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湾机场停机坪上， 歪歪斜斜地横着一架美制C-46运输机。它的左翼从翼尖到外翼5~6m长度上， 被螺旋桨砍成了一条条铝带， 风吹过去嗖嗖作响； 中机翼上方的蒙皮，有着一道道被飞机救生斧砍伤的斧痕； 中翼左侧与外翼连接框上， 还有一排枪弹击穿的弹孔； 左轮胎也被子弹打穿， 瘪在那里。显然， 这是一架与出逃滑行的另一架飞机相碰撞而严重损伤的飞机， 在国民党仓惶撤退前又被斧子乱砍了一阵， 最后还打了它一梭冲锋枪子弹，一副十足的狼狈相。
此时， 人民解放军在继续南下， 我空军急需飞机。6月中旬， 在华东空军工程部上海机务处领导下， 从上海大场机场空军21厂 （国营511厂———金城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 抽调了一个17人组成的抢修小组， 有赵赴超、张瑄、张达孝、卢平、顾棣华、苗茂森、李士宏、李学志、张敏群、张泉根、毕豪章、刘景瑜、刘易、唐仁培、张如明、周克毅及一位喷漆师傅 （他的名字记不起来了）。由组长赵赴超率领开赴江湾机场， 对这架被破坏的飞机进行抢修。经过一番紧张而又严密的检查， 确定了抢修方案：
（1） 更换左机翼的外翼、翼尖和副翼；
（2） 为防止敌人捣鬼， 更换左右两台发动机和螺旋桨；
（3） 更换主机轮 （左轮）；
（4） 清洗滑油箱和全部润滑系统；
（5） 对飞机操纵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6） 对飞机的电器、仪表进行全面检查；
（7） 更换全部液压油， 检查液压系统；
（8） 修补好被冲锋枪子弹打穿的洞眼和斧子砍伤的地方。
这是一个工作量较大的工程。时间就是命令。按照抢修方案， 全组同志立即投入紧张的战斗。为了不惊动敌人， 决定飞机原地不动， 先从机内项目着手， 然后再修理外部项目。在机外， 先对工作量较大的发动机、螺旋桨进行了更换， 然后再把左机轮和残破不堪的机翼换上好的。当时器材十分缺乏， 大家硬是想方设法从国民党丢下的器材堆里找， 从旧飞机上拆下来的零件经过抢修再用上去， 东拼西凑， 不分白天黑夜奋战在抢修第一线。实在疲劳了， 睡几小时起来再干。
当时， 浙东的舟山尚未解放， 国民党天天从舟山派飞机到上海捣乱， 扫射轰炸。起先，他们并没有注意我们这架破飞机。当我们听到敌机声音， 就往停机坪后面的麦子地里避一下， 麦子长得很高， 是很好的隐蔽条件。不久， 不知怎么搞的， 敌机注意我们了， 飞得很低， 从这架破飞机上低空掠过， 有时还用机枪盲目扫射。我们就同它捉迷藏， 它来我们就走， 它走了我们随即又干起来。全体同志抱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 对祖国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心， 不计个人得失， 不顾个人安危， 齐心协力抢修这架空军急需的飞机。经过十余天的日夜奋战， 终于完成了原定抢修项目。
抢修完成后， 马上要进入地面试车阶段。地面试车开始前， 我们小组开了一个分析会。上海解放不久， 敌人虽已撤退， 但还有暗藏的特务埋伏下来， 情况十分复杂， 不能掉以轻心。发动机试车一响， 声振四周， 就难以隐蔽了。为防止敌人破坏， 决定晚上在原地试车，试车后立即转移到另一草坪上伪装隐蔽。于是， 当天天黑后就进行地面试车， 检查发动机、液压、操纵、电器、仪表等各个系统的工作情况。除了左发动机的螺旋桨性能没有满足要求外 （这在后来一次试车中已排除）， 其余情况一切正常。
不出所料， 头天晚上地面试车， 2000 hp的两台大型活塞式航空发动机一响， 第二天就招来了“苍蝇”。大清早， 敌人的“蚊”式飞机就光顾了， 在江湾机场上空转来转去嗡嗡地叫。可是， 怎么也找不到原来停机坪上的那架破飞机。敌人着急了， 此后， 干脆每天都来捣乱， 一会儿是“蚊”式飞机， 一会儿是“野马”P-51战斗机， 有时他们交替着向我们来“朝拜”。有时似乎发现了“目标”， 就用机枪扫射一通。抢修组的同志， 听到机声就隐蔽，敌机走后就在伪装网的覆盖下面紧张工作， 进行首次试车后的维护和遗留问题的排除。敌机几次扑空， 又恼又怒， 焦急万状。先是在机场东北角草坪上扔了炸弹， 过了两天， 又盲目地向一个机库投下了一枚250 lb？[2]的炸弹。敌人自作聪明， 满以为机场外面的飞机不见了， 准是放进了机库。敌机扑了空， 我们却顺利地完成了地面试车。
修复后的飞机， 经上海市军管会批准， 定名为“上海解放”号。我们将这5 个字用红漆喷在机身左右两侧， 格外醒目、亲切； 加上座舱和两侧机翼上下新喷上的“八一”军徽，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人们看了感到无比的自豪， 高兴极了。有谁知道它十多天前的那副狼狈相呢？
飞机进行到起飞前的检查阶段， 准备飞行了。
