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后，段星瑞倒是过了几年风调雨顺的日子，似乎所有的好运厄运差不多都到头了，日子也就像水到平川一样，安静下来了。正好遇上国家新出政策，老师们工资连涨，退休后他的工资也跟着连年见长，倒比上班时候还高。过了几年就涨到一个月三千多了，于是段星瑞成了这家里国宝级的人，是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因为这一家子数他工资高。他是家里的台柱子。贺红雨当然不想段星瑞早死，他活一年就有一年的工资进账。他要是死了，她就成没脚蟹了，断了经济来源那就相当于是把一个人的手脚都切了。段东麒呢，又得给女儿供学费，又得攒钱准备给儿子娶媳妇，总不能让儿子像自己一样三十了还没娶到个媳妇。那种光棍的侮辱自己受也受够了，怎么能再让儿子受一回？所以他也盼着父亲不要死，能多活一年就多一年的钱，那些钱，迟早是他的。至于他妈贺红雨，她就是再跋扈又能花几个？毕竟是个老太太了，她总不至于把自己的十个指头都戴上金戒指。
段星瑞年龄虽大了，脑袋却不糊涂，除了耳朵一年不如一年，据他自己说，这是他们家的遗传，他父亲就是早早地听不见别人说话了，在成瘫子之前就已经先成了个聋子，瘫在床上反正也听不见别人说自己什么，光是看见嘴动，因为这个还多活了几年。他当然知道自己现在存在的价值主要是因为那点工资，所以这工资他是万万不会轻易交到儿子手中的。一点悬念都没了，他又能对他好到哪去？万一他也瘫了，说不定这也是家族遗传的，他手头没一个钱，还想指望儿子儿媳伺候他？久病床前无孝子，老人的话都说尽了，不必自己再去亲身实践。
但他又深知自己现在是这个家里的钱串子，不能早死，实在是需要保养一下才好。就像一部机器越是用到后来越应该维护保养，他身上开始明显出现人老之后的三大特征，贪财、怕死、睡不着。由于睡不着觉，他每天早晨天还黑着就在炕上开始做一套据说是宫廷里流传出来的保健操，横着做完竖着做，起来后按摩太阳穴，干洗脸，然后再出去倒着走半个小时，每天早上要雷打不动地吃三颗红枣三颗核桃，晚上睡前要风雨无阻地喝三杯枸杞泡的小酒。每天都要午睡，即使已经下午四点了，也要脱得光光的，头上裹上毛巾，盖上被子午睡一个小时，一旦睡着就是别人把门敲破他也醒不过来。午睡过后要喝一碗小米汤去火，然后在屋子里闲云野鹤地练几个毛笔字。他写好一幅就往墙上挂一幅，时间一长，挂得密密麻麻的，白纸黑字挂满了屋子，挽联似的青森阴凉，人睡在里面好像睡在灵堂一般。他又舍不得用好墨汁，只用那种最便宜的墨汁，奇臭无比，时间长了屋子里的人身上都有了这样的臭味，像被一缸墨汁泡出来了一样。惠春爱说，妈，你多久没有洗袜子了，身上怎么老有一股臭袜子的味道。贺红雨知道她是故意的，但自知理亏。对段星瑞贺红雨不满意也没办法，人家掌握着财政大权，财权往往有着生杀予夺的作用。他又比她大几岁，比她老得更快，越老的人越像小孩子，转回去了。
黄昏的时候段星瑞一个人在院子里吹会儿口琴，吹的曲子永远是《满江红》，因为他只会这一首曲子，也不打算再去学别的，一曲也就够用了。以至于每天从他家墙外来来往往的人都把这曲子的调给背下来了，路过的时候忍不住都会跟着哼几句，小合唱似的。加上段星瑞每天做什么事极其准时，一分一秒的误差都没有，所以他每天一吹口琴，邻里不看表就知道六点了。他的口琴声倒成了这县城里的一口闹钟似的。
又过了几年，和他同龄的几个老头子先后都死了，他心里便愈发害怕，有些兔死狐悲的恐惧和感伤，便更加倍地呵护起自己来。他问孙子，你一天要喝几袋牛奶啊？段逸鸥半疯半傻之中还想捉弄老头子，便伸出七个指头来。段星瑞就当真了，喝七袋啊，那我差远了。于是每天拼了命也要喝够七袋牛奶。喝下七袋牛奶谈何容易，早饭后两袋，午饭后两袋，晚饭后一袋。有时候实在是喝不下去了，他就又问段逸鸥，你是怎么把七袋牛奶喝下去的，我怎么就喝不下去？
