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裕怀
《杜润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日前已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文集》收集了杜老1980年至1998年间发表的重要文章、讲话以及答记者问等共102篇，另有回忆文章3篇作为附录。
《文集》收录的文章，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深刻地反映了这一逐步深化的过程，对这一过程各阶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探索、阐述和概括。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经济学著作。它不像一般学院式的著作那样刻意追求建立自己的体系；作者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影响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关键问题上，努力从实践中寻找解决的方案，从理论上予以科学的解释。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者在处理这些直接来源于现实的问题时，他的观点和方法，均来源于一个严整的体系。对于从事改革开放事业的人们来说，不妨把这部著作看做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经济学论著。在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十七大精神的时候，这部《文集》的参考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文集》有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第一个特点是对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的关注
《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论述的是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以农立国”，农业人口占到全部人口80%以上的国家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首要问题。在中国，革命靠“农村包围城市”成功，改革也要靠“农村推动城市”推进。新中国成立以后，杜老曾长期参与党对农村的领导工作，连续的工作实践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使他目光如炬，清楚地看到了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概括地说，这是一个缺乏生产力支持的所有制的问题，是一个政社合一的体制问题，是一个统购统销取代了市场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一个拧紧的瓶盖，使得农业成了一瓶死水。它捆住了农民的手脚，扼制了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而由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又势必对整个国民经济乃至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农民创造了家庭承包制的形式，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这是历史的必然。杜老在《文集》中指出：“包产到户这件事，在中国农村已经出现过四次”，“这也是过去合作化运动遗留的一个后果”，“可以预料，如果再批一次还会来第五次。包产到户是受经济法则驱使的，可导而不可堵，堵是堵不住的”。后来的发展说明，这是一次真正的突破。它像一声春雷，揭开了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序幕。它像一支离弦的箭，宣告了改革开放只有义无反顾地向前迈进，而绝无退路。它所产生的持续影响和联动效应是难以估量的。8亿农民长期受压抑的积极性井喷式释放，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粮棉油麻的大幅度增产，它还解放了劳动力，培育了市场意识，引入了竞争机制，优化了资源配置，创办了乡镇企业，引发了以“民工潮”为最初标志的有序的劳动力转移，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及其竞争优势，则给国有工业及其他行业的改革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正是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化。
杜老在他的文章中深刻地指出，政社合一的体制只是农村改革的第一道“卡脖子”关口。农村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八亿农民搞饭吃”的问题，是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问题，是广大农村必须改变耕作制度、经营规模、产业结构的问题，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必须有序地、大规模地向其他行业转移的问题，所以必须实施全面的、协调的、深入的改革，实现工业的现代化，从而回过头来相辅相成地促成农业的现代化。在这一进程中，自然会不断出现新的“卡脖子”问题，这些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杜老依次关注的焦点。
二、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实效性
《文集》中的文章，均是有为而发的，均是针对现实中某一紧迫问题而作的，目的在于直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它不是那种在概念、理论中兜圈子的文章，不是那种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式的文章。作者重视的是把情况摆清，把问题吃透，把症结抓紧，从而提出措施、分析利弊、对症下药、辨证施治，以求取得最好的疗效，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杜老直接参与领导农村工作期间所作的讲话和文章，这一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他在国家农委任职期间，1980年9月18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言。这是对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所作的说明。这一通知是中共中央委托国家农委代拟的。杜老在发言中开宗明义地说：通知的“主题是责任制，着重处理好包产到户的问题”，“允许包产到户，但要因地制宜，不搞一股风，一刀切”，“不要把平均主义当社会主义，不能单靠政治斗争手段处理经济问题。对农民只许说服教育，经济诱导，不准强迫”。对于当时引起了激烈争论的包产到户的性质问题，杜老在发言中明确地回答道：“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一种责任制。”同时他又指出：“这个问题上一些不一致的认识，可留待实践中解答。”也就是说，对事物存在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是允许的，但不必因为有不同认识就放下工作，不必像“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那样，先来辩它个水落石出（空来空去的辩论实际上是辩不出什么“水落石出”的），而让时间与机遇在“雄辩者”的口沫横飞中白白流失。群众的实践自然会对此作出解答、作出结论。
实践证明，这一通知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和完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因而在农村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被广大农民和干部亲切地称之为“75号文件”，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杜老在这次发言中所表现出来的求真务实、紧抓要害、观点明确、要言不烦的风格，体现了他全部文稿的本色。
三、第三个特点是它的网络性
作者从来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问题，而总是把它放到纵的发展和横的联系中，进行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和研究。以农业为例，他是把它放在小农经济几千年的曲折迂回中，放在合作化几十年的跌宕起伏中加以考察研究的，是把它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背景中，放在工业化、城市化进展过程中，放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是把农村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联系起来，把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和研究的。他在探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时候，不仅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种种不同情况，不同层次的人们的种种不同反应，还考虑到了可以采取的种种不同方式和步骤，可能产生的种种不同影响和利弊；他不仅研究体制改革本身，还要研究与此相关的或接踵而来的种种问题，例如商品生产问题。
他在1981年5月所写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一文中写道：“搞了生产责任制，必将大大促进农村的商品生产”，而“只有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改变为商品经济，才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购买力，也才能提高农民的文化、智力水平、知识水平，使现代的科学文化，通过商品流转，输入农村”。他指出：“发展商品经济还有一个最大的必要性，就是安排剩余劳动力”，“必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利用丰富的劳动资源，开发多种产品，为社会提供更多样的商品”。为此，必须“着重研究农村二次产业、三次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当时阻碍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原因是流通渠道不畅，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他提出，“商品流通必须走上多渠道的道路。一条渠道不行。渠道多，才能促进生产，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竞争”，“与此相联系的还需要有新的价格体系，既能促进生产，又能调节生产”。
