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所刻画的阿道夫的形象并不算完整，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叙述他对政治的热忱。之所以稍显唐突地把这章安排在本书的结尾部分，并不是因为我对此缺乏了解，而是因为我的兴趣爱好更多地体现在艺术方面，然而对于政治，我几乎从不关心。
到了维也纳音乐学院以后，我感觉自己简直就是一名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政治扯上任何关系。虽说以前在林茨的时候，阿道夫对艺术的兴趣要远远大于政治，但是到了后来，我朋友的发展方向却恰恰与之相反。在维也纳，这个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心，他对政治的态度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压倒任何兴趣爱好的程度。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几乎都要从政治领域中去寻根究底，哪怕这个问题本身与政治并没有多大联系。他原本是透过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在看待周围发生的现象，然而渐渐地，他就习惯了站在一个政治家的立场去审视所有的问题。
他对人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以至于他开始将自己的专业设计调整为政治考虑。因为，如果他真的想实现自己的计划，无论是那些仅存于他头脑中的工程，还是某些已经在图纸上详细规划好的工程——一座由诸多大型建筑组成的崭新林茨，比如像横跨多瑙河的大桥、新市政大厅等，维也纳的贫民窟也将被一大片住宅区所替代。一场革命的风暴必须首先改变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治状况，只有这样，阿道夫才有机会去实现他那些野心勃勃的计划。
政治，逐渐在他的个人价值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只要上升到某个政治层面，任何困难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对待所有的现象，他务必都会寻根究底，弄它个水落石出，也正是这份一如既往的坚持，让他在这座大都市那嘈杂的政治生活中找到了所有政治事件的聚焦点：国会大厦。
“库斯特尔，跟我来。”某天他冲我喊道。我问他想带我去哪里——我要到大学里去听课，还要为我的钢琴考试做准备。然而我的反对在他看来根本无效。他说我那点儿小事儿简直无法跟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相提并论，他已为我买好了门票。
我当时猜他可能是想带我去看一场管风琴音乐会，或者到霍夫博物馆去看场图片展览。可我的课程和我的考试怎么办？要是通不过考试那我可就惨了。
“走吧，别磨蹭了！”他不耐烦地催促道。我很熟悉他脸上的这种表情，一副容不下任何反对的样子。此外，我平时也很少看到阿道夫在早上8点30分以前起床，因此我感觉这件事情必定非同小可。
于是我便做出了妥协，随他一同来到了戒指路。9点整，我们准时进入体育场大街，在一处小侧门前停了下来，这时候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很明显，都是些无业游民。到最后我才弄清了事实的真相。
“这是去国会？”我紧张地问道，“你叫我来这儿做什么？”
我记得阿道夫曾偶尔跟我谈起他造访国会的经历——我个人认为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但还没等我讲出一个字，他就已经把入场券塞到了我手中，门开了，在专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旁听席就座。
坐在旁听席上，朝下面一望，人们能够很直观地看见庄重的半圆形议会大厅。它的古典之美适合为任何形式的艺术表演提供舞台布景——音乐会、唱诗班合唱，如果稍微调整一下，连歌剧演出都行。
阿道夫试图给我讲解现场发生的事情。“那个坐在正上方，看起来很无助，还不时地摇动手中铃铛的人是议长。他后面那排人是各个部长；在他们前面站着的是速记员——他们是这幢房子里真正干事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更喜欢他们的原因，但我也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始终都只是扮演着无关紧要的角色。所有奥地利议会的议员以及各省代表本应该坐在相对的席位上。但他们大多数都在大厅内穿行游走。”
我的朋友又继续向我介绍议会的流程。一名议员提交了一份议案，目前正在呼吁议会的支持。几乎所有对此项议案不感兴趣的议员都纷纷离席退场。但很快议会主席会发起一场辩论，于是整个会场气氛就变得活跃起来。
阿道夫对议会的流程的确相当谙熟，就好像手里拿着议程表似的，所有情况的发生都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
在音乐表演中，只要即兴演奏一结束，整个交响乐队就会齐奏乐曲；而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议会中，只要议员发言完毕，整个会场就会立即喧哗起来。在这一环节，他们又全都涌回议会大厅，开始扯着嗓门互相声讨。议长摇响了手中的铃，示意众人保持安静。作为回应，议员们掀起桌上的盖子，然后又将其拍下。有的还吹起口哨，各种各样的语言在空中回响，有德语、捷克语、意大利语、波兰语，鬼才晓得还有些什么其他的语言。
