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研究院与一所
为了集中国防科学研究力量，加速发展我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中共中央于1960年12月20日批准成立航空研究院——国防部第六研究院。1961年7月18日，总参谋部以参科字第32号文批准六院成立10个研究所。
按照上级决定，将二机部航空工业局设在沈阳112厂的飞机设计室（243人）、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东风”113飞机设计的师生（39人）以及空军第一研究所（711人）全部集中起来，组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简称六院一所）。1961年8月3日，六院一所在沈阳正式成立。
对于新中国的飞机设计事业来说，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整和重组。六院和六院一所的成立也给当时处于艰难中的飞机设计室带来了新的希望。
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任命刘鸿志为所长、翟曾平任政治委员。国防部任命徐舜寿、叶正大为副所长，负责科研技术工作；黄志千为总设计师，协助所长、技术副所长进行技术领导工作；在技术上实行以总设计师为首的技术责任制。
刘鸿志，1920年10月出生于陕西省凤翔县。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任东北空军航空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任军委空军航空工程部党委委员、组织计划处处长。1958年任空军第一研究所（简称空一所）所长。
新成立的一所共设14个研究室及1个综合试验室：气动力研究室由王南寿任主任，秦丕钊（苏联茹科夫斯基航空学院毕业生）任副主任。后又任谢光（注1）为副主任。
下设3个专业组，谢光负责进气道，程映雪（注2）负责性能。在重新组建的气动力室，管德担任了颤振组的组长。
注释：
1.谢光，1929年5月出生，江苏省宜兴市人。1949年参加革命，曾任四野第四十一军随营学校区队长、军政治部保卫部侦察员、军后勤部医训队区队长、宣传股文化教员。1953年2月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学习。1958年8月毕业，留校任空军工程系助教。1961年8月—1962年10月任国防部六院一所空气动力设计研究室气动力组组长。1965年任室副主任、主任，后任总体设计研究室主任。1972年调往611所主持全所科研工作。1975年调往国防科工委工作，历任科研局副局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曾兼任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二届理事，中国航空学会第二、第三届理事。1988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7月晋升中将军衔。是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2.程映雪，1932年出生，安徽首霍邱人。1950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分配到部队任翻译。1951—1958年在苏联学习。1958年起，在国防科委、三机部所属研究院（所）工作。历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任、处长。1985年起，历任劳动部职业安全局副局长、劳动保护技术学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劳动科学研究院院长，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
一所的技术尖子
六院一所成立以后，徐舜寿关于建所的思想得到了所长刘鸿志和所领导班子的全力支持。
