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埋头写剧本的繁忙日子里，他也时时刻刻关注着国计民生，把1999年发生的大事一一做了记录：綦江大桥的倒塌，驻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的被轰炸，渡江小舰的超载沉没……他都以简短的文字概括了自己心情：“甚悲、甚伤、甚惜”。
得知台湾地震的噩耗，他又写下了日记：“……天灾人祸，谁能预料？苦我同胞！”遭受水灾，他为之忧心忡忡：“灾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苦难的人……”当年11月底突然降温，他也在日记中记道：“天寒、下雪。穷人、饥寒人怎样渡过难关？”就是他骑车压到一个小动物，他也专门日记“猫儿惨叫，于心不忍”，更不用说济危助困了。春节，他为一个孤苦的文艺工作者“送50元以示过节的敬意”，一个老同学40元钱买回辆破旧的自行车，他却花50元将其整旧如新。平日，为困境的同学募捐，为下岗朋友家属找工作……七尺伟男，一腔柔情，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怀总为他人劳累，自己却缺少爱的滋润。
秦秀春父母双亡，只与一个病退的单身弟弟一同生活。按说他学问与人品都不错，不是没女人爱上他，亲朋好友也为他介绍了几个，都高不成低不就。妹妹把自己的同事介绍给哥哥，那姑娘也看中了他，他却以自己要坚持创作、照顾母亲为借口婉言谢绝。始终孤家寡人，是因为条件要求太高，他要求女方的“相貌、地位、性格、优美集中一身”，寻求爱人的生活理想化与他创作追求完美是一致的。
也曾有一个符合他理想的人儿进入了生活，激励他创作，鼓励他调动，但终因为他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较好的家庭环境而远去。同学们为其不平，他把痛苦埋在心底淡淡一笑：“女同志嘛，是有些……”，他连“虚荣”二字也不愿说出。尽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爱情挫折，他依旧好高骛远，大街上见到一个气质不凡的女大学生，他也上前主动搭话，提出要和对方交朋友，全不顾及自己年龄可以当对方的父亲。
他毅然声称自己有爱的权利，但也知道“小姐甚有意，多数门槛高，爱不起。”直到临终前的几个月才醒悟：“婚姻大事必须尽快解决，年岁不饶人，过几年像样的夫妻生活，”，“不要再挑再捡了，十全十美人是没有的……”可是来不及了，以至于他孤身一人，猝然中风倒地，很长时间竟也没人发现，耽误了生命的抢救。过世前半月的日记中他还这样写道：“我以认真办事、负责对人的态度对待世界，将无愧无悔立于天地之间。”
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的信念，冶炼出他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定，筑就他立身处事的独特品格，尽管他缺乏对自己生存历史与现状的审视，性格也不容于社会，但是，他仍然是一个——一贫如洗的精神贵族。秦秀春慷慨大方，仗义疏财，本来也不是富贵人家的子弟。1966年高中毕业，68年开始下放，在泾县一个偏远的农村8年后才招工回到市区，就职于搬运公司，他的理想是看仓库，哪怕是值夜班，白天还可以写点东西，可是分配给汽车充电，完全没有自由的时间。
一天在电院里看电影，坐在一边的领导随口问他：“电瓶充气了吗？”单位发的票，用的是休息时间，这也要管我？他没好气地说：“现在看电影，娱乐休息，你怎么谈工作？！”理直气壮，仿佛他是领导。
他不甘平凡和庸俗，为了给个体生命拓展精神的空间，主动停职回家专门从事创作，依靠时有时无的一点房租过着清淡的日子，咸菜下饭，吃得很香，一个烧饼，也能裹腹。可是在父母留下的旧房子拆迁的日子里，他不但没有了生活来源，反而要为再买房子筹钱。无可奈何，又快过年了，他又到了厂里，企业日子也难过，领导出于好心，让他开张病假条，作为才实行两年的内退处理，补给他1440元，以后每月拿60元，已经算是照顾的了。
谁知他一听火冒三丈：“我没病！我搞的是精神食粮，你们怎么把我和那些一般的待业职工比呢？名份不好听！两年都过来了，我就不相信以后再也活不下去！”说完拂袖而去。
