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作为四局命令中成立飞机设计室的第一批人员，他与徐舜寿、黄志千、程不时来到了沈阳。担任了气动组组长。当时气动组虽然人数不多，但事无巨细，都需要组长承担。对于管德来到气动组，顾诵芬是由衷地欢迎。
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讲到过，由于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了技术和业务方面，所以关注组内事务性工作少一些，难免会有人提出意见。
自己有时也感到委屈，工作很辛苦，但没人谅解。
以后，徐舜寿决定将颤振专业也放到气动组来，管德到了气动组，很快就担任了气动组和总体组两个组的党小组长。他在管人这方面很有能力，堪称一把好手。我虽然是气动组的组长，但管人的工作都由他来做，这样，我就轻松多了，与同志之间的矛盾大大减少了。
——顾诵芬《我的飞机设计生涯》
令管德遗憾的是，时间不长，他就不再担任党小组长了。他回忆：
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我就不是党小组长了，换了一位同志担任党小组长。这时老顾写了入党申请书，这本来是很好的事，可是这位新任党小组长居然说，你根本就不够入党的资格，连入党申请书都不接受，简直岂有此理！这对老顾是个不小的打击。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管德说自己不喜欢整人，另外也愿意钻研点技术。他说老顾喜欢钻研技术的人，不喜欢那些一天到晚晃晃荡荡、不务正业，或者老是热衷于搞“政治”这些东西的人。管德说出了他与顾诵芬相契的缘由——都喜欢钻研技术。
“文化大革命”以后，顾诵芬与管德先后走上了所领导的岗位，管德明确地对顾诵芬讲：“你就专心钻你的技术吧，那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吃、喝、拉、撒什么的，我替你挡着。”在一个班子里，能够这样说，而且说到做到，这是基于顾诵芬与管德在长期工作中形成的互信，更是出于两个人共同的使命感和对飞机设计事业心凝聚起的友谊。
鲁迅先生曾经写下这样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同胞兄弟姐妹）视之”，署名洛文，书赠瞿秋白。
顾诵芬、管德的生命中自然不会只有一位知己，但两个人在长达近60年的人生旅途中，始终以“同怀”相待，他们的情谊成就了在飞机设计事业上的共同成就，也成为航空业界的一段佳话。
无名英雄
飞机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的最为先进，也是最为精密而复杂的交通运输工具。每一种新型飞机的诞生，都必须经过总体策划和总体技术方案论证。为了保证飞机能实现预期要求，设计工作是从确定一系列技术参数开始的，而这就必须依据基本理论和计算方法得出，并经过大量的试验给予验证。
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飞机设计中，气动弹性的设计计算任务是由管德负责完成的。
这是一次突破，不仅显示出管德的高水平，也成为组建不久的飞机设计室的骄傲。徐舜寿主任很满意，欣慰与兴奋之情自不待言。他当着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空气动力学专家、教授的面，向他们隆重推出年轻的气动弹性方面的新秀——管德。
以后徐主任还带着我到北京，请了一些专家，如陈基建、张桂联等教授，让我讲颤振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我记得那一次有好多专家到场，坐了一屋子。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1958年7月24日，歼教1被送到试飞站。7月26日，首飞成功。
从7月26日开始到8月5日止，歼教1飞机共进行了8次飞行试验，总计飞行2小时23分，完成了初飞试验。
歼教1的试飞和新中国飞机设计、制造方面的成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伍修权在回忆文章 中写道：
徐舜寿等同志在航空事业上的贡献受到党的重视，早在“101”号（注：歼教1曾定为“101”号机）试制时，周恩来总理鉴于当时还不宜公开宣传这一成就，请人转告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先做“无名英雄”。
——伍修权《忆新中国第一代航空工业专家徐舜寿》
这些“无名英雄”中，有管德。
“坐小桌子”的专家
在飞机设计室，徐舜寿深知技术人才的宝贵。他认为，飞机设计事业要获得发展，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能够在航空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突破，而要解决技术关键，突破技术难点，主要是靠“尖子”。
2008年，由顾诵芬主持编写的《中国飞机设计的一代宗师徐舜寿》一书中，对徐舜寿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形成的人才培养的系统思路与方法进行了归纳。其中引用了徐舜寿的一段原话：
我认为，飞机设计所的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都要普遍提高，这主要通过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从搞方案、试验、发图到试造试飞的整个过程中锻炼各个专业的基本功。但是，在设计中真正要解决一些关键技术时，主要是要靠“尖子”，所以培养“尖子”更重要。在1959—1961年超声速飞机设计实践中，我感到，一般设计员的结构知识，制图与计算技术，生产、工艺、材料、标准等基础方面没有太大问题，而主要困难是一些关键技术问题突不破。从此，我更认为应当有意识地培养一批能攻坚的“尖子”。在那时我的心目中，是有这么一批人的，如气动问题靠顾诵芬，颤振问题靠管德……我认为，当时我们的专家、“尖子”是太少了，要积极地大力培养。