601所的所史中记述了研究所建所初期科技人员的状况：据1961年底统计，全所当时共有科技人员523人，占全所人数的46.5%，其中大学毕业的共有287人，其中既参加过飞机设计又有生产经验的则不到15%。统计表明，这支队伍的技术素质并不高，基本上没有成功研制一架飞机的整套经验，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1960年以后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从使用维护研究转向飞机设计研究的人员，迫切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学习、锻炼和提高。因此，大力开展技术业务学习，尽快提高科技人员的技术业务水平，以适应科研工作的需要，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
经过与叶正大、黄志千讨论，徐舜寿向所党委汇报并征得同意，所技术委员会对培养人才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关于人才培养的专题报告。1963年10月4日，专题报告以一所名义呈送院科技部和院政干部，题目为《关于技术干部培养方面的几个问题》。
报告中将技术骨干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技术尖子，第二类为尖子培养对象，第三类为一般骨干；并列出了对各类人员具体的培养措施。报告写道：
研究和确定我所技术骨干队伍
①第一类——技术尖子
其标准是根据聂荣臻元帅指示“对那些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人，采取重点培养，重点支持”。对此3个方面的要求不能有所降低，确定技术尖子共７名，为占现有技术人员的1.6%（不包括1963年入伍学员）。
他们都是1952年以前参加工作，搞过仿制机种和自行设计工作……
一所当时确定的7个技术尖子是由徐舜寿亲自提名的，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多次检查。在一份检查中，徐舜寿写道：
在一所时，1963年间按院要求上报了“尖子”名单，为：方宝瑞、顾诵芬、管德、沙正平、冯钟越、陈一坚、李文龙。
这7人的名单是党委通过的，但主要是我们技术指挥线提的，而且主要是我的意见。
——徐舜寿《文化大革命残稿》（1967年检查提纲）
一所确定的技术尖子，是按照聂荣臻元帅的指示进行的，徐舜寿把其中的3句话——“有特殊才能的，特别努力钻研的，有较大成就的”视为3条标准，经他严格审视和精心选择，管德等人符合标准。
徐舜寿的提名得到了所技术委员会和所党委、所长的认可。
颤振分析程序与试验方法研究
六院一所成立以后，气动弹性组的一项任务是在当时国内计算机技术基础上，开展气动弹性计算方法的研究。潘一心回忆：
六院一所成立，向部呈报了《小展弦比机翼的颤振研究》课题。
在管德的主持下，对气动弹性研究做了全面规划。1963年在电子计算机上首先建立了颤振分析程序和静气动弹性分析程序，并进行了高低速风洞试验研究。
——潘一心《飞机气动弹性研究概况》
从1961年开始，一所和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利用该所的104型数字电子计算机（注1），进行了颤振分析的研究工作。
据潘一心回忆，到1963年，编制完成颤振方程求解程序及与之配套的非定常气动力计算程序、结构柔度影响系数程序和结构动力分析程序。这是国内第一套颤振分析程序。颤振方程的求解采用V－g法，相当于美国NASTRAN程序系统中的K－g法。结构柔度影响系数，或用“矩阵位移法”，或用“矩阵力法”，或者按梁理论简化的刚度计算程序计算。结构动力分析采用的是矩阵迭代法。亚声速不定常气动力采用的是核函数法，或简化的修正片条理论。超声速不定常气动力采用的是点源解和格网法，或简化的活塞理论。
在这几年中，管德和潘一心等人在北京的生活、工作条件极为艰苦。
当时六院刚成立，据当年参加六院筹建工作，以后担任了六院副院长的许明修回忆，最早的六院由于没有起码的办公地点，院长唐延杰亲自出马商借了天津卫戍区一个师部的营房。后因实在太不方便，1962年春，又借地处北京太舟坞的六所（今621所）的一栋新建成的集体宿舍和一个大饭堂，院机关即在此办公。直到1963年8月25日，六院院部才迁至北苑。
六院一所创建之初保留有原空一所在南苑的一部分人员和设施。
最早到北京的几个人开始在空一所在空军工程部的招待所收留处办公和住宿，后迁到南苑空一所，给了他们一间办公室、两间宿舍。1962年6月空军党委决定恢复空一所，同年8月将南苑使用维护研究室及部分党政干部、技术工人、工勤人员共265人及相应物资设备移交空一所。这样一来，管德、潘一心他们就不能再在南苑住下去，于是到了太舟坞六院院部所在地，借用几间平房作为宿舍。
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潘一心记忆很深：
六院一所成立不久，管德、陈世豪和我到北京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进行颤振分析的研究工作。开始住在空一所在空军工程部的留守处，在工程部的军官食堂用餐。空一所在空军工程部的留守处有一间办公室、两间宿舍。