7月初的一个晚上， 伪装网下灯火通明。抢修组同志个个精神抖擞， 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着工作。人们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 等待到天亮把“上海解放”号送上蓝天， 飞向北京参加开国大典。
午夜时分， 伪装网拉开了， 飞机进行了起飞前的加油， 约莫凌晨3点钟， 飞机进行移交起飞前的地面试车。我坐在驾驶舱正驾驶的座位上， 先右后左把两台发动机都起动了， 暖机过后正准备进入额定转速状态， 忽然看见驾驶舱左侧挡风罩上晃动着手电筒亮光。我朝外一看， 原来是华东空军航空机务处主任郦少安同志在示意， 要我将发动机减速。从飞机的左舷扶梯走上来两个人， 回头一看， 走在前面的是郦少安同志， 后面跟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郦少安同志伸伸手， 请后面的那位同志坐在驾驶舱副驾驶位置上， 他自己站在一旁。由于两台发动机的声音很大， 我们相互间只点了点头。接着， 我按照试车程序检查各个项目。15 min后， 地面试车检查完毕， 一切正常。我停了车， 关了磁电机。顿时机内一片安静。郦少安同志向我介绍“这是陈毅司令员”， 同时介绍我“这是张达孝同志”。陈司令员伸手同我握手， 我一下子愣住了， 怎么陈司令员深更半夜还来检查起飞前的工作， 真是不辞辛苦啊！
黎明之前， 以谢派芬同志为机长的机组同志到了。机组同志们照例进行了起飞前的检查和地面试车， 检查了各功率点及起飞功率状况。谢派芬同志在驾驶舱左侧窗口打了个手势，示意一切正常。地面撤了轮挡， 飞机滑向跑道， 在跑道尽头等待起飞指令。我们都移向跑道一侧， 怀着无比自豪和喜悦的心情， 凝视着我们奋战十几个白天黑夜抢修出来的飞机， 它已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了。
东方刚露朝霞， 上海第一架人民空军的飞机———“上海解放”号， 满载上海市军管会首长和全市人民的重托以及抢修组全体同志的战斗激情起飞了。陈毅司令员、郦少安同志、曾行健同志以及抢修组的同志们， 激动地挥动着手臂， 送别人民空军的银鹰飞向蓝天。
飞机安全起飞后， 陈司令员站在跑道旁向我们招手：“来， 来来！ 我和大家谈谈。”我们大家一下子围了上去， 围绕陈毅同志站成一个半圆形。他50 岁左右的年纪， 精神抖擞，平易近人。由于常年征战的辛劳， 身材显得干练精神， 身穿一套短袖衫、短裤的夏季军装。陈毅同志高兴地说：“同志们， 过去我们对飞机这鬼东西顶讨厌， 说怕它嘛， 也不是， 可是在战争中它就成天在你头上转， 给你捣乱。那时候想， 什么时候有我们自己的飞机就好了。今天， 我总算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了。”
针对我们这些刚参加革命的同志， 陈毅同志生动地谈了他的思想进步过程， 他亲切地说：“同志们， 你们当中许多同志可能是工人， 我陈毅原来也是个工人， 不过我不是搞飞机的， 我是钳工， 是在法国当的钳工， 原是勤工俭学去法国的。我是从法国工人那里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丑恶， 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认为到法国生活一定很好， 喝牛奶、吃西餐、住洋楼。我在法国住的是租人家的一个床铺位， 吃饭是买了硬面包到公园里喝沙滤水。法国工人对我说： ‘陈毅呀， 你天天喝沙滤水要得病的。你搞点煤油回去用气炉热一热再吃。’ 我说， 买煤油得花钱。法国工人说厂里有得是， 你拿就是了。我想我是世代书香，读孔夫子的书， 男盗女娼是最卑贱的， 叫我偷那怎么行呢？ 法国工人说： ‘资本家是老虎，你陈毅不能当羊给他吃！’ 后来每天下班， 三四个工人一左一右、前面后面把我夹在中间，我口袋里装了瓶煤油， 出大门时， 法国工人眼一瞪， 看门的就不敢惹事了。后来上班干活，我也参加法国工人的 ‘磨洋工’。车间门口放了哨， 工头来了， 发个暗号大家就干， 工头一走就停下来摆龙门阵 （聊天吹牛）。在斗争中逐渐懂得了什么叫剥削， 什么叫革命。”
接着， 陈毅同志谈到进入上海后遇到的新问题， 他说：“来到上海后， 很多熟人拿着名片来找我说： ‘陈毅呀， 我们是老同学了！’ 有的说： ‘我们一起在法国留学的， 我们是老相识啦！’ 我想， 当时我要干革命， 你们都反对， 说什么这是要掉脑壳的！ 对我躲得老远。今天你哥子来找我， 无非看上我这个军管会主任， 想从我这里给你照顾一点。我说不错， 我们在私人方面都是老同学、老相识， 欢迎你常来聚谈聚谈。但是约法三章， 凡是涉及工作上、国家制度上的问题， 只有照章办事。”
