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敦
风云甲子历历在。几度汹涌几度惆怅几度峥嵘……
今朝纪念这辉煌的日子， 我怀念那些为这伟大事业奠基的人们， 他们中有一支默默辛勤耕耘的队伍， 如同人们常常回忆起少儿时的老师、校长。他们是普普通通的， 往往看不到轰轰烈烈的工作场景， 看不到耀眼夺目的光环， 看不到直观有形的成效成果……但他们伴随着航空工业事业成长， 开辟出了一方沃土， 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幼苗； 他们一代又一代相继传承着……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大规模建设新中国， 从“大跃进”到恢复、调整、整顿、提高，从“文化大革命”到拨乱反正， 直到改革开放走向新世纪新时期。他们添砖加瓦， 一步一步随着新中国建设的步伐， 随着中国特色建设的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一波又一波的新浪潮，经历了体制的大变动、大调整， 逐步走向了社会化。但至今仍有一部分继续孕育在现代航空工业的事业中， 继续直接服务于航空工业事业， 伴随着事业的成长将会更加茁壮坚强。
富有远见卓识的创立者们为了航空事业， 不放过一切可能争取的机遇， 不失时机创造条件， 精心培养造就这支为其服务、矢志不移地奉献自己一切力量的教育队伍。
初期的创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 能接收到的旧中国航空工业的“遗产”极其可怜。据史料记载， 从20世纪初清朝末年， 政府派出国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开始至1949年约40年间， 其中学习航空工程的也仅千人； 从30年代中期国内高等院校设立航空工程系科开始培养的毕业生也只近千人。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是几经战乱的创伤、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局面； 几乎整个新的工业体系都是面临的这些问题， 首先是要恢复生产， 医治创伤， 走向正常运行； 再是没有经验可言， 更没有多少人才可言。就那一点点人才和设备资产， 一切都近乎于零， 都得白手起家。工业之花的航空工业就更是薄薄的零零星星的一点点家底， 这是“航空救国”所能见到的“家底”。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已经饱尝在天空领域中的被动， 刚刚建立起的共和国又不得不应对外来的挑衅。然而， 抗美援朝也催生了这高且难攀的产业。先修理后制造， 修理制造并进， 仿制设计， 自行设计……急切地需求技术、设备……要人才！ 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新的一切， 没有多少现成的。
航空工业的决策者们在大力呼唤改变被动， 争夺新的领域， 开辟新的格局。就在毛泽东主席刚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的一个多月后， 便提出《意见书》“设立航空大学， 培养工程师， 各航空工厂设技术学校培养干部和工人”。参与的有王弼、徐昌裕等。次年， 政务院讨论航空工业建设与发展。派出代表团访苏谈判争取援助从修理到制造， 段子俊参与其中。涉及到原各大学航空院系调整、集中归并， 以及请求苏联援助。之后， 教育部在全国职工业余教育方案中， 对国防和航空工业的职工教育备加关注。1951年， 国家更是加紧步伐， 采取多方措施加快航空人才队伍建设， 何长工、段子俊、王弼组织策划了《意见书》， 并强调“生产与教育并进， 修理与制造同行”。教育部为配合国防建设需要有效调整集中航空院、系、科的力量并选派一批大学 （毕业） 生充实加入航空工业建设队伍； 首批国家选派留学生研究生赴苏， 也包含了航空工程专业； 还拟订了中级、初级技术人员的教育计划， 创办专科和技校。许多从战场上脱去戎装的战将士官被选拔来， 加入到创办航空工业教育队伍的行列。当时， 一名干将带上一班人马受命领任务， 再配给相当数额的资金（据说相当于币值改革后的几十万元资金） 就出发到一片荒野空地上， 书写飞上蓝天的新篇章。以吴继周、赵品三、邓永清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员都直接参加了创办建设， 甚至江西省省主席邵式平为了推进工作还兼任了校长职务。教育部调整全国工学院时， 拟定新设立华东航空学院和北京航空 （工业） 学院， 成立航空工程教育委员会， 教育部的领导和王弼、沈元、屠守锷等参加， 还批准了“航空工程系科课程”意见， 兼顾设计与制造。后政务院研究了修理过渡到制造和开办专门航空大学的意见。教育部批准了航空工程教育五年制和三年制的教学计划。随后， 争取到了一批苏联专家支援各层次的办学。