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区革命年代，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红军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原来的徒步和骑兵传令乃至有线通信，已经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了。由此，建设属于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对革命而言，显得格外的紧迫和重要。这个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党部队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很快地就把无线通信装备到了师一级的作战单位。也就在这个时候，朱德、毛泽东给全军下了一道通令，注意在战争中缴获敌军电台并尽可能俘虏敌军技术人员，为建立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作好准备。
在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中，红军大获全胜，并如愿以偿缴获了敌第十八师师部的一部电台。但令人遗憾的是，这部电台在战斗中受损，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然而庆幸的是，刚俘虏的敌军电台台长王诤愿意留下来当红军，负责管理和使用电台。王诤的技术十分精湛，随即就利用这部缴获来的受损电台，成功截获了敌军军事电文，不用密码本就直接翻译出来。电文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如获至宝，万分高兴，立即奖励王诤两块大洋。这之后，红军总部又再次向全军发出一道通令，要求各部队特别要注意缴获迫击炮、机枪、敌军无线电台和俘虏技术操作人员等。同时，提出了要加速培养红军无线电技术人员的指示。
1931年1月，红军总部作出决定，组建和培训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之后，红军总部签发了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选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2月初，前来宁都小布报到的学员有报务学员12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其中还有3名女学员。据负责此次培训教学任务的王诤、刘寅等人的回忆，他们是曹丹辉、胡立教、温诤、钟贞一、李立田、周淼、骆炳林、吴茂林、萧英、李建华、李赤华、钟佩兰。另有几个机务学员。这些学员编成一个学生排，所以最初名字叫“学生排”，后来改为“训练班”，由此构成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开学的第一堂课是毛泽东亲自讲述的。他强调说，我们的无线电通信就好比咱们革命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大家要学懂、学好、学精、学以致用。并兴致勃勃给同学们讲起了“鲁班石”的故事。他讲到，久远时代，要在河上修造一座桥，为此请了许多技术高超的石匠。为了更好更快地建好桥，他们夜以继日地开山取石，经过许多天的努力，桥的基本修造工作马上就要完成了。然而，桥梁处还缺少一块石头，没了它，桥就难以竣工。匠人们在附近四处寻找，最后在一个打草鞋的老公公家中，发现一块石头可以用，于是搬到建桥处一试，恰好合适。此桥终于竣工了。其实，这块石头是鲁班留下的。他路过修桥的地方目测河宽，又仔细看了看石匠们准备的石料，就知道少这样一块石头。于是他悄悄地按照尺码凿好一块丢下，自己逍遥而去。从此之后，人们就给这块石头取名为“鲁班石”。故事到此，毛泽东郑重地说，一块块被分割的苏区，要靠你们从空中架起一座桥连接起来。红军缺少了电台，犹如架设的桥梁缺了一块“鲁班石”。这样一个深刻的比喻鼓舞了学员的革命热情和学习劲头。
当时，物质条件是极其简陋的。林荫树下是训练班的课堂，石板当做课桌。由于处在无线电培训的初期，只有一个电码练习器和两个电键，人多不够用。然而，学员们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们想到用自己左手的大拇指当做电键来练习发报。对于没有电键用的学员，教员就念电码，让他们练习抄报。铅笔和纸张是非常少的。学员用的铅笔，经常是用到手指头捏不住了，再套上小竹管继续使用。谈到抄报用的纸，更值得一说，都是两面写满后用橡皮泥擦干净再继续用，直到长期地使用之后纸张破烂得不能再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学员们坚持着学习，四个多月后，终于完成了学业。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又成功地缴获了敌军的3部电台。这3部电台都完好无损，其中1部是100瓦的大电台。随即在战斗中投入使用，保障了部队之间随时联络。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又成功缴获6部电台。这样，苏区红军的无线通信就基本形成了网络，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全部分配至红军各部担当起无线通信的业务骨干。
1931年6月，红军总部分别在江西于都、福建长汀开办了无线电队第二期、第三期培训班。以后，经过培训的三期学员，成为红军无线通信队伍的“栋梁”。
（刘自川 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