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强
长期以来，在古老的中医学语境中，一直把“心”视为人类思维的工具，而西方解剖学早在17世纪就证明，大脑才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的中枢指挥核心。但国内外最新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又做出了反证，一些置换了心脏的患者，其性格特征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甚至与心脏捐赠者如出一辙。这一点用西方医学理论似乎完全无法解释。另外，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中医脉象学理论，一直困扰着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界，被西方医学奉若神明的外科手术刀，迄今在人体内部找不到中医所谓“经络”。但是，中医手中的银针却能沿着古老的穴位“路线图”，精准地做到针到病除。由此可见，在同一颗蔚蓝色星球上共生的东西方两大文明认知系统，还有许多未解之谜有待探索研究。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占星家们认为，人类的心灵其实仅仅是万物之灵的一小部分。心灵不单单是人类的专属物，一棵穿越千年的老树，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座巍峨壮美的山脉，都有自己的心灵。这一点似乎与我国古代阴阳五行学派的“天人感应”说有某种契合。虽然，我个人比较认同孔子对鬼神的态度，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一个唯物论者，但大自然和生存环境对人类心灵的影响毕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家乡一条平凡的小溪，或许可以成为个人、家庭乃至某一群体情感寄托的核心。由此我们可以推论，每一座城市都应有自己的心灵，每一个城市心灵都具有独特的历史人文背景和相应的核心价值体系。
纵观天下，已经和平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目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在享受“中国制造”带来的便利。高速运转的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化浪潮，不仅使经济社会长期处于高度亢奋状态，而且使每一座城市都化作一个巨大无比的工地，随之而来的空气污染、噪声污染、食品和药品污染几乎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如果我们静下来反思这段心路历程时，也许会发现许多城市的心灵都曾在机器的巨大轰鸣中震颤，抑或在如林耸立的烟囱下蒙尘。按照“改变”从“心”开始的定律，一座城市核心价值体系的重构，首先必须让道德的阳光照亮城市的心灵，进而让城市中的每一颗心都有机会沐浴道德的阳光雨露。
道德来源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文自觉，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恰似春雨一般润物细无声。道德之于法律，好比中国的太极拳与西方的拳击术。前者讲求内敛，若风若水，大象无形，以静制动；后者追求刚劲威猛，雷霆万钧，精确打击。道德的力量是由内而外释放，让人发自内心地向善；法律的力量是由外向内施压，让人因畏惧而不敢作恶。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看，道德是法律的外延，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和法律好比一驾马车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所不同者，道德更注重事前之教育，正所谓未雨绸缪；而法律则讲求以既成事实为依据，明辨当事人的责任，以期亡羊补牢。
事实上，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参照系的重要坐标之一，汉唐盛世的出现与太原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尚德”传承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的横空出世，表明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在国家政治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与成功。而这两大盛世背后的政治推手，一个是汉文帝刘恒，另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
我个人以为，刘恒和李世民虽说只能算“半个太原人”，但他们理应会说比较地道的太原话，因为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活动范围基本是在太原及其周边地区。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两位著名皇帝的政治信仰和人格理想，一定与太原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文化浸润和道德熏染密不可分。2008年，为了创作晋剧《龙兴晋阳》，我曾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对“刘恒治代”这段历史进行评估考证，还专程跑到晋西北黄河边的娘娘滩去寻访薄太后的仙踪。刘恒在太原生活的17年，正是其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淳朴敦厚、崇义尚德的太原民风，让这位因系庶出而备受冷落的皇子真正明白了一个硬道理，即安居乐业的老百姓才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石和根本。刘恒算得上中国历史上最注重立德修身、最具反思意识的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始终坚持“以德化民”的治国方针，在其诏谕文告中，“朕甚愧之”、“朕既不敏”的话语比比皆是。他还常常把天灾人祸归咎于“人主不德”，并以“百官之非，宜由朕躬”、“天下治乱，在朕一人”的惊人之语果敢地担当社会政治责任。因感念太原这方水土的养育之恩，刘恒还不忘在百忙之中回太原探望父老乡亲，并免除了百姓三年徭赋。难怪司马迁竟由衷赞叹：“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2005年深秋，我陪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著名剧作家林克欢先生去晋祠看“贞观宝翰”碑刻。他看后兴奋地说：唐太宗不愧是独步千古的大政治家。造化出这般风流倜傥的精英人物，足见太原卓尔不群，自古便是重义厚德之地。他建议我创作一部以晋祠为题材的舞台剧，于是便有了《唐宗归晋》这部戏。号称“太原公子”的李世民，出身关陇军功世袭贵族，是鲜卑族与汉族混血后裔，可以说李氏家族本身就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水乳交融的结晶。李世民自幼深受边镇习武任侠民风之熏染，弓马娴熟，精于骑射。贞观十九年，御驾亲征辽东后班师长安，过境太原时已近腊月，便决定在太原驻跸过年。故地重游，一边疗养一边反思辽东战事。正月二十六重游晋祠，浮想联翩，感慨万千，挥毫泼墨写出了千古名篇《晋祠之铭并序》。这篇铭文熔史论、政论、歌赋、书法于一炉，可谓文采飞扬，字字珠玑，气势磅礴，飘逸洒脱，尤其“飞白”笔法颇得魏晋风骨之神韵。文章开宗明义提出了“非亲无以隆基，非德无以启化”的政治见解，讴歌了唐叔虞“承文继武，经仁纬义”的历史功德。贞观十一年春，又命房玄龄主持修《五礼》，并亲临洛阳宫致祭汉文帝。那么，李世民和刘恒二人，同是在太原“龙潜”多年后步入国家最高权力核心的年轻政治家，虽说彼此间隔七百余年遥远时空，却在治国方略上达成如此高度一致的共识。这难道仅仅是出于历史的机缘巧合吗？
有人说，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个文化多元和道德裂变的时代。因此，我们不时会流露出对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怀旧情绪，追忆“过去的好时光”。但是，怀念过去并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心灵中的美德是我们创造美、发现美的内在根据，如果你能以自己的优美德行去体察现实世界，那么你就会发现自我人生永远伴随着一个美的自由世界。让美德成为自我审美追求的核心，让城市在美德的辉映下变得更加可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