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靠山隐蔽扎大营”指导思想影响， 自控所建在秦岭北麓圭峰脚下陕西户县李家庄。1965年4月11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我在阎良参加工作了， 并且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上班。早早起床， 简单收拾了行装， 告别了母亲， 就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乘坐的是一辆“专车”， 这是由所务处精心包装的一辆10轮军用卡车， 盖上篷布， 摆上十来张椅子， 带上点开水， 车就出发了。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车上坐着党委书记马文奇、副所长樊峰秀、后勤处长张松斋、营房科长丁德森、技术处长周俊、运输科长李福栓、政治部主任张治和后勤助理员谢焕贞， 这些领导 （全是现役军人） 要到正在筹建中的新址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汽车要途径5县1市， 过渭河时还要乘轮渡， 一上一下就得花上一个多小时， 而且是人、车、畜混装。当天8点多出发， 下午4点多钟才到李家庄， 近一天的长途奔波， 下车后每个人都变成了“灰土人”。
那时自控所没有围墙， 当时提倡“军民联防”， 前面有个大脏水坑， 后面靠大山， 两边为村民居住。往东约5 km是长安县祥峪口， 往西10 km便是余下小镇， 那里有个火车始发站。这里交通极不方便， 通信十分困难。当时所里架了一条军用电话线直通西安， 下设许多分机。一次我去西安办事， 为了给单位节省8毛钱住宿费， 想连夜赶回， 走前请总机话务员不断给我办公室分机拨电话， 找人骑自行车到余下接我。下火车后傻眼了， 等了许久不见熟悉的面孔 （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没人到办公室去）。不能再等了， 开步走吧， 那时我才20岁， 身体很结实， 于是， 独自一人孤零零地行走在乡间土路上。那个夜晚恰是漫天大雪， 走着走着哪里是路哪里是田都分不清了， 好像杨子荣进入茫茫林海雪原。走到新阳坡， 突然窜出一条大狼狗， 我边跑边喊， 而大狼狗就是紧追不放。庆幸的是我穿得很多， 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子、皮手套再加一双大头鞋 （外套全是公家借来的）， 短兵相接， 我把狼狗踢跑了， 我的损失是裤子棉花外露， 到了宿舍， 衣服都能拧出水来。
有一天出差， 工作任务很急， 必须马不停蹄办完事立即返所， 去的时候买不上卧铺就坐硬座。列车运行到凌晨， 睡熟中的我突然惊醒， 行李架上一大旅行包砸在我头上， 包里的水果罐头瓶被摔得粉碎， 头上顿时流下鲜血。下车后找了个医院简单包扎， 便迅速赶到协作单位， 处理完工作就立即返回。由于长途跋涉， 旅途疲劳， 在开往李家庄的长途汽车上睡着了， 一阵疼痛把我惊醒， 原来睡着的时候左面太阳穴一直在撞击窗子框， 头上已撞出乒乓球大小的一个肿包， 简直不可思议。就这样头上带着一块创伤、一个大肿包回到所里， 让人哭笑不得， 但我并不感到沮丧。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件事： 按组里工作计划我要到西安某高校寻求技术指导。会后我立即背上挎包， 出所大门径直朝东走去， 要到祥峪口找开往西安的末班长途车。出门时正巧坐上了一辆大马车， 没走多远， 又改乘农用拖拉机， 后来又换乘一辆上海SH-130型三轮汽车， 当时很高兴， 心想今天遇上这么多好人， 还可坐免费汽车直达西安，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走着走着车突然翻到十多米深的沟里。不知过了多久， 当我睁开眼睛时， 脑子一片空白， 过一阵子， 理了下思维， 暗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摸摸头满手是血， 再摸眼镜， 早已不知去向， 驾驶室的挡风玻璃不见了， 碗口大的树拦腰撞断， 啊！ 我才明白翻车了！ 再看司机被方向盘巨大冲击撞得趴着不动， 一些赶到事故现场的村民把我扶起来。路上没人也没车， 怎么把车开到沟里？ 到现在我也没明白。当时我也顾不上这些， 默默地跟着农民兄弟到就近地方包扎治疗去了， 剃了一块头发， 缠了满头纱布， 买一顶帽子， 我便一瘸一拐地慢慢朝前走去， 继续寻找开往西安的末班车。那次交通事故给我留下一个头痛病， 现在花白头发中那块全白的地方就是事故留下的历史伤痕。
艰苦生活，乐在其中
