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一种熙熙攘攘的感觉。我站在原地，提着沉重的箱子，显得如此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处处人潮涌动！纷乱嘈杂！这简直太糟了。我差点就转身上车，打道回府。但冷漠而抱怨的人群却将我推搡到了检查口，检查员和警察就守在那里，我又辗转来到候车大厅，四处张望我的朋友。我永远都会记得阿道夫在维也纳对我的初次欢迎。当我站在那儿，依旧被人群的呼喊和拥挤弄得不知所措的时候，我感觉从1英里开外就能辨识出我是个乡巴佬，而阿道夫表现得就像是一个已经司空见惯的城市居民。他身穿一件质地上乘的黑色风衣，戴着黑色的圆顶礼帽，手持一根象牙柄手杖，他的现身，几近优雅。看得出来，他见到我非常的高兴，他热情款款地问候我，并按照当时的习俗，轻吻了我的面颊。
首先是要解决我行李搬运的问题，还得感谢我母亲的礼物，这些包简直太沉了。我正准备寻找一个搬运工，阿道夫一下抓起一个把手就开走，剩下的包袱就交给了我。我们穿过了玛利亚希尔夫大街——处处车水马龙，行人穿梭往来，各自奔波忙碌，那可怕的喧闹声几乎让人们听不见自己的话音；但弧光灯是如此的令人震撼，以至于把整个广场都照得跟白天一样。
很快，阿道夫带我转进一条分支路，斯通帕街。我犹记得当时我有多么高兴，这条街既安静又黑暗。右边有一座看上去相当漂亮的新房子，阿道夫在它跟前停下了脚步——29号。当时在我眼中，那是一座很气派的房子，外观华丽而不同凡响，我甚至觉得，对于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有点好过了。然而阿道夫径直走了进去，然后穿过了一个小庭院。在庭院的尽头有一座粗陋的房子。我们爬上昏暗的楼梯来到二楼。这层楼上有几个房门敞开着——我们的是17号。
阿道夫打开房门。一股恶心的煤油味冲我迎面招呼了过来，直到现在，这种气味都还能让我联想起那座公寓。我们仿佛走进了一个厨房，但此事与房东太太无关。阿道夫打开了第二扇门。在这个小小的栖身之所，一盏煤油灯还亮着。我开始环顾四周。
第一件让我感到吃惊的事情就是在他桌子上，床上，到处都摆满了他的绘画草稿。阿道夫清理了桌子，在上面铺上了一层报纸，再从窗边拿来一瓶牛奶。然后又拿出了香肠和面包。但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我把这些东西推到一旁，打开了我的背包时，他的脸色立马就严肃得煞白了。我包里有冷烤肉、填馅面包，还有各种美味的食物。他看后只说了一句：“瞧，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啊！”我们大快朵颐，简直堪比皇帝。每样东西吃起来都有一种家的感觉。
待所有的兴奋都散去，我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接下来我将要面对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斯蒂芬妮。我向他坦白，我已经很久没去兰德大街散步了，阿道夫则表示，就算为了他我也应该去。还没来得及回答，我就听见有人敲门。一个外表看上去相当滑稽的干瘪小老太溜进了屋。
阿道夫起身，郑重地介绍了我：“我林茨的朋友，古斯塔夫·库比席克，他是个学音乐的学生。”“幸会啊，幸会啊，”这个老妇人重复了几遍，然后告知了她自己的名字：玛利亚·查克雷斯。从她单一的声调和特殊的口音中我意识到，查克雷斯夫人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确切地说，她是维也纳人，甚至可能是土生土长的维也纳人，但她也许并非出生在赫洛斯或者莱兴费尔德，而是出生在斯坦尼斯劳或者诺维伊钦。我从没问过，也从不了解，毕竟这些都无关紧要。不管怎么说，查克雷斯夫人是在这个数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唯一同阿道夫和我有过交情的人。
这第一个晚上就弄得我疲惫不堪，我记得阿道夫带我在城里四处观光，一个刚来维也纳的人，岂有不参观歌剧院就上床睡觉之理？于是我就被拽到了歌剧院。那里的表演尚未结束。我崇拜那宏伟的门厅，那庄严的台阶以及那大理石栏杆，那柔软而厚实的地毯还有那镀金装饰的穹顶天花板。一旦离开了斯通帕街的粗陋住宅，我就感觉好像被传送到了另一个星球，而这种感觉是如此的令人难以抗拒。
而后我又坚持要去参观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尖塔。我们转而来到卡特纳大街。但傍晚的雾气如此厚重，以至于让人们都难以看到教堂的尖塔。我只能看见大部分黑压压的教堂正殿，在灰蒙蒙的雾气中死气沉沉地延伸开来，几乎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仿佛这座建筑并非出自人类之手。为了向我展示一些其他不同寻常的事物，阿道夫带我来到河畔玛利亚教堂，与体积庞大的圣·斯蒂芬大教堂相比，它更像是一座精致的哥特式小教堂。
