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都县贡江镇芦山村，有一位来自湖南平江的苏区失散女红军，名叫华可英，可当地人却几乎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都尊称她为“兴国婆婆”。说起这个名称的由来，它引出一个悲壮凄婉的故事，饱含了一个苏区失散女红军的血与泪……
华可英，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黄金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由于家境贫寒，她从小就对地主阶级和剥削者有着刻骨的仇恨。平江起义的胜利及湘赣边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华可英，于是她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由于她工作积极肯干，斗争性很强，很快就成为当地革命的女骨干，并成了一名女共产党员。1933年，华可英被调到少共湘赣省委工作。1934年1月，被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推选为代表，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大会期间，华可英抽空考察了瑞金的革命工作，被当时中央苏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态势和人民的斗争热情深深感染。大会闭幕后，她主动申请留在中央苏区，经苏维埃政府批准，分配到反帝大同盟工作。1934年5月，经组织批准，她与时任湘鄂赣省劳动部部长冷郭仪在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登记结婚。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当时组织上曾动员华可英回乡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但年轻的华可英却坚决不肯回乡，她说：“我是党的人，我要誓死为革命。”在她的坚决要求下，党组织把她安排在赣南省登贤（现属于都）县的小溪区工作。
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大部分地区相继沦入敌手，苏区斗争形势愈来愈严峻。1935年初，在敌人的重兵步步紧逼包围之下，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被压到狭小的于都南部山区，陷于极为被动和危险的境地。面对如此危急形势，为挽救和保存革命的火种，中央分局决定分几路突围。此时，由于斗争的需要，华可英不得不和其亲密的战友、丈夫冷郭仪分开。冷郭仪受命随独立三团行动，突围到湘赣边坚持游击战争，而华可英则奉命就地留下坚持斗争，参加登贤县小溪区游击队。谁知这一别，竟成了他们夫妻的永诀。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和红军部队突围之后，敌人对于都南部地区大规模军事清剿也就开始了，华可英所在的小溪区游击队不得已不停地穿梭于山区。4月间，由于叛徒的出卖，小溪区游击队中计遭到敌人重兵包围。一番恶战之后，游击队队长当场牺牲，游击队员死的死、散的散。华可英在这场战斗中虽幸免于难，但却和其他队员失去了联系，只好同搜捕之敌周旋于深山老林之中。她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孤立无援。饿了，以竹笋、野果充饥；渴了，喝几口山泉溪水；累了，找山洞栖身。然而这一切困难都没有动摇她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她顽强地在山林中坚持斗争，期望能找到党的组织，找到失散的游击队员。
就在这极端艰难的时候，华可英发觉自己怀孕了。华可英心想，虽然这个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可毕竟是自己和丈夫爱情的结晶，是革命的后代，只要自己活着，就一定能把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否则，就有负于丈夫，有负于革命。于是，她要为孩子活着、为中国革命活着的信念更加坚定。
艰难辗转半个多月后，她终于在山高岩峭的于南祁山一条深沟里幸运地同两位失散的游击队女队员相遇，其中一个女队员还是本地人呢。三人相见，既喜又悲，顿时抱头又亲又哭。悲喜之后，华可英提出，与其在这漫漫群山中盲目瞎转，倒不如想法主动走出去找寻党组织。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刚刚巧遇的两位女队员的赞同。为了确保安全，她们白天隐藏在山中，晚上就在那位当地女队员的带领下，绕开大路，穿沟越岭，巧避敌人岗哨，直向于都河方向进发。就这样历经千难万险，在第四天的凌晨时分，她们终于走出了大山，来到了于都河边。但是，只见江水滔滔，各个渡口上，均见敌哨影影绰绰，口令声声，把守甚严。面对这种情况，三个队员顿时都陷于无奈之中，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要想当夜偷渡过河，那简直就是冒险。三人一合计，最后还是听了那位当地游击队员的意见，先到她芦山乡（现贡江镇的芦山村）的亲戚家暂时躲避起来，然后再伺机渡河转移。于是，三人就赶在天亮之前到了那位女队员的亲戚家。
也许命运中注定了华可英要经历这番人生悲惨磨难。住下不到一天，他们便被当地的伪甲长卜顺福发现并遭逮捕，押送到了乡联保处投入监牢。几天后，本地的那位队员由其家人出钱赎买，保释出狱。而华可英和另一名战友则因是外乡人，无亲朋赎买保释，遭到了刑讯逼供和非人折磨。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华可英毫不畏惧，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一口咬定自己是兴国人，姓曾，路过此地。伪保长肖斋寿审讯了几天，一无所获。但老奸巨猾的肖斋寿见华可英年轻漂亮，便产生了与其杀掉不如卖人赚钱的鬼主意。于是，他威逼华可英：“只要你肯嫁给我们肖姓人，马上就可以给你自由，否则，我就要把你这个‘赤匪’婆送县府究办。”面对敌人的淫威，开始华可英宁死不从，经过几天的抗争，在这孤立无援、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腹中的孩子，华可英被迫含泪屈从了肖斋寿的淫威，她被肖斋寿以十几个光洋的价格卖给了芦山乡村一位年轻的木匠为妻。从此，华可英这位刚强的湘籍红军女战士，便被当地人当成了兴国人，同时因不知其姓和名而被人称为“兴国婆”。
她和冷郭仪的孩子在出生后不久便因病夭折，这对华可英犹如晴天霹雳。孩子没了，已向湘赣边突围转移的丈夫也杳无音信，党的组织又不知在哪里，这一切几乎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然而刚强的华可英又挺住了，因为她相信，革命胜利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历史总会还自己一个清白。她常常独自一人在晚上仰望夜空，思念远方的亲人，思念党组织和战友，她把这一切压在心底。她的党员身份和革命历史，从来不对外人说起，就连对她的“木匠丈夫”都未曾提起过。1947年，她的“木匠丈夫”去世后，华可英独自一人侍奉着年迈的婆婆和寡居的大嫂，抚养两个孩子。她以勤劳、善良和孝顺，赢得邻里乡亲的称道。
新中国成立后，获得身心解放的华可英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再次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她先后担任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社长、高级农业社妇女主任、芦山村妇女主任，为乡亲们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由于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人们都亲切地叫她“兴国婆婆”。这个时候，她依然对自己以前的经历守口如瓶，也不找组织提什么要求，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儿媳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一直以一个普通“兴国婆”的身份默默地工作生活在当地。直至1984年，冷郭仪通过组织来寻找她时，当地政府和乡亲们才发现这位被人叫了半辈子“兴国婆”的华可英，原来并不是兴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湘省平江县的隐姓埋名几十年的苏区红军女战士、女党员、女干部。
1988年，华可英带着对人生的无限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离开了人世。她去世后，芦山村的村民仍然常常谈起这位勤劳、善良、刚强的伟大女性，谈起这位来自湖南平江的“兴国婆婆”。
（叶志峰 收集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