针对上海当时的某些谣言和一些人的心理状态， 陈毅同志说：“有人说， 共产党打江山容易， 坐江山难。历史上李闯王进入北京没几天就覆灭了； 太平天国洪秀全在南京坐江山12年也失败了。这些人无非说我们进入大城市后， 要闹内乱。同志们放心，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武装的革命者， 我们要革命， 不是要享乐。”陈毅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磊落胸怀说：“进入城市后， 莫非以后我们刘伯承会跟彭德怀打起来么？ 莫非我陈毅会跟林彪干起来么？ 不会的， 大家放心！”
当时人民解放军正在南下向福建、江西方面进军， 全国尚未全部解放， 战局的发展是大家所关心的。陈毅同志花了较多的时间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 预测了战局的发展。他说：“福建、江西很快就要解放， 8 ~9 月可以解放长沙， 10 月解放广州， 11 ~12 月解放昆明，年底前解放成都……”当时国民党把行政院迁到广州， 似乎要负隅顽抗一番。四川在8年抗战中， 国民党凭借蜀道之难和物资丰富的条件， 作为后方已经营了多年。这两个地区什么时候能解放， 是人们所关心的。陈毅同志的精辟分析和后来局势发展的进程非常一致， 可见他对敌我双方的实力和战局的发展变化了解深刻、了如指掌。
陈毅同志越讲越有劲， 我们越听越出神， 完全忘记彻夜工作的疲劳。陈毅同志站着讲，我们站着听， 一下子讲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已是日上三竿， 太阳晒得有点火辣辣的。大家担心敌机来捣乱， 担心陈毅同志的安全。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野战军司令员， 不仅对战略战局有如此深刻的研究， 难得的是对解放战争以后的国家经济建设的认识也那么深刻而又远见卓识。陈毅同志望着远方深情地说：“打了20多年的战争， 眼看很快就要过去了。再过一些时间， 你们在报纸上就看不到战争的消息了。那个时候报纸上报道的将是工厂生产、国家建设、新技术发展的消息； 报上出现的人物不再是战斗英雄而是劳动模范了。生产要发展， 社会要安定， 人民要安居乐业。”一个半生戎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此满怀豪情、满怀信心， 他的短短数语， 完全表达了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和理想。
据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资料记载： 修复的这架C-46 运输机， 命名为“上海解放”号，经上海市市长陈毅视察后， 由谢派芬同志驾机飞往北京， 在开国大典上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 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
事隔60年了， 现在回忆起来， 仍感言犹在耳， 铭记不忘陈毅同志那句响彻云霄的话“今天， 我总算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了！”在庆贺祖国航空工业建设60周年的今天， 欣喜地看到航空工业发展强大， 心中无比激动和自豪！ 衷心地祝愿祖国的航空工业更加繁荣富强！
航空动力试飞的强者
———记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航空发动机科研试飞专家左汉中
王战成
他始终是一位强者，尽管历经沧桑
他说：“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 只是将自己的青春抛洒在了这里。”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简称试飞院） 研究员级高工、航空发动机试飞副总师———左汉中， 默默而执著地将自己的青春和智慧注入了中国航空试飞的巨大引擎之中， 他将根扎进渭北的这块黄土地， 他像一颗勤劳的行星， 孜孜不倦地在蔚蓝色坐标系里闪烁光芒。
38年中， 他先后主持了4个型号飞机、3个型号发动机的定型试飞， 部分重点项目受到国防科工委、空军、中航总的嘉奖， 他的事迹在航空科研战线广泛传颂， 成为试飞前线的一位名将。
然而， 中国航空科研试飞的路上充斥了太多的艰辛苦难。
“受委屈遭磨难，航空试飞技术还是要搞！”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研制和生产飞机发动机， 而中国的飞机发动机研制才刚刚蹒跚起步。
左汉中从南航发动机系毕业之后， 踌躇满志来到了坟茔遍地的小镇———阎良。1958年， 他被上级选派到空军三航校学习飞行驾驶。1960 年返回阎良， 继续投入航空动力装置试飞研究工作。从那时起， 左汉中成为刚组建不久的中国试飞基地的一名科技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