他在报纸上看到说吃饭要准时规律，他便把三餐的时间都定死了，一到点也不管别人吃没吃，他自己先拿出碗和筷子站到灶前等着这第一碗饭。要是贺红雨有什么事没有按时做好饭，他就沉着脸，摔下碗筷，站在门口翘首以待地等卖老豆腐的那个女人过来。每天的这个时候就有个女人挑着两桶老豆腐走街串巷地叫卖。那老豆腐用厚厚的棉被盖着，怕温度散出去凉了，所以看上去就像挑着两桶婴儿。段星瑞用大瓷缸打上满满一缸子老豆腐，浇上韭菜花，淋上香油。再买两只粗大的麻叶，然后端回去也不问别人吃不吃，连孙子都不问，似乎这是他的特权，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染指。全家人看着他吃他也能吃得下去。
有时候贺红雨买了些吃的饼干果脯之类的回来，他见了就在自己的枕头下面藏一部分，睡觉前躲在被子里偷着吃，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一醒来又从枕头下面摸出来接着吃，结果被子里的各种食物碎屑多得能养活两窝老鼠。段逸鸥告诉他吃猕猴桃能补充维生素，他便每天要着吃猕猴桃，吃不完就带到被子里去吃。就是这样，他还是一天比一天老下去了，耳朵已经和摆设没有两样了。别人说什么他其实是一句都听不见的，只是看见人家笑了他就跟着笑，因为慢了半拍，别人笑完了他还没笑完。别人问他笑什么，他就说，你们不是在笑吗？因为听不见，只能看见别人的嘴在动，动来动去看着都一样，他也有点烦，干脆就见了谁都没有表情，泥塑的一张脸似的，满是褶子了，却是保养得红红白白的，新鲜得像刚挂出去的牛肉。
有时候看见邻居家吃什么了，回去就和贺红雨闹着要吃，咱们也吃那个吧。简直像个嘴馋的小孩子。在街上看见小孩们口里吃着什么他会上去说，给爷爷吃点，让爷爷尝一尝，就尝一点。吃完了还要说，不好吃，我不吃了，你吃吧。搞得像八辈子没吃过东西一样，吓得邻居的小孩子们一见了他就跑，像见了大灰狼一样。因为一般大人说是要吃要吃，只是吓吓他们，并不放到嘴里，可这老头却是真放进嘴里吃了，倒似乎他比他们还要小，他们得让着他。
贺红雨虽看不惯这老头子馋成这样，却也由他去吧，毕竟老头子不是吃白饭的，一个人还挣着一份工资。这工资对他们家来说作用太大了，工资的一部分花了做日常开销，另一部分还债，就是段逸鸥住院时欠下的一屁股债，现在才慢慢还清了。另一部分攒下来做家里的积蓄，天有不测风云，一家没有点积蓄是万万不行的。她忍不住想起刚嫁给他的时候，什么好吃的都让给她吃，自己不舍得动一口的，现在倒好，有什么吃的全藏到自己枕头下面生怕她看着了。一个人要是面目全非起来还真是可怕，可是还得糊弄着他，多活一天是一天。她忍不住又是一阵感慨。人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人，时间是个什么东西，这就是时间。
眼看着段逸鸥也二十多岁了，该娶媳妇了。娶媳妇本来就是个花钱的事，这几年安定县里也跟风，彩礼钱一涨再涨，开始实行大包干，五万块钱才能把整个婚礼承包下来。段东麒每天愁得龇牙咧嘴，五万块钱啊，难道还要再借债娶媳妇不成？再加上段逸鸥这种内部的残疾，见个一两次未必看得出来，可是结了婚总要看出来的。这是一处硬伤，虽然不是先天性的傻，却也够他们全家心虚了。这样一来娶个媳妇只怕要费更多的钱，人不行的地方总得用钱补起来才能平衡。别人家五万，只怕他们就要七八万了，那不是要全家人的命吗。
段东麒所在的国有煤矿前几年就倒闭了，他下岗后便被聘到了安定县后山上的一个私人煤矿。哪敢歇着，一家四口就指望着他呢。虽说老父亲还有点退休工资，可是并不能一家人就眼巴巴等着老头子的这几个钱用哪。自己年纪也不小了，还要下井，得挣钱，只不过不挖煤了，挖不动了，他现在被小煤矿聘做检查瓦斯的技术员，但是也要每天下井。
他早晨就出门，骑着摩托车走半个小时的山路上班，中午在矿上吃饭，晚上才回家。中午吃饭的时候四周都是刚从煤矿下面爬出来的工人们，下井工人一上来是不允许马上洗脸洗澡的，得过会儿才能洗。工人们便摘下帽子先吃饭，于是满食堂里飘来飘去的都是黢黑的脸，森森的白牙，像星星一样明灭可见的眼白。都是些被煤老板压迫着的支离破碎的人，但他们都很年轻，都是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段东麒坐在其中，因为年龄大了，毕竟看起来很突兀，就像是坐错了地方一样。
