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中国农村变迁的一部力作——《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评介
晓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多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深刻。农业历经波折，既有引人瞩目的成功经验，也有必须深刻记取的惨痛教训，其中有些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系统地记叙与评述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意义无须多言。恰如上述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难度极大，前人也做了很多努力。如史敬棠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王耕今等人的《乡村30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包产到户资料选》等。一般来说，编纂史籍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理清所要描述的历史的脉络，避免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地；二是要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不仅是学术环境，对经济史而言也包括一段经济平稳发展的时期，这才有助于人们实事求是，以冷静、现实的眼光观察历史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有助于人们认清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那些因素，避免以蠡测海、管中窥豹。在这种背景下，由陈吉元、陈家骥、杨勋3位教授主持，几十位研究人员历时5年多，参阅200余部文献编辑的50多万字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以下简称《变迁》），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它是描述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后40年间农村变迁的一部佳作。
《变迁》将这40年划分为几个阶段，并以它们作为各编的标题：土地改革、互助合作、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和家庭经营。显然，作者是以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全书的主线，这符合实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领导人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认为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发展，却没有把握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稳定生产关系。回顾这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土改到互助合作）仅稳定了3年左右，第二阶段（从互助合作到人民公社）持续了5年左右，第三阶段（从人民公社到实行联产承包制）则超稳定地延续了20年之久，第四阶段（家庭经营）已进行了10年。对比这4次变动的因果、过程，不难看出：第一，土改、互助合作和家庭经营都促进了农村经济大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分别见《变迁》85、119、521页，以下所注页码均为该书页码），而人民公社尤其是“大跃进”带来的是农村经济的缓慢增长、停滞甚至倒退（见149、318页），《变迁》对这些做了相当详尽的描述。第二，在后3次变动中中央内部都存在着“变”与“不变”、“变”与“稳定”的争论，如互助合作运动开始时围绕农村去向的争论（92页），互助合作运动初期以及1956年关于高级社的“冒进”与反“冒进”（126、219～257页），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关于公共财产所有权分级的争议（318～332页），联产承包制从出现到得到肯定的过程（482、489、491页）。第三，在前两个阶段，中央虽然都采取了一些稳定既定生产关系的政策，但都没有坚持到底；只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中央明确提出要稳定它30～50年不变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坚持了下来。第四，从不同阶段中央采取稳定或变革政策的措施来看，在土改、合作化初期和家庭经营时期，中央提出的建立与稳定生产关系的政策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顺应了广大农民的要求，易于为农民所接受，所靠的是政策的正确性和农民的拥护；而建立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是由上向下推行的，虽然表面上看人民公社稳定了20年，但所靠的是强迫命令的方式和整套的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群众基础。总之，按生产关系的变动划分这40年，可以给读者一种强烈的印象，即生产关系是否应当变动，关键是要看这种变动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生产力标准。
《变迁》虽属史书，却没采用史书惯用的编年体，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严格地按重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记述历史，而是在时间上有所交错，显示出很大的灵活性。例如，在记述1953年建立统购统销制度时（第六章），作者将时间从第五章“互助合作运动的初期发展”的1954年倒回到1952年，这样读者就不至于因为时间的重叠而不能从整体上了解这段历史。但是，作者在记述一些时间跨度大的事件时，所用的方法又有所不同。例如，在第九章“1957年的中国农村”中，作者特地以一节的篇幅记述了浙江等地“‘包产到户’的闪现”（原稿标题）；在第十二章“人民公社的整顿”中也提到了“包产到户”的问题（330页）。虽然两次“包产到户”所处的环境不同，一为高级社下的，一为人民公社下的，都只是“星星之火”，但发人深省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下它们为什么没有熄灭。这就为1979年农村改革之后“包产到户”形成燎原之势埋下了伏笔。再如，作者在阐述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时（第十一章）提到了社办工业。中共中央1958年12月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说：“人民公社……实行工业与农业并举，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并举”；“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与农业生产并举”；“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是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市场服务。”（312页）显然，中央当时认为社办工业（后又称社队企业、乡镇企业）首先要为自给性极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从而将它也纳入这个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系统，其循环的结果是使这个系统更加封闭，商品生产进一步受到禁锢。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队企业虽然经历了两次高潮（1958年和1970年），但始终未在全国形成气候（543～545页）。农村改革以后，一方面农民有了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另一方面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真正将它视做农村经济中与农业并列的产业，而不再把它当做农业的附庸，乡镇企业才得以有长足的发展（545～548页）。尽管当今的乡镇企业与昔日的社办工业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毕竟是一脉相承的。
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变迁》很好地体现了这条原则。一方面，该书既“瞻前”，又“顾后”，虽冠名以“40年的变迁”，但书中的内容早已跨越了这个时限。首先，该书在第一编“土地改革”中以大量篇幅讲述全国土改前的农村状况和各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其时间上限可达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然而，该编记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土改在全国完成的内容只占该编篇幅的1/10。有了前面的铺垫，读者就不难理解后面这段历史，而且会深切感到土地改革是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其次，该书最后一编“家庭经营”所讲述内容的时限未超过1989年，但作者重点阐述的几个问题，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工业化（第二十一章）、农业管理体制的转换（第二十二章）和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趋势（第二十三章），不仅是这段时期农村变化很大的几个方面，而且也会对以后的农村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是几个方向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该书在讲述时并没有局限于农村，而是将它们置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大背景之下，从而突出了二者的紧密关系，例如，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国形势。
《变迁》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所撷取的史料空间跨度相当大，上至中央的决策层，如中央内部当年关于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冒进”与反“冒进”的争论，公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决策过程；下至各省（区）及有关部门对当时农村情况的反映，如在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民的表现及运动的后果，甚至对推行高级社时农民的心态都有所引证（250页）。因此，该书是建立在充分、翔实的史料上的，但它又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对农村中出现的许多现象或争论的焦点问题，作者在必要的地方都做了概括和简明扼要的评论，尤其是第五编，它们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最后，《变迁》不仅充分描述了新中国成立40年间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而且还描绘了农村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和实行联产承包制后的农村社会，分别为书首的第一章和书尾的第二十四章，主要集中于描绘和分析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以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开始，以新型的农村社会结构的重整结束，从而使全书勾画出一幅40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全景画卷。
（原载《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1期。
作者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