20世纪70年代， 我分到了一套“干打垒”住房， 房间不足14m2 ， 小厨房只有2m2 多，在一楼， 阴天下雨屋里很潮湿， 肉色潮虫满屋爬， 老鼠到处窜， 遇堵污水倒流， 苦不堪言。家里没暖气， 有一年冬天常开的电褥子出了问题引起大火， 多亏母亲发现得早， 把熟睡中的我叫醒才免于一场大灾难。生活担子很重， 要自己砌灶台， 修炉子， 劈柴， 做饭， 打煤球，挖菜窖， 储冬菜。那时家属大多烧“回风灶”， 木柴很紧张， 于是上山砍柴便是我工作之余的主要任务， 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利用一个星期天劈一大堆柴备用。那时生活物资很缺乏， 用现在的眼光看那时东西很便宜， 一个鸡蛋5分钱，3斤以上大公鸡1元钱， 集上随便买。记得1966年我所添了一个大件， 为昝凌所长配了小轿车， 是“华沙”牌， 苹果绿， 十分漂亮， 我相信现在谁也猜不到车的价位， 当托收单到手时才晓得总价1万元， 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职工每月4两食用油， 粗细粮则凭粮本每月配发。我的饭量超人， 32斤定量口粮根本不够吃， 还得去捡麦子， 拾包谷， 挖野菜来补充。
初来乍到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 也干了许多回味无穷的事情： 一次到小河里去抓蟹， 月饼大小的河蟹抓了400多只； 一天晚上到稻田里抓黄鳝， 又肥又大的鳝鱼抓了两脸盆； 有次去掏鱼， 把小河扎一段， 然后把这段水掏干， 竟然弄了一面袋子； 夏天去抓青蛙， 每次都不空手； 冬天到大田里赶野兔打鸟也是件很快活的事情。有些东西并不是为了糊口， 而是陶冶情操。这不， 那两次抓的鳝、蟹就分别送给要好的同事， 连鳝鱼啥味都没尝到。生活虽然很辛苦， 但苦中有甜、苦中有乐， 其乐无穷！ 1972年这个研究所当时只有900 人， 而那次竟然抽调400名科研生产骨干全脱产22天， 搞了一次长途“野营拉练”， 这样所内生产一片瘫痪。还有一次办了一件蠢事， 想吃肉了， 星期天就去镇上买了一个10斤重的大猪头， 我记得花了3元8毛钱。回到单身楼， 把它劈成两半放到脸盘里， 用小电炉煮了大半天还不熟，又端到办公室， 煮到下午7点多， 还吃不到嘴里。第二天上班办公室同志互相追问， 怎么有种异味， 谁来煮什么东西了？ 我硬着头皮不敢承认，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后来这盆肉全扔了， 此事遭到组里同志谴责， 唉！ 真是劳民伤财。
20世纪60年代末， 航空工业在东北有个纳河农场， 而自控所准备在户县黄柏滩开荒种地。组织上要挑选一个政治可靠、身体好的男同志从事高危作业， 我第一个被选中。白天要跟专业队伍抬石垒坝， 累得人腰酸腿痛， 有时要点火放大炮， 最危险的是排哑炮， 有些情景真让人感到后怕。在管理雷管、炸药、导火索时特别危险， 稍有闪失就命归黄泉。借职务之便， 我制作了手榴弹、炸药包、爆破筒、炸鱼器等爆炸物， 在深夜或人少时点火引爆， 我想硝烟弥漫可体验战场气氛， 巨大的爆炸声还可驱赶山中野兽。住的是四周用毛竹围成墙、顶棚铺一层油毡的茅屋寒舍， 四壁透亮， 处处通风， 白天荒滩上热火朝天， 夜晚独自一人孤守在荒山原野， 经常是凝视着暗淡的烛光凄凉地盼天明。蚊虫叮咬， 蛇蝎光顾， 简直无法适应， 无奈只好在床的周围垫上又宽又厚一层石灰来自我防御。简陋工棚存在许多弊端， 天上下雨就好像在棚顶倒豆子， 夜晚风吹草地刷刷作响， 工棚被山风吹过会发出一种奇妙的声音， 夜深人静的时候狼嚎、狗叫与各种昆虫鸣叫交织在一起， 美丽的大自然仿佛在为我演奏一场大型“交响乐”， 这是城里人在高雅殿堂里欣赏不到的。
在艰苦条件下苦变甜的例子很多， 就看你能否抓住机遇， 勇敢地挑战自己。比如游泳， 1967年夏季我一共游了38次， 去太平河那个潭往返一次有十来里路， 大多是一个人徒步走（一段上坡无法骑车）， 付出辛苦疲劳和汗水， 得到的是精力旺盛、强健的身体。一次天空下起了太阳雨， 我坚持不上岸， 那水天连成一体的感觉实在太美了！
这惬意生活延续了许久， 一段时间单位任务不饱满， 便派我到副业组养猪、做豆腐、种粮食， 还给农民收过麦子， 打过场， 挖过防空洞， 也宿过窑洞， 到太平河还修过河堤， 艰苦磨难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让我搞两部电台我没答应， 还有人搬了两箱“长矛头”到我宿舍， 让我秘密保管， 我果断拒绝。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 不久， 我便被“专案组”除名。可是时间不长， 我在外地一家“战地医院”见到了武斗后血淋淋的场面， 惨不忍睹， 回想起来历历在目， 这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伤害， 实在值得人们反思。