谁知道，两个月以后，公司有心规定，在报上登出了启示：所有的职工都必须回厂上班，否则要向企业每月交80元养老保险金。秦秀春的名字放在最前头，他不以为怪，毫不犹豫地同意，由原来每天每月可以拿60元，反过来每月交企业80元，他却头一个签字：“我不干事，怎么能拿工厂工人们的血汗钱？！”没有钱交的时候，他就写欠条，靠着他的军事史料依然充实生活，看书、写剧本。他最大享受就是唱歌了，一个人在家里抄歌词，骑自行车来回五六十里到同学家里听唱片，更多的时候，收集和整理历史资料，他先后到过北京、合肥等地，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找到全新的历史视角，开始了大型电视剧《大清第一相》的创作。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1997年夏天在郊区租了一间房间，只有一张桌子一条小凳子，墙上挂满了一排排卡片，依靠两箱方便面，关门闭户，一坐就是一整天，喝了喝白水，饿了吃包方便面，偶尔到亲戚家里吃餐晚饭，他都认为是精力和金钱上的浪费。
他却不为自己的生活悲哀，对自己的潜力和作品的出路充满信心，为自己明确坚定的目标为之奋斗感觉到幸福。常常说：“创作是第一的，任何人不准干扰我这事。”
生活是清贫的，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白木板的旧式家具早已被岁月染得灰蒙蒙的，唯一值钱的是一个书橱，没有玻璃，一格当中夹张纸条：“写作用书，概不外借。”书向来就是他最值钱的家当。他买书越来越多，书橱装不下了，又搭起一块案板，把书稿或外地寄来的书全部放堆放的上面，家里竟简直成了一个书库，而他自己，稀饭咸菜照样吃得津津有味。
他热爱人生，超然物外洞察事物而不染一层，水晶一样的心灵向朋友敞开，乐于充实的孤独和爬格子的艰辛。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为了帮助他，自费掏钱请客，趁机把秦秀春推荐给文化部门的领导，他在宴会上竟然说道：“你们吃的都是民脂民膏！”朋友生气，宾客们也不高兴，谁还愿意帮助他？
有关部门及一些领导，也曾因为他是个人才向各方面推荐引进，可是他持才傲物，高不成低不就，洒下阳光，透支生命，不甘平凡和庸俗。五月十二号，安徽电影制片厂与他谈台湾第一巡抚的创作，又交给他一本《黄山奇缘》撰写，整个六月份他实在辛苦、亢奋、在希望中度过，往往从中午吃过午饭以后一直要工作到第二天早上，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苦战一个月，终于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音乐风光片《黄山生死情》。为了对历史文化长廊的改造，他历时十年，收集资料，拟写100集的历史电视连续剧《大清第一相》，已经完成了修改和打印好了48集。
11月4日，他和安徽电影制片厂商定，要将《台湾第一巡抚》与合肥市文化局长联合，尽快修改成电视连续剧，据说有投拍的可能，跟着，《北京晚报》想将《大清第一相》作小说连载。好戏连台，大喜过望，可是第二天他就发现自己身体不适、胸中发闷，夜里做梦也睡在悬崖绝壁的边缘，连续多日“甚倦，甚乏”，他依然如故，没有放弃手中的工作，每天写作到凌晨两三点。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中，日记是这样记录的：12月26日：“今天校对时间甚多，甚疲劳，效果当然也好。”
12月27日：“校对19集，下午将20集分为22集，晚睡至次日凌晨一点时醒。”
12月28日：“凌晨2点——5：20，校最后一级——第二十集，一校完毕。”
他没想到，“完毕”二字也是他生命终结的绝笔，他死在成就辉煌的黎明前夜，留下的是已经完工的作品，留下的是1000多块钱的打字印刷费，留下的是一笔笔电费、电话费、在亲戚家的伙食费、以及在郊区住房的房租水电费……他腰无分文——除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就连他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所有费用，也全部是同学们赞助的……
睿智、明净、善良、达观、坦荡、慷慨……一个以神性的生命意识拓展精神的空间的人，他从时空中超拔了。他的离去，提升和净化了我们的目光，使我们仰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