此外，如规模经营的问题，资源配置的问题，投融资渠道的问题，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劳动力向城市分流的问题，小城镇的问题，科学、技术、信息服务的问题，农村大型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农村基层的民主和法制建设问题等，他都一一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正因为对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比较的、互动的、立体的深入研究，才能作出切合实际的结论，才能为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四、第四个特点是它的前瞻性
就像一位高手下棋，每走一步棋，都会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乃至下面的数十步。正如上文所说，早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初，他就已经在考虑商品流通、价格体系的问题，也就是市场问题，这时理论界的一些人士还正在为市场经济究竟姓社姓资争得面红耳赤。到了1982年，当商品的流通开始进入一个比较顺畅的阶段时，杜老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一文中说：“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过程中，社会上必然出现生产诸要素的多向流动和多形式组合，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应因势利导而不可人为地阻止或撮合。”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完善市场机制的问题，提出了要素市场的问题。生产力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的培育，是完善市场机制的关键性问题。
由于我国旧体制高度集中，改革开放的初期重在放权让利，这个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到了1996年，杜老再一次强调：“生产力诸要素的流动，是调节各门类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聚积与分配社会资源、优化生产组合的有效方式。开放金融市场将成为一个新的突破口。这是产品市场开放以后，必然相随的步骤。”由金融市场的投融资体系，杜老又提出了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问题。他在同一篇文章中问道：“为什么不能试办股份制，结成一个实力更强的经营实体？”
当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解决“双轨制”的问题就凸现出来。1988年，他在《积极发育市场体系》一文中说：“没有竞争，显示不出利益与风险、成功与失败，各经济当事人缺乏主动性。推动人们进取成功，衡量竞争的标准是什么？现阶段只能是价值法则，只有承认商品关系，才会遵从价值法则。体现价值法则的是价格体系。我们的价格是官定的，不是市场形成的。价格信号失真，不能表现资源的稀缺程度，这样使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调节生产、优化生产结构的作用。”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必将是现代化的商品经济”，应该做到“经济的流程更加货币化、信息化。资产交换都可以用证券形式在交易所进行。这对于调整产业结构就更加方便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普遍分离。如通过股份公司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这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要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道路”。商品社会有大量的契约关系，通过契约形式相互协调彼此行为。“这种契约关系扩大成为制度规则，由政府实行宏观控制，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物资手段影响产业结构和物价涨落。”
随着市场体系的逐步发展，金融体制的改革又必将成为关键问题。1993年，他在《乡镇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调节资金市场单靠轮子不行，要靠利率杠杆，信贷应遵从效益原则，而不靠区分经济成分，要求市场上的平等。全世界都是中央银行管政策，不直接投资，由商业银行按效益投放。如需要扶持保护、利息优惠，由国家给予财政补贴。资金市场让多种组织进入，按条件限制管理。”读者不难发现，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的。杜老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汇率要放开，不放开乡镇企业很难进入国际市场。汇率放开以后，让所有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取得外汇权和边贸权。”当然，汇率放开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我国政府针对当前的具体情况，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完全正确的；但从发展的眼光看，当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后，汇率放开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前瞻性，并不是什么未卜先知，而是建立在对事物运行轨迹的跟踪考察和相关事物相互作用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上文所说的4个特点，相互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它们植根于同一块土壤，那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来研究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应该指出，读杜老的《文集》重要的不是学习书中现成的结论，而是要学习作者考察、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从《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杜老十分重视发展的研究：过去如何，现在如何，未来又可能如何；比较的研究：纵向的比较，横向的比较，从而借鉴历史的和国外的经验；联系的研究：研究各方面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分清轻重缓急的研究：哪些是长远的，哪些是近期的，哪些是可以分步解决的，哪些是必须立即解决的。更为突出的一点，那就是敢于碰硬，敢于去研究那些敏感的、困难的问题。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全书的内容，那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改革是原动力。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只有依靠深化改革来解决，别无他途。
改革的核心，也可以说是一个“活”字。旧体制的束缚要解开，被压抑的群众积极性要释放，生产力的诸要素要流动，资源的配置要优化，生产工艺要更新，产品要升级换代，游戏规则要完善，适应新情况的法律法规要不断建立和健全等。总之，没有放“活”的要放活，使死水变成活水；已经放“活”的要让它更加欢畅地流动，由涓涓细流汇为奔腾的大河，而不能重新筑起堤坝，使之再次变为一潭死水。
流动，才意味着有了生命。世间万物，莫不为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是一样。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发展的科学，是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而不断发展的。它发展为列宁主义，发展为毛泽东思想，发展为邓小平理论，发展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为科学发展观。只要人类在前进，它发展的进程也就永远不会停止。停止，也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因此，我们的思想观念必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更新，必须坚决摆脱长期以来束缚我们的“左”的条条框框，求实、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科学地探讨和解决改革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问题。在这方面，杜老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前人论学，往往以胆、识、才、力（一曰气）4个字为标准。在杜老的《文集》中，这4个字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胆，就是勇于任事，勇于直抒己见，不怕接触最为敏感的问题，也不怕面对种种非议和责难。这种胆略，来源于对人民、对国家、对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忠诚和执著，也来源于对历史和现实的透彻研究和广博知识，即所谓“艺高人胆大”。识，即真知灼见，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最关键、最本质的东西，在山重水复的困境中找到新的出路。才，既包括获取知识的能力，也包括以最为简单明了的方式和语言阐明见解的能力。力，也就是有足够的影响力使有关的方面和人士接受自己正确的见解，影响决策，付诸实施。
这4个字，可以说是真正的学者追求学以致用的最高境界，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尽管难以企及，也应当把它当做努力的方向。
（原载《天下山西名人》，2009年11月5日。
作者单位是山西省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