——徐舜寿《文化大革命残稿》
徐舜寿认为，在一个设计机构中，仅有解决问题的“快手”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坐小桌子”的“专家”，这是他飞机设计人才结构思想的延伸。
对于搞总体、气动、载荷、刚度等专业的同志（即我所谓不是坐画图桌，而是“坐小桌子的”，是当“专家”的），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数学、力学水平，多懂几门外文，鼓励他们要善于钻研，主要要靠自己多看文献，外国人搞过的方法都要摸一摸，但也要有工程观点，有自己的基本功。
对于搞专业有点成就，开始入了门的同志，我总鼓励他们翻译书，写文章 ，向《航空知识》《国际航空》等投稿，如冯钟越、管德、陈一坚等在国防工业出版社有些译书的关系确是我介绍的。我曾说，过去我们译技术书是译少了，应该多译。
还说译书也可以提高自己水平。
——徐舜寿《文化大革命残稿》
从事气动弹性专业，很符合管德的意愿，在歼教1的设计中，第一次计算出了结果，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此时的管德，已经与顾诵芬、冯钟越一起被徐舜寿列为飞机设计室的“尖子”。
对管德在歼教1飞机研制中的贡献，顾诵芬有很高的评价：
实际上真正开始进行飞机颤振设计研究的是管德，他是国内第一个搞飞机颤振研究的。因为早先飞机的飞行速度低，虽然也存在颤振，但还不为设计重视。到了歼教1这个速度的飞机，颤振问题已经不容忽视。所以徐舜寿开创这个领域研究。
到要放飞歼教1飞机的时候，颤振已经要有结论了。只靠设计计算还不行，当时包括地面试验那些工作，都是管德在那儿筹划，都是他张罗的。这样才能保证歼教1放飞。
——顾诵芬谈话（2012年5月）
政治“颤振”中的无奈
歼教1首飞成功并不意味着徐舜寿和飞机设计室的事业顺利，就在歼教1完成初飞试验的时候，风起云涌的全国性“大跃进”已经在推向高潮。
1958年3月，苏联专家马尔达文来华审查歼教1飞机图样时，提出了一个建议——设计一种马赫数为1.4、单发、总重4吨左右的有尾三角翼全天候型超声速歼击机，并给出了该机的战术指标。提出不用雷达而用红外探测器，只装一门航炮。
叶正明在这个建议方案基础上，考虑了一个轻型歼击机的方案，后来被称为“东风”104。这个方案采用的新东西很多，机翼为采用大量蜂窝结构的三角翼、前缘扭转的薄翼型，飞机重量很轻。由于方案采用的技术当时国内根本无法实现，徐舜寿对这个方案的评价是“浪漫有余”。该方案于1958年6月停止设计。
但与“大跃进”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更富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设计方案。
1958年8月6日，王西萍局长主持召开新机研制计划会议。经过会议讨论，认为设计室开始酝酿的“东风”104方案还应该大大地跨进一步。会议决定将“东风”104的马赫数提高到1.8、升限提高到20千米，改名为“东风”107，代号为“107”号机。
1959年四五月份，苏联航空工业部派了专家，正式提出他们对“东风”107的审核意见。这些意见影响到王西萍局长在哈尔滨一次会上决定了“东风”107的研制设计工作停下来。
“东风”107虽然停了下来，但因前期曾将这个方案送到了苏联请予评审，热情的苏联老大哥在认真评审、提出意见后，同意专门派一支飞机设计专家队伍到中国来，就该方案的有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其中有一位气动弹性专家努施塔也夫。
对于管德和颤振组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在这之前苏联还派来过一位专家马尔道夫，帮助审查歼教1飞机的图样，他也向我介绍了不少气动弹性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潘一心回忆：
苏联派来一个专家组，其中有一位气动弹性方面的专家。
当时“东风”107还是在方案论证阶段，没有详细的设计资料，我们只能设想一些方案，请他进行评审，从而进一步了解气动弹性在飞机设计过程中的工作内容与方法。
——潘一心访谈（2012年3月）
中国的气动弹性研究艰难地开始了在飞机设计中的应用。
当时，哈军工已经在搞“东风”113，这是一个以美国的F－105为基础来设计、号称双25（马赫数2.5，升限25千米）的方案。
此后不久，赵尔陆带着徐舜寿、黄志千和叶正大到哈尔滨，去看了哈军工的“东风”113。看过以后，赵尔陆提出，你们怎么办？于是叶正大到外面买回丁字尺、三角板等绘图仪器，在招待所，3人一个晚上赶出了一个类似F－104的方案。指标也提到了马赫数2.0，升限20千米。
政治的因素掺杂到了飞机设计的技术方案讨论中，技术尖子们与他们敬仰的技术领导都陷入了迷茫之中。
“反右”“反右倾”……一次次政治运动，在飞机设计室造成一次次剧烈的震荡，这是气动弹性力学无法解决的全社会的颤振。飞机结构弹性变形的不断扩大，会导致机翼破坏，在理论上被称为变形发散。而当时的中国，在政治动力的推动下，整个社会也在迅速地接近变形发散的状态。
黄德森回忆：
飞机设计室党支部一共有20来名党员。
管德入党很早（1952年），他对事物反应敏感，分析能力强，说话能抓住重点，言语尖锐，在112厂飞机设计室是有名的“管铁嘴”。他又是徐舜寿的才子派人物，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冲击下，由于他不是一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人，所以也成了“政治上被动式”的人物，尤其是在“反右”、红专大辩论等重大政治运动中，他几乎是“边缘式”人物，成为“左”派的议论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