航空局也在各项紧张筹备中先后召开了多次教育工作会部署实施。还多次召开技工教育专题会。何长工、段子俊、王弼参加谋划或主持具体工作， 并突破了苏方对学校接触先进产品资料的限制。报经国务院、军委领导同意， 创办4所航空 （工业） 学校， 聘请苏联专家， 抓紧实施从修理向制造过渡，把人才列为“必备条件之一”，“抓生产的同时要办教育”。段子俊还兼任北京俄专的校长。北航筹备委员会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王弼、杨待甫、沈元、王俊奎、屠守锷、王德荣、宁榥、张桂联、林士锷、王俊奎、王绍曾、饶国璋等参加了调整统一工作。曹鹤荪、王宏基、黄玉珊、范绪箕、梁守磐等参加华东航院的筹备。1952年8月首批聘请的苏联专家到达北航、南京航专以及沈阳、北京、哈尔滨、汉口等航校。除从有关各校调整教师外， 国家还统一分配一批毕业生到各层次学校充实师资队伍。南京航专、华东航院、北京航院相继正式建立， 开始统一教学建设和运行。王弼、鲁赤诚等参加了北航的破土动工。莫文祥、司子健、李挺英、康殿文、邹瑞源等一批厂长和干部兼任或专任创建领导技工学校工作。经两年多的努力， 北航、华东航、南航专、俄专在校生已达3200 多人； 北京、汉口、哈尔滨、沈阳4校在校生也达3000人。职工教育逐步开展， 技工学校已达13所。基本形成了新中国建设初期， 高等教育、中等专业教育、技工教育、职工教育的航空教育体系， 初步适应了航空工业初创时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适应计划经济需要
经过经济恢复后进入5年计划的建设时期， 寿松涛、武光先后出任华东航、北航院长。学校领导体制进一步明确、调整并加强了管理。为适应第二个5年计划的航空工业迅速发展的需要， 新建一大批中专、技校， 一批干部投入到创办中， 于辉、崔德祥、蒋平社、董德馨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这时期航空教育事业稳步推进； 学校也开始输送毕业生。1953年已有大学本科毕业生200多人， 技校生3000多人。到1955年， 一批专科、中专已基本建成， 向航空工业输送了首批毕业生。1955年， 本专科毕业1000人， 中专生1400多人， 技校7200多人， 学校教职工队伍已达5600人。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 高校开展了科学研究， 钱学森在北航的《航空技术展望》报告引起广泛关注。聘请了一批苏联火箭专家开设课程。高校还开办干部 （特别） 班， 加强厂级干部的教育培训， 至今尚有一批特别班毕业的领导干部健在， 仍在守望蓝天。各层次学校根据学生特点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改进学生工作， 有的学校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还在最高国务会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各厂职工教育得到加强改善， 1956年高教部正式批准航空主机厂设立一批业余工学院； 夜大、业余中专、中技， 各种学习班已普遍建立， 完善了业余教育体系。响应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贯彻“全面发展、提高质量”的方针， 教学工作也走过了一个完整过程， 积累了经验， 打下了初步基础。
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 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 随着照搬苏联的整套样板带来的问题， 逐渐显露出严重的不符国情实际的一面； 尤其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 学校这块阵地发生了较大的震荡。各级各类学校也开始较大规模的调整压缩； 随之进入调整、压缩， 许多技校、中专被精简、撤销、停办。西安技校实行半工半读、勤俭办校， 后来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会上， 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教育部杨秀峰主持西工院与西航合并为西工大， 钱志道、刘海滨、寿松焘、季文美等参加。招生过量的高校进行调减转学， 一些专业进行调整合并； 甚至有的地方动员下放回乡， 这些给后来的学校工作带来不少的麻烦。1958年“大跃进”， 超英赶美的浪潮袭来， 各校又纷纷掀起教育革命高潮。改革教学打破苏联模式， 开展“三结合”形式的革新教学内容， 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实施勤工俭学。