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自控所有个晶体管组， 在这个组工作的那段时间， 我们制作过很多设备， 不是我们想做， 而是因为没有研制经费逼得人们必须自己动手去做。用那时的一句话叫“土法上马，土洋结合，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先后制作了氧化、扩散、烧结炉全套设备， 操作间， 工作台， 压焊机， 封帽机， 真空设备改造及去离子水全套系统。有一次制作通风管道， 组里每个人手里拿根木棒敲打白铁皮， 从接口、风管、弯头到防雨帽都得自己做， 烦人的噪声搅得周围不得安宁， 乒乒乓乓的敲打声此起彼伏回荡在南山脚下， 就像一个手工作坊伙计们正在紧张忙碌着。然而生产出来的3 DG6高频小功率晶体管即使按军标检验合格也没人敢用， 一批批生产， 一批批积压， 产品没有销路， 这实际上是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上的一种浪费， 痛心啊！ 20世纪80年代初， 单晶硅压力传感器课题组十几个人拧成一股绳， 鼓足劲头、刻苦读书、钻研技术、团结一致、大力协同， 以满腔热血夜以继日地拼搏， 这一年静压膜合的气密性封接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
专业调整，带来转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 航空工业决定对仪表专业进行调整， 重新整合， 解散仪表研究室（一室） ， 一部分人去苏州171厂， 一部分去成都161厂， 剩余十来人则留所， 我被留下来了。当时正赶上“减员增效， 定岗定员”， 一段时间人员难以安排， 后来我被分配到保卫处， 改行负责生产保卫及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对这一新工作， 我认为没什么， 一切从头来。我抓紧时间学习了《要害保卫学》、《治安管理》、《重点工程、重点要害部位管理程序标准实施细则》、《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策》等书， 很快在全所范围内开展“创安全单位”活动， 每年与处、科级单位第一责任人签订《安全保卫目标责任书》， 坚持月检查、季考评、年终总评制度， 奖罚分明， 极大调动全所干部、职工对安全保卫工作的积极性， 这其中也有些很值得回味的事。
武装押运： 我和关龙勤 （保卫干部） 一起执行武装押运任务。那天汽车开到傍晚， 我们决定宿营， 于是就近住在公路附近一家旅馆。住下后不久我便意外地遭到窜入旅馆的流氓恶棍袭击。眼镜被打碎， 满脸是血， 恶棍搬起我一条腿欲将我放到， 当时我身上带着一把“五四”式手枪。是鸣枪警告还是忍受皮肉之苦？ 那时我很冷静， 绝不能开枪， 而是依靠驻地公安机关连夜办案制服了恶棍， 承认错误赔偿损失， 赢得了群众赞扬， 第二天清晨准时发车。
空中保卫： 1997年自控所派我执行一次空中保卫任务， 机会难得当然高兴。这天总参谋部派一架军用R-26运输机由北京直飞西安， 将西北地区7个参研单位11名科技人员和大量仪器仪表、设备及产品连夜空运东北某地。这是一次军事行动， 飞机一落地驻所空军总代表苏有信上校亲临现场指挥， 空中指挥归兰州空军作训部。这7个单位之间互相都不认识， 而每个单位都携带了大量联试产品， 且都是简单包装， 根本不能登机， 自控所只有我一人参加， 时间紧任务重， 这下可把我忙活坏了。从登机前产品造册统计、二次包装到参试人员政审表、登机表填写都由我去完成。在协助军检过程中遇到一个单位带了一大箱各种工具， 军检不让登机， 僵持不下， 最后请示总参谋部后决定工具放到驾驶舱由机组人员保管，飞机降落后拿走。那天正好下雨， 小飞机在空中受气流影响颠簸很厉害， 一位女同志呕吐不止， 胆汁都吐出来了， 我便主动为她擦拭、端水、漱口； 还有一位女同志出现低血糖反应，满头大汗脸色苍白， 我便向在场的同志为她讨要糖果及小食品， 使大家感到空中这个“家”很温暖。飞行中， 因为产品没有整体固定， 经常发生位移， 很多时间都是在整理摆放这些东西。飞机落地后发动机还没停火， 人、物两空后机组关上舱门便立即返航， 当“家庭”全体成员目送战鹰消失在夜空时大家都露出幸福的微笑。
工作中开拓进取， 增强创新意识， 很快打破了局面。1992年陪同所工会主席、纪委书记赵峰同志接受了《西北法制报》、《人民日报》记者专访， 到西安人民广播电台演播大厅制作过节目， 同年自控所被西安市人民政府授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称号， 1998年我被中航总评为先进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