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不是一个只空喊爱国主义口号的爱国者，他认为应当将那种刚刚觉醒的崭新而又火热的情感尽力引导到可以使孟加拉民族真正复兴发展的实际事业之中去。
泰戈尔认为，在异国殖民统治长达数百年的祖国，百废待兴。于是，他便在演讲和文章中大声疾呼，提醒印度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们对实际工作的关注，并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复兴民族实业的纲领、计划和设想。
泰戈尔脚踏实地、以质朴感情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并渴望以实际行动使祖国繁荣昌盛，他凭着自己睿智的目光、敏感和直觉，在他的这些讲演中几乎预见到了后来成为圣雄甘地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理论方针。
但是，没过多久，泰戈尔与那些政治家们之间的分歧便显现出来。这些差异的根本起因就在于：在那些倡导爱国与团结的领导者中间，大概只有他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国家的现状和未来作出了清醒的判断和合情合理的展望。
在那些高呼爱国口号的倡导人里面，泰戈尔也是唯一的一个曾经在印度民族教育事业中做过尝试的有实际经验的人。所以，他似乎总在言行中与别的发起人背道而驰。
当别人忙着要毁坏的时候，泰戈尔却忙碌着去进行重建。当别人狂热地主张着要把外国货通通烧毁的同时，泰戈尔却一再地强调应当一步一步地去发展复兴本民族的传统技艺。
当别人在加尔各答梦想着自治独立，发表激昂的演讲之际，泰戈尔却不合时宜地宣传要到印度贫穷的农村中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更让某些人气恼的是，当他们一致声讨英国罪恶的同时，泰戈尔则不遗余力地揭露印度国家中人为的种姓制度的罪恶以及人民的贫弱、愚昧和没完没了的疫病。
正是由于多方面意见的不和，泰戈尔与其他的领导者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冷淡，距离日见疏远。
与此同时，民族解放运动日趋尖锐化并逐步走向冲突与暴力的局面，这一切使得泰戈尔的思想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逆转。
1905年发端的自治运动，到了1906年以后，主要演变为政治斗争。当时印度的政治斗争中矛盾异常尖锐，群众性爱国主义的风暴更为激烈，规模也继续壮大。
仅1906年一年，孟加拉就先后举行了数百次的群众抗议集会，不仅工人们罢工，学生们罢课，连农民也开始加入到斗争之中，在孟加拉点燃的星火已呈燎原之势，逐渐扩大到全国，汇集成印度全国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07年，斗争的烽火仍越演越烈，加尔各答的群众示威此伏彼起，而且这些示威活动最终往往发展成与警察的正面冲突。
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为此逮捕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在殖民当局对这些运动倡导者进行审讯的那段日子里，每一天都有群众的抗议大会召开。
当时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在写往伦敦的信中作过这样的比喻：整个孟加拉就像一座火药库。即便是英国本土的政府也开始担心起印度的武装反抗即将发生。
正当民族解放运动即将酝酿成武装斗争的当口，泰戈尔却急流勇退，逃避了将临的革命风暴。
诗人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他渴望印度独立与自由，但他却希望人民不去理会政府的不合作态度，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不惜一切手段，甚至通过暴力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那么代价就未免太大。
思想上的新危机使得泰戈尔退出了斗争洪流，但这样的事实不可更改。泰戈尔是高扬着旗帜前进的旗手之一，他鼓励人们去战斗，当运动的现状超出了他的理想之际，他便放弃了举在手中的大旗，置紧张的斗争形势于不顾。
因此，泰戈尔的退却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严厉批判。激进的运动领导人谴责他虎头蛇尾，广大的公众咒骂他是在背叛自己所属的民族和国家。
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更认为他是个对自己的统治产生威胁的人物，所以一面暗地里监视他，一面偷偷地下达秘密文件，勒令那些印度的亲英分子以及在印度殖民政府中任职的工作人员，不得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泰戈尔的学校读书，更严禁以任何形式对桑地尼克坦学校进行支持和援助。
泰戈尔被彻底孤立了，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他感到孤独和苦闷，他的心中全都是解不开的困惑和疑团。
作为一个感情真诚、行事率真的人，迷茫之时，泰戈尔选择了后退与隐居，结果引起了几乎所有人的不满和对他的孤立。这一时期，泰戈尔在感情上无疑受到了重创。
无论如何，泰戈尔选中的道路是别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改和左右的。其实，这个举动恰恰证明了他绝不是一个借斗争之机取得个人私利的政治投机者，也证明他在斗争剧烈变化的同时，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清醒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