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因工作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被派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省军区政委，直至1934年8月奉命同红六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等一起率红六军团西征。仅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留下了任弼时的许多动人事迹。任弼时一时还被称为湘赣苏区的“好政委”。
“好政委”主要有“四好”。“一好”是他关心爱护同志。任弼时初到湘赣苏区时，就听说陈洪时（后叛变）一伙正开展对原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王首道、张启龙等人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任弼时当时虽然不得不执行中央局的决议，但对陈洪时、刘士杰（后叛变）的诬陷并不轻信。他从王震、萧克、谭余保等几位同志那里了解到王首道、张启龙在湘赣省委的几年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对敌斗争是英勇的，是好同志。他坚决不同意开除王首道的党籍，更反对把张启龙拘捕。由于任弼时坚持原则和“坚决不同意”，王首道保留了党籍，张启龙获得释放。
王首道被撤职以后，任弼时对他仍然十分关心，亲自找他谈话，鼓励他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好工作，要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此后，王首道被安排在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王首道手脚生疮，又患疟疾，身体很差。任弼时得知这个情况后，就专门委托自己的爱人陈琮英带着药品和食物去看望王首道，在经济上还给了一些帮助，令王首道十分感动。后来，王首道要求到中央根据地一线去工作，任弼时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同意了他的要求。
那时，陈洪时、刘士杰一伙借着深得中央的信任，仍抓住张启龙的错误不放，甚至捏造事实、篡改真相，将张启龙稳稳拿住。最后，张启龙被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关在省劳动感化院。任弼时在当时的情况下，爱莫能助，但他仍尽可能照顾张启龙，不到两个月就下令释放他，并把他分配到省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当主任。不久，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较为紧张，又安排张启龙去保卫局协助工作。在长征途中，任弼时在红二方面军党委会上又提议恢复张启龙党籍。
任弼时对其他同志也同样关心、体贴。红军独立十二师师长叶长庚，在一次战斗中负伤，任弼时亲自安排他在红军总医院医治，还经常和陈琮英熬些肉汤去医院看望他，劝他安心养伤。
“好政委”的“二好”，是他善于发现和培养同志。有一天，他在永新县苏维埃政府墙报上看到刘俊秀写的一首诗：“忠实勇敢不怕死，土豪劣绅不放过，阶级斗争要深入，贫苦农民信得过……”他立即找人了解刘俊秀的情况，知道刘俊秀是永新县政府内务部部长，长工出身，只读过45天私塾，勤奋好学。参加革命后，进步很快，斗争性强，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又能吃苦耐劳。任弼时就亲自找刘俊秀谈话，对他说：“你一个长工能写出这样的诗歌，总体很不错，但革命需要知识，需要文化，你以后要继续努力学习，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今后有机会，送你去读书。”时隔不久，任弼时就推荐刘俊秀去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读书，还写了一封信给当时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专门介绍和推荐刘俊秀。
“好政委”的“三好”，是他求真务实，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他经常带着机关的同志打赤脚穿草鞋，跋山涉水，深入到各县、区调查研究，他的足迹遍布湘赣苏区各县。每一次外出调查，他都随身携带一本牛皮纸包的本子，把了解的情况和问题一一记上，做到胸中有数。他倡导有错必纠、逢错就改。在查田运动中，他在永新东乡果园村巡察，发现一户贫农因曾祖父出过租被划地主，当即找查田小组，指出这种查三代、五代的做法是错误的，要查田小组予以纠正。在调查中，如发现好典型，就总结推广。例如在扩红中，任弼时发现茶陵县严尧区晓田乡开展村与村的扩红竞赛，各村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几天之内全乡就有150多名青壮年当红军，成立了晓田连。任弼时就通过省报《红色湘赣》大力宣传，介绍他们的经验，推动了湘赣苏区的扩红运动。他经常为省级刊物《湘赣红旗》《红色湘赣》撰稿，指导县、区工作。他写的文章联系实际，言之有物，生动活泼，指导性强，很受干部群众欢迎。
“好政委”的“四好”，是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任弼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却没有一点官架子，时时处处做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生活朴素，不搞特殊，常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布制服，吃的和普通干部一样，每天是7分钱的伙食。他谦逊待人，虚怀若谷，乐于听取不同意见。他常常去红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做伤员的思想工作，叫他们安心养伤。有时还抽空去看望红军烈属们，对他们嘘寒问暖，热忱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因此，湘赣苏区的军民提到任弼时，无不亲切地称他为“好政委”。
（梁友 王燕婷 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