当我们到家的时候，我们每人还必须支付1便士给那个看门的怪老头，因为我们叫醒了他来打开大门。查克雷斯夫人已经在阿道夫的房间为我打好了地铺。尽管午夜已过多时，但阿道夫仍旧兴奋地说个不停。然而我已经停止了倾听——这一天的经历对我来说实在太多了。与家人分别，母亲悲伤的面孔，旅途，抵达目的地，喧闹声，熙来攘往的街头，维也纳的斯通帕街，维也纳歌剧院——我困意已浓，合眼入睡。
当然，我不可能搬进查克雷斯夫人家。因为她那里的房间太小，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一架钢琴。所以第二天早上，等阿道夫终于一觉睡醒的时候，我们便一起出门，为我寻找住处。由于我想住在离我朋友尽可能近的地方，因此起初我们沿着附近的街道四处闲逛。我再次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维也纳，这座迷人的城市。阴暗的庭院，窄小的房屋，昏暗的楼道，还有没完没了的楼梯。阿道夫付给查克雷斯夫人10克朗，我本来也是打算在这儿租一间房，但我发现，10克朗一月的房间简直太小了，里面根本放不下一架大钢琴。而当我们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房间时，那女房东又不愿意接受弹钢琴的住户。
我相当郁闷，情绪也很低落，而且充满了思乡之情。这个维也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城市啊？处处皆是冷漠无情之人——在这儿过日子一定特别可怕。我忧心忡忡地同阿道夫漫步在措勒大街。我们又看到一则告示，“房间出租”。我们前去摁响了门铃，一位衣着整洁的女佣打开了门，她向我们展示了一间精心布置过的房间，里面摆着两张华丽的单人床。“夫人马上就来，”女佣说完，行了屈膝礼便转身离去，我们两个立刻明白，这对我们来说太奢华了。随后，“夫人”出现在了门口，她一个非常讲究的女士，不是很年轻，但显得十分优雅。
她穿着一件丝绸睡袍和一双毛皮拖鞋。她微笑着向我们打了招呼，然后审视了阿道夫，之后是我，接着她叫我们坐下。我朋友问她哪间房出租。“这间，”她指着那两张床回答道。阿道夫摇了摇头，然后简略地说道：“那么其中一张床得搬出去，因为我朋友得有地方放置钢琴。”那位女士明显有些失望，因为是我租房，而不是阿道夫要租房，于是她问阿道夫是否已经有了住处。当他给予了肯定回答的时候，她建议我把钢琴搬到阿道夫那儿去，然后我们两个一起住进这个房间。正当她绘声绘色地向阿道夫提出建议的时候，突然的一个动作扯掉了她睡袍上的束带。“噢，不好意思先生们。”那女士大声呼喊道。接着立刻合拢了睡袍。但那短短的一秒，足以向我们展示出，在她的丝绸外衣下，除了一条简单的短裤外，她什么也没穿。
阿道夫的脸，红得像朵芍药，他抓住我的手臂对我说：“过来，库斯特尔！”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走出的房子。我所记得就是，当我们返回到街上的时候，阿道夫猛然大叫道：“好一个波提乏夫人！”显然，这种经历也是维也纳的一部分。
想必阿道夫也意识到，在这座令人眼花缭乱的城市里，要找到我的一处栖身之所，谈何容易，在我们回去的路上，他建议我们合租一个房间。他会向查克雷斯夫人阐明情况；也许她会在房子里为我做些安排。
最后他成功地说服了查克雷斯夫人搬到她的小屋，让我们住进她那个稍大点的屋子。我们同意每月支付她20克朗的房租。她对我弹钢琴这事儿也毫无异议，因此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个最好的解决办法了。
次日清晨，当阿道夫还在酣睡的时候，我就只身前往音乐学院的登记处。我出示了林茨音乐学校给我开出的介绍信，很快就进入了考试。首先是一项发声测试，然后是一段即兴演唱，最后是一项谐调测试。一切进展顺利，而后我被叫到行政办公室，面见了恺撒院长——我感觉自己仿佛当真在受到皇帝的接见一样，他跟我谈了一些关于课程的问题。他建议我去注册大学校外生，上音乐历史课。然后他向我介绍了乐队指挥，古斯塔夫·古特海尔，除了要跟他学习其他东西外，还要学习指挥法的实践运用。正因如此，我被招进了音乐学院的交响乐队，担任中提琴手。所有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直接，抛开最初的慌张，我感觉已是胜券在握。我平时常常从音乐中汲取能量，获得慰藉；如今，它甚至已经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我终于逃离了灰尘漫天的家具装潢店，我也终于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我的艺术当中。
