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1949年，管德考入清华大学，是解放以后清华大学招收的第一批大学生。
管德少年时代便喜欢航空，上中学时经常涉猎航空类书籍，收集了几大本飞机图片，包括当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机种、机型。他回忆：
我们家有一个习惯，每到过年，就要给每一个孩子买一个灯笼，我总是要一个飞机灯笼，就是喜欢飞机，想学航空！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1949年，各大学仍维持了原有的自主招生体制，由学校自己组织入学考试。管德报考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北洋大学，一个是清华大学。那时，他已经明确了对学习航空的兴趣，所以报的都是航空系。在当时北方的大学中，只有这两所大学有航空系。
北洋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1895年10月2日，光绪御批由盛宣怀出任学堂首任督办，创建了北洋大学堂（初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以后曾用名包括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1951年9月，北洋大学正式更名为天津大学。
清华大学前身为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曾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中，清华大学是第一个被解放和接管的“国立大学”。
管德记得，赴考的时候，一心想着去看看清华大学航空系，留给他的印象是当时的清华大学老航空馆非常小。物理系的科学馆、土木馆、水利馆都是三层楼，而航空馆就是一栋小二层楼。
为了这次高考，管德认真地做了准备。他回忆：
我把所能找到的全国所有大学不管哪一年招生考试的题目——很厚的一本书，所有的题我全都做了。所以考得不错，北洋大学考了第一名，清华大学考了第二名。当然后来还是选择了清华大学。我们那一届共招收23人，分两个专业，我在飞机专业，还有一个是发动机专业。
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进校不久的管德参加了开国大典。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文章 中有这样的记述：
为了参加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大典，清华大学师生好几天前就着手准备。9月2７日全校大会上，钱伟长向大家提出了要求，包括如何绑扎五角星灯笼，穿什么样的衣服（男生为深色上衣、浅色裤子）等。为了走好方阵，同学们还在体育馆前操场进行了演练。
10月1日，清华大学同全国人民一道，沉浸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无比喜悦之中。凌晨3时左右，一列20多节敞篷车厢的火车载着2000多名师生，浩浩荡荡地从清华园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下车后，马约翰等领队走在前面，接着是军乐队，然后是各院系的队伍。队伍横排两侧每人手提一盏五角星红灯笼。队伍来到东单广场集合，听候大会指挥调动。午餐每人自带干粮：馒头和咸菜。午后清华大学队伍被带到天安门广场，大家席地而坐。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并宣布就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时，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全场欢声雷动。
阅兵式、分列式后，群众游行开始。在国庆游行队伍中，清华大学走在最后压阵。清华大学队伍一路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毛泽东听到后，非常高兴，马上以高亢、洪亮的湖南口音回呼：“清华大学的同志们万岁！”压阵的清华大学游行队伍保证了整个群众游行始终热情激昂，队尾整齐划一，为开国大典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当清华大学师生们回到学校，吃了晚饭回到宿舍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2时多了。（金富军《迎接新中国的曙光——纪念清华园解放60周年》）
程不时是比管德高一级的校友，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道：
新中国成立了。留在清华大学的全体师生队伍参加了开国大典。大典后有盛大的提灯游行，各机关团体学校都制作了大灯笼。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师生讨论：我们做一盏什么样的灯笼？
最后统一的意见是：我们学航空的，要造一架从未有过的飞机灯！这代表我们的专业，更是我们的热切志愿！航空系从各班抽出人员作为代表参加了这具灯的制作。这架纸飞机的结构也不是按一般灯笼制作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飞机的实际结构。
开国大典之夜，长长的游行队伍点亮了各种灯笼，蜿蜒通过天安门前，流向北京广大的市区，形成一条长长的火龙。我们航空系制作的这架由一辆推车载着的尺寸很大的纸飞机在天安门的灯海中大放异彩。通过检阅台时，受到天安门上国家领导人的鼓掌喝彩。我们体会这不仅是对这盏灯的创意和工艺的赞扬，也是对莘莘学子热情洋溢的意愿的肯定。在北京市内通过各条主要街道游行时，无处不受到万众热烈的掌声。当众人看到“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大横幅后面，就是一架在高处行进的栩栩如生的巨大的飞机时，有人对游行队伍高喊“希望你们以后设计出真的飞机来！”我走在队伍中，听到这话不禁喉头梗塞，热泪盈眶。（程不时《天高歌长——我的飞机设计师生涯》）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管德回忆参加这一盛典的情况时讲道：
1949年10月1日，我作为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
10月1日凌晨，我们从清华大学火车站坐火车到西直门站，然后走到天安门广场。清华大学航空系的学生推着一个载有纸制飞机模型的车，我举着“清华六队”的牌子，大约上午10时到了天安门广场。那时天安门东西的长安左门、长安右门还在，广场没有现在这么大。
我们到了广场后，排在了后面。不多久，天降大雨，我们都淋湿了，一直待到开国大典以后，前面的队伍动了，我们才跟随过去。经过长安右门转角处时，我们听到毛主席以高亢、洪亮的湖南口音回呼：“清华大学的同志们万岁！”等口号。
我们仍然步行到西直门火车站，乘火车到清华园站，再走回学校。回到学校，在食堂喝了许多粥后才回宿舍。
——管德回忆录
政治运动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频繁的政治运动。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是刚解放的三项重大事件。与此同时，在大学里，还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
当时的管德是刚进入大学的青年学生，在这些运动中，自然都是作为一般群众参加的。大学第一学期，学习的是基础课，普通物理、微积分等课程学得还比较系统。进入第二学期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类的政治活动逐步展开，就需要有较多的课余时间用来参加运动了。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政治活动占用的时间就多起来了。先是下乡、下厂宣传，就不上课了。管德现在还记得自己是被分配到南口机车车辆厂去做宣传的，还去过北京西南的一个农村，学校有的同学准备了节目，去了以后就演节目，管德说：“我参加了一个活报剧的演出，扮演了一个狗腿子——二狗子。”他还记得，也就是因为自己有这样一次经历，在他结婚的时候，好朋友顾诵芬送给他的礼物是两个造型为小狗的玩具。
接着，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开始了。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发出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大多数是和社会上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互相进行勾结的。为了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三反”运动指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开始安排给管德的任务是看管“老虎”。
“老虎”是当时对贪污犯的称呼，没有定性的嫌疑犯也被叫做“老虎”。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老虎”被安排住在学生宿舍，每天要送去受审，管德就被安排每天送“老虎”接受审查。
清华大学校园里有朱自清《荷塘月色》中写到的著名的荷花池，还有一条据说是乾隆让工程师们从万泉庄引来活水而建成的小河，在芳草绿树的校园中蜿蜒流过，河面不宽，有一处石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