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比方不是证明，任何打比方都是有缺陷的。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颇有些像时下媒体围绕一场火灾而发的报道。一场火灾发生了，大批人去救火，火最后终于被扑灭了，于是，我们的媒体便更多地报道在救火中涌现出来的救火英雄，对于这场火灾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则提得很少，甚至压根儿不提。
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我们过去将视角多放在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和取得胜利的原因等层面上，说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反帝斗争屡遭挫折后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事实的确也是这样的。这样一个视角当然会使我们产生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很能提神，但提神的东西用得太多，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依赖，这是药理学的常识。其实，作为任何一段历史，我们都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看，我以为，我们在总结和提炼这场战争胜利的意义或者经验的时候，同时也绝对不能忘记，这毕竟是一场残酷的战争，我们的同胞无端地死于外来侵略者的枪口和屠刀之下，我们的家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损，多少代人努力的成就因战争而化为乌有……记住了这些，才算记住了这场战争。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的工作绝不仅仅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给以简单的谴责，尽管这种谴责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我们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我们有责任弄清楚或者尽可能弄清楚，这场战争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损失，带来了多大的损失。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在完成了《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一书后，选择了《浙江抗战损失研究》这样一个课题，想从一个省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日本侵略对于一个省份所造成的具体损失情况。承蒙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规划办公室的厚爱，这个课题被评为“省级基础研究课题”，既然是基础研究，虽然不必去追求立竿见影的功用，但我想它的现实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在当前日本国内无论是政界还是知识界，否认日本侵华的努力有加剧之势，战争过去几十年了，日本居然还没有在正式的中日双边协定和条约中对其侵略战争作过道歉，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已经成为惯例，发展最新的军事技术已成为其基本国策，增加国防开支已成为全民的共识。日本的国内民众，对于过去的那场战争的认识还相当的不到位，以至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日本访问期间不得不在各个场合重点讲述“以史为鉴”的道理，给日本朝野上一堂历史常识课。可以说，日本的这架国家机器很有可能继续朝着军国主义复活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介书生，对于日本国内的这些不健康动向，我理所当然地应以学术的利器击之。但也有的国内学者并不这样看。在本书稿完成后，我偶然读到一篇在学界内外可称做是石破天惊的文章，篇名叫《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作者针对中日两国目前民间存在的互相不信任感，提出了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于形式云云。若按如此新思维，本人积数年劳作，一笔一笔地算日本侵略时期浙江一个省所遭受的损失，充其量不过是在旧思维支配下的一种无用之功，对构建未来“美好”的中日关系平添了一些麻烦，当属于对日本的过于苛刻之举。
但我毕竟还是想不通。因为该文所讲的新思维若对它仔细推敲，其实它根本不新，甚至也谈不上思维。说它不新，是因为早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际，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就发表过一篇广播讲话，其大意就是要求中国国民对战败的日本要采取“合理的宽大”、“不念旧恶”、“以德报怨”等等。说它甚至谈不上是思维，至少不是正常的思维，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够宽大了：国民政府把侵华日军的头目冈村宁次给放了，作为战胜国对日本本土的占领权也给放弃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关押的大批战犯一个不杀地从轻发落了，尽管他们个个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到后来，我们把作为战胜国对日本所拥有的战争赔偿要求权也给放弃了，这还不够大度吗？再大度一些，我们是不是得应着日本朝野的声音承认日本军曾“进入”过中国，“进入”的目的是为了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大屠杀是一帮子文人虚构出来的等等。这能叫思维吗。
既然我们无法按照上述的所谓“新思维”来构筑未来的中日关系，日本侵略中国人民的血债还得一笔一笔地算下去。直到有一天，日本国上下真正地做到了“痛感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再来依照“新思维”，说声“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也不算太迟。
我讲上面的话，并不意味着我会过分地从感情的角度去做学术，因为学术是讲理性的，尽管我的家族中有活活被日本侵略者杀害的先人。我所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搜集和融合各种材料的工作，也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整个工作做下来，看起来难免有一种重史轻论的感觉，真正是远离了时下学术界主流热衷的“解构”与“言说”，应了尼采曾说过的一段话：“融合各种材料的史学工作者永远成不了伟大的历史学家，但我们不可以因此而轻视他们，我们更不可以将他们与伟大的历史学家相混淆，因为他们是些必需的泥瓦匠和为师傅服务的学徒。”对照我自己，我充其量只是在做一个泥瓦匠的工作或者一个学徒的工作。毕竟总得有人做这样的工作，好在我还是乐此不疲。
我必须指出的是，我所进行的这项工作只是关于浙江抗日战争损失的一个初步研究，即使仅在材料的搜集上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相关的材料除了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浙江省档案馆以外，在台湾的国史馆也是有的，而那里的材料我是没办法利用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即使这样一个初步的研究，我也还是得到了众多人的帮助，我的恩师金普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荣维木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研究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规划办公室主任曾骅同志、倾半生精力与日本政府打细菌战官司的王选女士等等，他们不同程度地对我的研究给以关心支持和帮助。另外，本书的出版得益于浙江省重点学科经费、省社联课题经费、杭州市“131”人才培养经费的资助，得益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吴秉辉先生和董玉英女士的热情帮助，所有这些都是我应当深深表示谢意的。
我在从事这项课题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孙娟、黄秀英、陈锋、吴新东等我的几位学生的协助，为了核实有关文献记载，他们在不少地方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调查，为我工作的顺利进行出了不少力，我当同样表示深深的谢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书稿完成之际，我应邀到美国蒙大那大学作学术交流，有幸结识了二战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Philip West先生，他对我的工作极感兴趣，他在阅读过本书稿的主要内容后，欣然答应为本书作序，以期通过一篇简短的英文序文使美国同行对日本侵华的暴行和造成的损失有个大概的了解。其意至善，其情至真。
最后，我也衷心地期待学界同行对本书存在的问题给予批评和指正，没有批评与指正就谈不上任何学术的发展，当然也就不会有我自己的进步。
2003年8月，于杭州嘉绿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