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德国侵略者就用武力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后来又逼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使山东成为他们的势力范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控制了山东省，夺去了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1915年，日本政府又向北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几乎全被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吞食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国会演说，提出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而且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样，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就有权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土地，因而对巴黎和会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日本代表在会上却提出极其荒谬的无理要求：欧战结束前，德国在胶州、青岛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
日本之所以能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因段祺瑞上台后，仍充当日本走狗。1918年9月，段祺瑞派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使得日本在山东占有的权利超越了德国。在和会上，日本代表就是以“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了无理要求。巴黎和会本是列强战胜的分赃会，竟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而段祺瑞的代表陆征祥也准备签字认账。这一卖国行径很快被留日学生披露，通电全国。
消息传到国内，举国震惊。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愤怒已不能容忍。4月下旬，北京、天津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发起“废除军阀”、“打倒列强”等救国宣传运动。
5月2日，济南3000名工人集聚在北岗子举行讲演会，要求收回青岛。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开会，决定在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各地各界共同行动，阻止北京政府代表签约。
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学生，除北大全体学生外，还有北京高师等校学生。北大学生代表邓中夏站到讲台上说：“同学们，不能再等待，段祺瑞政府是个卖国政府，只会讨好日本主子。明天下午1点，各校到天安门前集合，我们要举行学界大示威，直接唤起民众，制止签约！”
1919年5月4日下午1点，北京大学高师等十三所大专院校3000多名爱国学生汇集到天安门城楼下，像潮水般地涌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他们高呼：“还我山东！”、“保我主权！”、“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等，开始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当游行队伍被使馆区的警察拦阻时，学生立即转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赵家楼曹公馆挤满了人，“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怒吼声震天动地。正巧，曹汝霖和章宗祥两人刚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二贼吓得面无人色，体似筛糠，战战兢兢地溜到后院大墙下，企图越墙逃走。曹汝霖在四个仆人的帮助下越墙逃走，章宗祥不敢翻墙，正急得团团转时，被冲进来的学生发现，一把揪住，痛打起来，打得章宗祥跪地求饶。
学生痛打了章宗祥，但没有抓住曹汝霖，心头怒火难平，就放火把曹汝霖家烧了。
爱国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京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但北洋军阀段祺瑞竟下令逮捕闹事学生，抓走了30多名爱国学生。这更激起北京民众的抗议。第二天，北京街头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要求集会和言论自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亲自撰写声援学生的文章。北京大学开始罢课，并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声援。上海、天津、济南、南京、武汉等城市的民众先后集合，抗议政府，声援学生。上海工商界率先罢工罢市、抵制洋货。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发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迅速发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工厂工人罢工，汽车抛锚，铁路和码头瘫痪，并向全国各地扩大。
“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运动主力由学生转成工人，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迅速形成。北京政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职务，释放被捕的学生。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这样，在全国人民支援下，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在反帝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