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新生
我有选择性失忆症。曾经有记者问我“创业前三年是不是经常会苦恼？”我很苦恼地说：“想不起来了。”
那记者又问：“就是最艰难的时候，你想什么了？干什么了？”我说：“最难的那段我给忘了。”
也许会有人骂我装蒜，但突然间这么问我，我还真的是一点细节都回忆不起来。后来没人的时候我就自己想，结果想起来的画面全是吃、侃、睡！我竟然有一年的时间“有家不回”，天天和大家混在一起，每天开会、看碟、聊天，然后一群人在工作室打地铺，第二天再一起去吃东西、做节目。就是这样的生活，反反复复，模模糊糊，也不知怎么就能这么着迷，也许属于执迷不悟？果然，还是想不清楚。——李静李静说把《超级访问》做成，就像生了个难产的孩子。我说不对，是生了个哪吒。生他花了很长时间，一生下来就觉骨骼清奇，而且，他妈还叫“李静”！其实在我眼里，是这个孩子让李静有了独特的女人味。她平时头发不梳、妆不化、衣衫不整的，但每次去拉广告，总会华服在身红颜附体。出门前还要倚着门框说：“兄弟们，等我好消息啊。”
而等应酬完回到工作室，妆也花了，头发也乱了，她就一个人默默缩在沙发里，无视周围的嘈杂，一双大眼睛持续放空。那一刻的她，有一种不自知的美，却和夜晚很配。——戴军
看清残酷的挣扎70年代出生的人很矛盾。他们自小接受的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却在成年后被投放到了市场经济的试验场。精神和物质从苍白匮乏走入极大丰富，也将他们卷裹着流向一条保守与解放交汇的河流。于是他们崇拜英雄，又厌恶权威；享受自由，又恐惧孤独；尊重生活，又嘲笑自我。他们是解构主义真正的拥趸。相比之下，80年代出生的人更懂得如何将个体的欲望合理化，无论是意志，还是感官。他们对各种社会奇观总是拥有强大的包容，同时又将自我定为世界的起点。《小鸡捉老鹰》，是一个由“70后”和“80后”合谋出来的节目，质朴，却又带着一丝邪气。很难想象，但这个创意的确与李静的童年有关，与每一个人的童年有关。如果你也丢过沙包，跳过皮筋，玩过老鹰捉小鸡，那么你就会在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共鸣——或许中国的电视真的需要一场游戏了。所以无须纠结这只“小鸡”具体是如何诞生的，有些意象早已被埋在了集体记忆的沟壑之中，而创意，不过就是“心生意念”。199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李静风风火火地冲进工作室，将一盘带子丢到桌上说，你们快看看这个。几个人赶紧围过来一看，只见封面上写着《笑笑小电影》。这是美国的一个娱乐节目，专门在街上捉弄人，然后把路人的各种反应偷拍下来。节目中还插播了一些搞笑访谈，既有大人问小孩，也有小孩问大人，而那些小孩的回答往往更精彩，逗得人捧腹大笑。李静想，这个形式不错，我们的明星访谈也可以加入小孩的元素。一来李静对自己单独采访明星还是有点信心不足，毕竟做了7年体制内的主持人，马上要做一档“原创明星访谈”还是不太好拿捏火候；其次，把辛辣的问题丢给小孩去问，明星可能也不好黑脸；最重要的，这个形式在国内还没有人用过！几番商讨之后，“李静加孩子”的采访组合被定了下来，而节目名称就叫《小鸡捉老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什么类型的小孩以及上哪儿找。对于前一个问题李静还没什么太具体的想法，只觉得这个小孩绝不能超过五岁，一过五岁就会被大人洗脑了。至于到哪儿找，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只能用老办法，登报。李媛以前在《北京青年》做记者的时候认识一个广告部的朋友，人家一看这几个人也不容易，就帮忙在中缝登了一篇招聘广告，李静象征性地给了几百块钱。发了招聘信息，没地儿招也不行。李静眼珠子一转盯上了自己的老同学。这个同学的老公是卖医疗器材的，在西直门桥下有一个门店，于是李静就拜托人家到时候把前台腾出来给自己“挑孩子”。到了面试那天，所有人都傻眼了——竟然来了几百号人，都是爸爸、妈妈带着来的。果然大家都觉得，出名要趁早。经过一番甄选，李静留下了几个中意的，开始培训。后来她选定的那几个小孩都火了，有个叫吴旭的小女孩，在《离婚十年》中演了一个不错的角色，还有一个成了广告小明星。《小鸡捉老鹰》的录影棚就选在西直门，200平方米。因为资金吃紧，李静根本没办法“大制作”，她再次盯上了自己在北电的同学和校友，请他们免费打造舞美与镜头。当时就用快餐盒贴成了背景墙，凹凸不一的墙面上被涂上了一层银粉，整个摄影棚立刻就不像在地球上了。除了要为布景费心，实际上李静要在节目制作的各个环节亲力亲为。策划、主持、道具、广告、发行，甚至还要帮着组织现场观众。有一次观众没联络好，节目就要开始录了，观众席上连半个人影都没有。等嘉宾蔡国庆到了现场，观众还是没有到位，急得李静浑身冒汗。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录影棚就在一个电教中心，有学生正在上课。于是她对编导说：“要不这样，我们跟老师们商量商量，让学生们别上课了，来我们这做观众？”这招儿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去了。电教中心的老师听完李静他们的来意，有点为难，“学生们都是花钱来上课的，这件事还是要听他们自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