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春
制度经济学在西方长期处于学术非主流的地位，但在中国无论在主流还是非主流理论研究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过去20多年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关于制度经济学的文献俯拾皆是，问题的研究领域从对西方制度经济学的梳理分析，到对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的各种制度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已成为制度经济学一个富有深刻理论与政策含义的现实个案。甚至在一些研究主题上，对西方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挑战，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在大学，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学生的基本学术训练之一。但同样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国内从90年代初期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思想体系，如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系列性制度经济学译著对国内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国内学者自己在这方面的系统的研究著作和教材则是少见的。
在阅读了罗必良教授主编的《新制度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8月版）之后，似乎印证了以上我对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看法，同时，也打消了我对于国内缺乏系统研究制度经济学著作和教材的担忧。显然，这是一本较为系统完整地介绍、梳理、分析并试图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一本介于著作和教材之间的新作。这是作者们在经历6年多时间“从构思、分工写作到形成文稿”的一本力作。讲这本书是他们的“力作”是一点不过分的，实际上，这确实是作者们“十年磨一剑”的成果，在阅读、研究、教学中努力完成的一件极富脑力、体力和耐力的工作。这本书厚厚的700多页书稿、50多万字以及几易其稿，在今天国内学术界的浮躁空气中显现出一些“异类”的气息，是令人欣慰的。
在刚过去的20世纪，大体上来说，经济学理论在两个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发展，一是以凯恩斯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中反经济周期的宏观调节理论，在解释和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不足、经济危机和就业等问题上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也系统地建立了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而几乎与凯恩斯同时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罗纳德·科斯的重要论文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其“革命性”的价值直到今天仍在发展之中。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比，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假设，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模型之中进行研究，从而改变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视角、方法和一些结论，也对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形成实质性的冲击。同时，制度经济学又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不断从相关领域借鉴和发展研究方法并吸纳新的养分，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迅速的发展。
相比于凯恩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政策的影响是更深层次、更为深远的，其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到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应当说是一个处于发展之中的学科，并越来越多地与其他相关领域融合。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作者重点分析了制度经济学的几个重要问题领域，如制度的起源与变迁、产权理论、交易费用与企业理论以及集体行动、国家理论与意识形态，基本上给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对包括最新的研究成果给予较系统的归结和梳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之中、理论体系庞杂、涉及领域广泛的学科来说，这个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工作显得意义重大，同时也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不难看出，本书在系统介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作者也在雄心勃勃地努力结合中国经济现实，期望通过个案研究、历史研究等方法，发掘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价值。因为制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基于理论基础上的个案研究显然是有意义的工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为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研究资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既是一本教材，同时，也可以作为引导学生进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著作。
（原载《山西经济日报》，2006年1月19日。
作者单位是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