我看着阿道夫，心想，这难道不是开溜的最佳时机吗？但你猜我朋友如何反应？他一跃而起，双手紧握，激动得满脸通红。若是这样，我倒宁愿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虽说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吵嚷些什么。
我的朋友在国会里待得越来越过瘾，而我却在想着如何溜之大吉。记得另一回，阿道夫又逼我同他去国会——如果我拒绝，那将有可能成为我们友谊的终结——一名捷克议员正在席上做“反对陈述”。阿道夫向我解释道，这是一种限时演讲，在该议员发言期间，其他议员不得打断。这个捷克人说的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决不可停下，哪怕他只是不停地重复一句话。我当真觉得这个人似乎从头到尾都在重复一句话。当然，阿道夫和我一样，一句捷克语都听不懂，我心里很是窝火，因为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我现在有点想走了。”我对阿道夫说。
他气愤地回答道：“什么？现在就走？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你居然跟我说你要走？”
“主要是我听不懂那个男的在说什么。”
“你没必要听懂他说的是什么，这是‘反对陈述’，我不是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吗？”
“那他讲完之后我可以走了吗？”
“不行！”他一面愤怒地驳回我的请求，一面拉住我燕尾服的后摆把我拖回了原位。
因此我只好留下，任由这位即将筋疲力尽的捷克强人做着不知所云的陈述。在那一刻，我对阿道夫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迷惑。阿道夫有着出众的智力，而且他所有的感官都很正常，但我就搞不懂他怎么能够在一句话都听不懂的情况下，还依然稳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专注地聆听着演讲。但我转念一想，也许是我错了，我大概还没有领悟政治的要义。
那时候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阿道夫非要逼我跟他一起去国会。我总是无法解开这个谜团，直到有一天我才意识到，阿道夫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想找个伴儿来倾诉自己的观后体会。那时候他会耐心地等着我晚上回家。不等我打开家门他就会问道：“这老半天你跑哪儿去了？”还没等我吃下几口晚饭他又会问道：“你什么时候睡觉？”
他这些问题都有着特殊的含义。由于我们的房间非常狭小，所以只要我不蜷缩在钢琴的长凳上或是睡在床上，他就能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因此他这么问我的原因就是想为他接下来的发言做好准备。
只要我爬上床铺给他腾出了空间，他就开始来回踱步。单从他激动的声音中我就能听出，他早已按捺不住要发表自己的想法。他只想通过一种宣泄来舒缓他极度紧张的情绪。
于是，我躺在床上，而阿道夫亦如往常一样，在我跟前激动地走来走去，仿佛我并不只是一个学音乐的穷学生，而是一股能够决定德国人民存亡的政治力量。
另一次夜间谈话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谈话中，他近乎歇斯底里地谈到了那群人的不幸遭遇，他们的命运受到了威胁，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危机。说着说着，泪水竟打湿了他的眼眶。
但在做完这番沉痛的描述之后，他又回到了积极乐观的想法中。他又开始重新构建他的“大德意志帝国”，它包含了其他所有的“宾客国”——这是他对帝国其他民族的称呼。
在我无法再忍受他那冗长的抨击与谩骂之时，我就会睡着。只要他注意到我合上了眼，他就会把我摇醒，然后大声质问我是不是已经对他的发言没了兴趣；如果是，我便可以像那些没有社会良知和民族精神的人一样，昏昏睡去。所以我又不得不咬着牙，强迫自己不要合眼。
后来，阿道夫在处理起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比较和气了。他会提出几个他自认为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来同我讨论，而不是独自沉浸在他的乌托邦幻想之中。就比如有一回，他猛烈地抨击了储蓄团体，它通常由一些工人自发组成，在许多的小客栈都能见到这种现象。成员每星期存入一笔钱，到了圣诞节再将他们这一年的储蓄全部领走。管钱的人通常就是客栈或酒馆的老板。阿道夫之所以批评这些团体是因为这些工人在所谓的“储蓄之夜”的花销要远大于他们储蓄的数目，那么实际上受益的就只有酒店老板。还有一回，他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在他的理想国中，学生宿舍将会是什么样——采光充分的卧室，用来学习和玩音乐，还有画画的公共书房；简单却有营养的食物，免费的音乐会或歌剧院的门票，免费的旅游；还有到大学的免费交通运输。
有天夜里，他谈到了莱特兄弟的飞机。他引用一份报纸上的新闻说道，这些着名的飞行家在他们的飞机上安装了一支相对轻型的重机枪，并对其效果进行了数次试验，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实现空中射击。这让当时以和平主义者自居的阿道夫感到相当愤怒。他批评道，但凡人们发明出一样东西，它就会立即被运用到战争当中。“有谁想要战争？”他诘问道，“肯定不是那些‘小人物’——绝不可能。战争是掌控在那些无冕之王的手中，他们执掌着军工厂，在利益的驱使下轮流的发动战争。这些有头有脸的绅士远离战火的硝烟，在后方挣着大把的票子，而那些不明真相的‘小人物’却在前线为他们卖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