我在附近的利尼恩大街上发现了一家钢琴店，名叫“菲戈尔”。我察看了一下那里是否提供乐器租赁；当然，出租的钢琴谈不上品质优秀，但最后我还是找到了一架相对较好的三角钢琴，我租下了它，每月需支付10克朗租金。阿道夫晚上归来——我不知道他白天是怎么过的——他看到大钢琴后相当惊讶。因为对于我们那样的小房间而言，放一架竖式钢琴就比较合适了。但是没有一架三角钢琴我怎能成为乐队指挥呢？诚然，事情并不像我以前想象得那么简单。
阿道夫马上帮我想办法，将它摆到了一个最好的位置。为了获得充足的光线，他不得不同意把钢琴摆在窗户旁。经过多次尝试后，房间里的所有家具——两张床，一口箱子，一个衣橱，一个脸盆架，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都各自被放到了最佳位置。除了这些，乐器占据了右窗旁的整片空间。桌子被放到了其他窗户旁边。床铺与钢琴的距离，以及床铺与桌子的距离，几乎一样，都不到一步宽。对阿道夫来说，能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弹奏钢琴对我的意义。他马上试了一下。从房门走到钢琴的边缘——三步！那就够了，因为三步一个折回，而且他的三步可以当别人六步。阿道夫不停地来回走动，频繁掉头，几乎是在沿着他自己的中心线移动。
从我们房间里向外望去，只能看见被煤烟熏黑的后墙。只有当你紧靠窗户，伸直脖子向上望去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一小片天空，但即使是这么微不足道的一片天空，都经常被烟尘或雾气所笼罩。碰上运气特别好的时候，阳光会穿透下来。当然，阳光根本就照不到我们的房子，更别说我们的房间了。但仍有少许阳光，能够持续几小时的照在对楼的背部，这也算是对我们的一种补偿吧。
我告诉阿道夫，我已经出色地通过了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现在我很高兴我可以潜心修学了。阿道夫直言不讳地说道，“我还不知道我有个这么聪明的朋友。”这话听上去并不那么的讨喜，但我已经习惯了他这种评说。很明显他正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很容易被激怒，当我开始谈论我的学习时，他粗暴地喝止了我。他最终借助钢琴稳定了自己的情绪，他声称他也懂一点钢琴。我说我愿意教他——但这下我又触及到了他脆弱的神经。他火冒三丈地冲我咆哮道：“收起你这套垃圾，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之后他又冷静下来，用一种安抚的口吻对我说道：“我为什么要当一个音乐家呢，库斯特尔？毕竟我还有你啊！”
我们的生活近乎拮据，当然，靠我父亲每月给我的那点钱是干不了什么事儿的。通常在每月月初，阿道夫的监护人就会寄给他一笔钱。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也许只有25克朗的孤儿抚恤金，而且他还必须立即拿出其中的10克朗付给查克雷斯夫人；如果他的监护人再把他父母的遗产分期拿给他的话，那么可能还不止。也许他还有亲戚的资助，比如，驼背的约翰娜姨妈；但我也不了解。我只知道那时，他经常是忍饥挨饿，尽管他不愿意向我承认。
阿道夫每日三餐都吃些什么呢？一瓶牛奶，一个面包，一些黄油。他常常会买一块儿罂粟籽蛋糕或者油煎圈饼加在午餐里。他就是那样勉强撑过去的。每隔两个星期我母亲会寄给我一个食物包裹，那时我们就可以饱餐一顿。但在钱这方面，阿道夫的确是精打细算。我从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对此他多半是羞于言说吧。有时候，愤怒会让他释然许多，他会生气地叫喊道：“这难道不是狗过的日子吗？”虽说如此，可当我们又可以上歌剧院看演出，或者去听音乐会，或者读一本有趣的书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高兴，很满足。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吃的午餐。任何有关此事的询问都会被他故意驳回——这些有什么好讨论的。由于我每天下午都有些空闲时间，所以我时常在吃过午餐后就径直回家；但我从未看见过阿道夫待在家里。也许那时他正坐在尼利恩大街的施舍处，因为我在那里吃过几顿午饭。不，他不在那儿，我又来到“上帝之眼”（政府办的廉价食堂），他也不在那儿。晚上当我问他为何从不去施舍处的时候，他对这些象征着社会阶层划分的可鄙制度发表了鸿篇大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