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1895—1937），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人，是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征中的功臣，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农红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先后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红五军团总指挥。他率部队参加了赣州战役、漳州战役、水口战役和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反“围剿”等战役。长征时，他率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全军的后卫，在湘江血战、金沙江阻击战等战役中建立了卓著战功，红五军团也因此获得“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在苏区，还流传着一个董振堂“重义轻财”的感人故事。
董振堂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二师第七十三旅旅长。他生活俭朴，月薪200多元，却不吸烟，不喝酒，从不参加无聊的俗套应酬。他每天吃的是两菜一汤，穿的是军便服，睡的是行军床，仅有一被、一褥、一毯。他重义轻财，其部下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谁有困难，他都慷慨解囊，今天这个20元，明天那个30元，每月的薪金全由警卫员保管、支付，却从不往家里捎钱。他带兵一向军纪森严，且身体力行。有一次，率部与奉军作战，取胜后途经河北深县（今深州市）盛产蜜桃的地区，他立即下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因军令如山，士兵秋毫无犯，这样既维护了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又教育了部队。董振堂在军中的言行举止，深受广大将士钦敬。
1931年春，董振堂部随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调到江西，进驻宁都后开始奉命“剿共”。董振堂目睹中央苏区的革命运动，看到共产党领导穷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看到红军士气高昂，作战英勇，深受感动，便开始与共产党接触。为此，蒋介石以“共匪嫌疑”的罪名，查抄了董振堂第七十三旅驻南昌的留守处。在此期间，中共第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和已加入共产党的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对董振堂做了很多工作。
1931年12月14日，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和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第二十六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的领导下，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红军。宁都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学兵连党支部就讨论通过了董振堂的入党申请。翌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董振堂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董振堂被任命为改编后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从此，董振堂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中，成为中央红军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董振堂入党以后，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
一天，他对第十三军政治委员何长工说：“何政委，共产党人不能有私产。我在旧军队中还有一点积蓄，存在军需官那里，把它拿出来全部分给战士吧！”
何长工劝他说：“你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嘛，这点积蓄，是不是留下一部分，给你家老人养老？”
董振堂坚持说：“那我就全部交党费！”
何长工解释说：“你是个新党员，交党费，党也不会全部要你的。你还是留一部分给老人吧！把三分之二分掉，留三分之一。”
几次争来劝去，最后两人商定的结果是，董振堂同意留五分之一，大概是300块银元左右。就这300块银元，董振堂也原封不动地让警卫员高志中保存，他自己一个未动。遇到生病的干部战士，他就让小高拿出一些来，给他们补养身体，一直到长征路上才用完那300块银元。
这件事，何长工曾向毛泽东作过汇报，毛泽东也说：“不要全交嘛！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何长工把毛泽东的话转告董振堂时，董振堂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就交给党了，还要钱干什么！”
董振堂在捐献个人积蓄的同时，还把自己一条紫红底带白色图案的俄国军毯，赠给了朱德总司令。
朱德对这条毛毯非常珍视，从江西苏区一直带到陕北。西安事变后，周恩来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经常往返于延安和西安之间，朱德就把董振堂赠给他的毛毯，转赠给周恩来作御寒之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朱德即将奔赴抗日前线的时刻，周恩来又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总司令。
朱德带着这条义重情深的毛毯，经过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最后作为历史文物，献给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董振堂重义轻财、心怀革命，值得我们后人学习！
（李定鑫 毛梦瑶 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