知“两弹一星”，知道太空飞船的技术高深，但航空发动机的研发之难常人难以体会。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之花，反映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综合实力。直到今天，能独立自主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仅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中航工业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技术专家介绍。
面对新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科研经费捉襟见肘，外国技术封锁严密的重重压力，吴大观与众多航空发动机事业拓荒者，为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殚精竭虑只争朝夕。
中航工业动力所的老员工，至今仍铭记当年吴大观当技术副所长时，办公楼到深夜仍灯火辉煌的岁月。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他号召所里的年轻人，每天晚上到办公室学英语、钻研技术，自己也身先士卒，几乎总是最后一个回家。
在普通人眼中，吴大观简直不食人间烟火。除常年坚持锻炼身体保持体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看书。他总嫌时间不够用，一辈子工作、学习到半夜，睡眠时间很少。
他唯一的外孙女梁焱，不太记得外公怎么陪她玩过。他总是看书啊，工作啊，怎么也忙不完。儿时唯一一次放风筝的经历让她记忆犹新，一家人兴致正高时，外公因为晚上要照常工作急着回去。他很歉疚地许诺：“等我不工作了，再陪你放风筝啊。”可惜，真等到那时梁焱早已过了渴望放风筝的年龄。
由于长期劳累，吴大观左眼视网膜脱落，右眼视力也仅有0.3，永远架着一副厚重的眼镜。
在那栋日伪时期留下的二层小楼，吴大观的办公室仍保持着原貌：黑色办公桌纤尘不染，记事本、文件夹排列有序，旁边摆放着放大镜和现代人已经很陌生的计算尺。一切似乎仍是他当年战斗在此的模样，墙壁上那张发动机示意图，被白色布帘半掩着，好像刚刚被吴大观和同事们细细研摩过一遍。
翻开桌上一本红色的记事本，研制进展、技术数据记录得详尽而工整，全是吴大观的笔迹。扉页上，几个苍劲的大字赫然在目：“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这是他时时鞭策自己、也鞭策全体同事的话语，笔墨间跃动着一名共产党人的忠贞与热切。
1964年，首次尝试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研制的涡扇6开始选型。从涡喷到涡扇，是航空发动机技术的一大跨越，也是第二代发动机与第三代发动机的分水岭。当时，国外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尚未定型，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并不算大。吴大观敏锐捕捉到发动机技术变革的潮流，力推涡扇6研制。
但涡扇发动机挑战极限的高难度让很多技术人员望而却步：高速状态下要达到每分钟1万多转，涡轮温度超过1300℃，足以熔化普通钢材，每个风扇叶片须承受高达二三十吨的强大离心力而不变形。这意味着发动机结构、材料、工艺的全面变革。
吴大观的得意弟子李志广清楚地记得，选型方案讨论会上，一些人犹豫不决，心急如焚的吴大观禁不住潸然泪下：“还有两年，我就50岁了，我们自己的发动机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涡扇6从30个设计方案中筛选出了基本型方案，很快立项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