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的一天，李静在街上闲晃，遇到了一个音乐系的同学。
李静问，你在哪上班？同学答，我在电视台。
李静再问，学音乐的还可以进电视台？！同学再答，可以呀，可以做音乐编辑。
和同学分手后，李静火速奔回家，给张家口电视台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她就去了台里面试，然后就被留了下来。
不过不是做音乐编辑，而是做主持人。
原来当时张家口电视台在全市招主持人已经招了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招到。
于是丝毫没有经验的李静因为长了一张“标准脸”就被稀里糊涂地推到了荧幕前。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李静陷入了纠结。
她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电视”，但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不会说话了。
面对台领导“字正腔圆，声音洪亮”的要求，李静感觉有些许的不适应，因为这并不符合她的审美。
一个学了这么多年音乐的女孩，琴房里的独奏或许才是她最舒服的表达，那种自然而个性的表达方式，已经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她的思想与呼吸之中，无法轻易地被转化。
电视台看似平静的生活之下，是李静新梦想的酝酿与勃发。
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她告别张家口电视台，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她用这样一种方式去接近自己的双重梦想：到北京读大学；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
面对女儿的再次折腾，李妈妈只是说了一句话，走吧，不行再回来。
彼时，在遥远的南方，戴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深圳小黎明”。
他几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总会。
几乎每一个新开业的场子都会把他的海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有些焦躁，每次听到心中那个挑逗的声音，周围五光十色的喧嚣立刻变得无比静默。
本不安分的灵魂，又遭遇世纪末最初的躁动，叛逆或许才是唯一的归宿。
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90年代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新的文艺复兴。
而拥有之后又敢于一无所有的异乡人李静和戴军，只不过是想要去探索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这是一场不自知的自我革命。
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他们的经历大体带上了一种实验的色彩。
而北京，成为收容这两位实验者的大本营。
“一切都对了。
”戴军这么想。
1993年他终于来到北京。
5年前，当他刚刚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觉得“哪都对了”，节奏也对了，生活状态也对了，尽管一天要做三分工非常累。
而5年后的北京，他再一次觉得哪都对了，尽管是住在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二层。
那时的他已不再驻场，改做表演嘉宾，以北京为居住地，在全国各地的夜场穿梭。
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只不过这一次他的心中已结下了与北京的深度契合。
也是在这个当口，从北电文学系毕业的李静，进入北京电视台，担任《北京您早》栏目的主播，成了一名标准的电视北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