段东麒坐在那里啃着包子颇有些凄凉的感觉，这几年里他一直就有这种走风漏气的感觉，浑身都没一处熨帖的地方。前几年下岗了，一个月领着两百块钱的低保，那领低保的感觉真像是乞讨的感觉，给口吃的就被打发了。挣不来钱最先要看的是老婆的脸色，没有来钱处啊。积蓄在老婆手里，自己花一分钱还要问老婆领，还得涎着脸小心翼翼地和她商量，给我几十块钱吧，我今天得办个什么事。或者干脆蹭到老父亲面前去，空空地伸出一只手去，爸，给我点钱。他实在忍受不了这种乞讨的感觉了，才进了这家私人小煤矿打工。其实谁都知道这种私人煤矿隐患很多，而且就是真出了事，煤老板都能红嘴白牙地不承认。如果是外地的矿工出事了，他们就把煤矿炸平，把尸体直接埋在井下。谁要敢去报案就灭了谁，他们谁都不怕，中央台的记者来了，他们照打不误。可是他为了多挣点钱，还能说什么，只能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
还让他操心的就是那对儿女，别人都说儿女双全了就是福气，就比什么都好。儿女小的时候他倒也没觉得什么，可是这一大了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他管不了他们了。他们从他的掌心里跳出去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却又抓不住他们。女儿眼看三十了就不结婚不嫁人，跑到遥远的美国后更是风筝断了线，遥控都遥控不了。偶尔打一次电话，他还没问她什么时候结婚的话就被她扯开话题了，她不想和他说这个。远隔着一座太平洋，他还能把她怎么样，总不能跳过去逼着她结婚。儿子呢，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了，又变成了个半傻子。虽说这两年里恢复了一点，起码两只眼睛能睁得一样大了，腿也能一样长了，可是毕竟和正常人是不一样了。这还能指望他给自己养老送终吗？父母都老了，自己时时担心着他们生病。因为县里随便哪家人家，只要有个得了癌症的，那最后就一定是人财两空。明知是绝症，但还是要倾家荡产地治病，为了尽一尽孝道求得个心理安慰。最后人也死了，钱也花光了，还得欠一屁股债。
这是他最害怕的，所以他每日早晨在心里祈求父母无病无灾，却是因为实在是花不起那个钱。父亲眼看着老下去了，越来越呆，吃东西越来越贪，每天下午全家人还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就拿着自己的尿盆擦着他们的饭碗进屋睡觉去了。他看着老头拿尿盆的背影一阵厌恶，这人老了怎么就成这样了。细想想，真是没有一件顺心事。这一年里他的两鬓开始变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必得喝两杯小酒，也是为了能入睡得快些。明儿个一早起来，又是像驴一样被赶到磨上去。这个黄昏里他喝了两杯酒后，心里还在想，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被抽着赶着不断地拉磨，一旦上套，就没有再停下来的时候，什么时候累死算什么时候。
但是就在第二天，他就从磨上被卸下来了。没有人能从后面再赶他抽他了。这天，段东麒照例在井下检查瓦斯指数，他刚打开那只瓦斯表，就着手电筒的光一眼就看到了上面一个惊心动魄的指针指数，那个数字像一条毒蛇一样猛地向他咬过来。他手里的手电筒被他自己扔到了地上，他嘴里的字刚咬出来半个，快……就听见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黑暗中像有无数双铁手伸过来揪住了他，瞬间就把他撕碎了。
这次矿难事故是因为瓦斯超标引起的，当时在井下的十二个矿工包括一个正检查瓦斯的技术员全部死在了井底。消息传到段家的时候，段星瑞和贺红雨正在灯下吃晚饭，小米稀饭，发面馒头，还有个炒芹菜。芹菜是降血压血脂的，这几年里贺红雨越来越胖，越来越臃肿，坐在椅子上竟只能放半个屁股，另外半个只好悬在空中。所以她就靠长年吃芹菜来降血压血脂。报告消息的人已经匆匆走了，两个老人还木木地坐在灯下，这个消息像一瓶打翻的油，淌了一桌子，滴滴答答地粘在他们的脚上和腿上，像要把他们的腿脚都腐蚀光了，却一滴都拾不起来，就那样，粘而冷地贴着他们的骨头，一直往深处钻去，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