各校真刀真枪、大干快上， 开始立项上马制造飞机、火箭、机床等，“北京”1号、“北京”2号、“北京”5号、“沈航”1号、“延安”1号、“红旗”1号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职工教育业余教育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业余与半工半读相结合的形式。工业部门与高校结合设立了一批研究室； 中专升格； 各层次学校招生规模又一次扩张， 俗称“大肚子”。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教育部确立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三大类学校。围绕“大跃进”出现的问题， 1959年又一次开展了在思想认识上的学习与辩论， 并对学校教育施行贯彻巩固、调整、提高、重点发展的方针。这一时期的一些科研成果在后来得到进一步的延续， 一些国防尖端专业得到发展； 随后的几年里国民经济全面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各级各类学校和专业设置也进行了调整、压缩， 确保重点。随着国防工业规划进一步明确， 军用与民用分离， 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大调整。1961年国防高校的领导体制也明确划归国防科委、教育部、省委三重管理。国家先后出台了科研14条、高教60条； 国防科工委也明确一批重点国防中专和技校， 三机部明确专科、业余高校、中专技校的调整精简， 并开展了定学校、定规模、定编制、定专业的“四定”工作， 恢复秩序、建立规章、重点建设发展。在著名的1962 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上，周恩来、陈毅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论述的真切话语， 在各校广大教职员工中， 特别在广大教师中引起巨大反响， 带来了精神与思想上的积极振奋； 同时按照中央精神， 实事求是地开展了高校在反“右”倾中对高年级学生错误批判的甄别工作。六院的建立， 促进了与高校科研协作的开展。职工教育、业余教育函授夜大也在整顿调整中得到加强提高， 各类各级学校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后来， 国防工业领导体制又进一步细化， 分为几个部门管理。新的三机部规划了航空工业的中长期发展， 确立打基础和“小而全”的方针， 进而开始自行设计阶段。1964年春节教育座谈会后， 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构想， 教育的改革又一次提上议程； 学制、课程、考试、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方式方法都在改革探讨中， 高校科研机构开始初步建立， 校办工厂试行纳入国家计划。随着全国展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四清”运动） 逐步向城市工厂延伸， 学校也不例外， 开展整风、社教后， 有的学校领导还遭到批判。按中央精神， 一些高校抽调了师生参加“四清”工作队。
大三线建设的战略带动航空工业的布局调整， 也带来国防高校、中专、技校的新布局调整。三线建设中的“分散、靠山、隐蔽”具体方针带来了许多新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是必须自办社会， 必须建立各自的后勤保障， 建立自己的从幼儿到中学的教育体系。大三线的基础教育方面的问题远远大于在一线、二线大中城市里的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大批的教师干部参加到了这支队伍里， 与三线职工并肩奋战， 他们也为培育人才和稳定三线职工队伍做出了贡献。后来在改革开放初期， 王震主持国防工业时期多次关注并明确要求列为国防口教育部门的工作任务之一， 要求必须抓紧抓实。同一线的基础教育工作一样， 不少二三线的中小学工作做出优异的成效， 在当地办学中是出类拔萃的。
20世纪60年代中期王弼在青岛养病期间， 还关心着学校， 专门来到航校与教师学生座谈， 他主张要使学生打好基础， 增进求知的能力， 强调要让他们“猎奇”。刘鼎主管教育工作， 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推行半工半读； 在三线建设千山中级技术学校时， 突出强调要为航空工业培养一批电子技术方面的人才。“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前夕， 孙志远也到教育管理部门与干部们座谈， 商讨教育的改革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激荡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