由于种种原因，只住了几个月，就离开了空军大院搬到地处东高地的空一所。空一所在北京的南部，而计算所在西北郊，路途要穿过北京市区。每天天不亮就要上路，晚上才能回到住地，平时很难在食堂吃饭，经济上压力也很大。长途奔波、营养不良，是非常艰苦的。
很快，空一所在南苑的那一部分又从一所分出去了，我们在南苑那个地方也待不住了。我们又搬到了六所的招待所。所谓招待所，仅是一间冬天用火炉取暖的平房。我记得1963年的冬天，刘所长来看我们时，说了一句很诙谐的“客不修店”，意思是太乱了。4～5个人挤在一起办公、住宿，还要管着炉子不要灭了火，能不乱吗？那个地方到科学院稍微近一点，但也得倒一次车，太舟坞到颐和园，倒一次车，再到中关村。
后来六院机关搬到了北苑，在那一栋楼里给我们留了两间办公室，条件就好一点。
——潘一心访谈（2012年3月）
管德对这一段时间的情况也有很深的记忆，他回忆：
开始属于空军管，我们出差到北京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但按部队规定不让住一般的招待所，计算所自己有招待所，就在计算所附近，但不让我们住，让我们住空军工程部，还派了一个政工干部负责管理我们。
后来，空军工程部不让住了，就让我们住南苑，我们要用的计算机是计算所的，每天早上起来，先得从住的地方走20分钟到东高地，因为当时只有那里才有公共汽车，我还记得是41路。从东高地坐到永定门，再倒车坐到中关村，中关村下车以后，还要走半个小时才能到计算所。那个时候不堵车，要用两个小时多点时间，要放现在，那一天时间就全在路上了。
因为沈阳没有电子计算机，颤振计算没有电子计算机不行。
气动弹性问题分为静气动弹性和动气动弹性两点。颤振属于动气动弹性问题领域。颤振现象是气动力、结构弹性力和惯性力三者耦合的结果，颤振的发生与机翼结构的振动特性密切相关。因此，要在飞机设计中预先考虑好应对由于颤振带来的影响，就必须对机翼进行颤振特性的数值计算，颤振计算取决于机翼各阶固有振动模态。
在当时先进的颤振计算方法有多种，我们整年就在北京弄这个，天天早出晚归，中午在计算所吃顿饭，我们这一段时间搞得还算可以，总算把颤振计算的一套东西学会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他还讲到了，为了应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计算机，他们还曾经到上海（注2）去。
管德在谈及自己的工作和成就时，经常会用一种轻松的、不以为然的语气，调侃中不失幽默。一句简单的“总算把颤振计算的一套东西学会了”，包含着数学模型的建立、算法软件的编制和大量计算验证。这当然不仅仅是学习，而且有消化、吸收和创造、创新，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中国当时航空科研和计算机应用还处于较低水平的条件下，为赶上气动弹性专业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做出了自己特殊的努力和贡献。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纂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中，对管德在这一阶段工作的贡献有这样的介绍：
亚声速飞机大都采用大展弦比平直翼面，可以用二维理论。对超声速飞机，翼面的展弦比较小，必须使用三维非定常空气动力理论。国外计算任意翼面形状和振动模态的三维非定常空气动力计算方法，20世纪50年代也才问世。由于计算工作量特别大，必须采用先进的数字计算机进行。当时国内数字计算机刚刚投入使用，最好的也仅是每秒1万次。于是管德领导的气动弹性专业组于60年代中期率先在我国第一代电子管数字计算机上进行超声速三维非定常空气动力的计算。
在冯康（注3）先生的指导下，他们提出了与国外方法不同的使用速度势方程点源解的马赫线网络法。对于前缘后掠的翼面，在超声速气流中，垂直于前缘的气流分速，有亚声速和超声速两种情况，前者处理起来比较复杂。管德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
1.当时的计算方案，是把翼面分成马赫线网络，气流参数需要从翼面顶点网络开始，逐格推算。但在亚声速前缘条件下，翼面顶点网格包含翼面和翼外两部分，需要解决它的流动参数取值问题。
2.在亚声速前缘条件下，还需要解决翼外网格的流动参数的计算问题。
经过计算，这个方案和国外当时使用的方法精度相当，适用范围相当，但对计算机的要求较低，适合于我国当时的计算机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