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三秦王的军队，虽然在多个关隘要地苦苦抵抗，怎奈先机已失、军心涣散，败局已定。在韩信的指挥之下，汉军完全掌握了主动。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关中大地就被刘邦控制了。后来，在废丘坚守不降长达数月的章邯，眼看大势已去，选择了自杀的归宿。
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韩信受命担任大将后指挥的第一场大战，就充分展示了他杰出的军事天才。汉军迅速取得了还定关中的胜利，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甲）全面分析敌我态势，抓住最有利的出兵时机，这充分展示了主要决策人刘邦与韩信的战略眼光；（乙）成功地隐蔽用兵方向，造成敌军部署兵力的根本失误，以奇袭创造奇迹；（丙）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分兵合击，巧妙配合，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关中之地的失而复得，对于刘邦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现在有条件可以与项羽公开挑战了。老成持重的刘邦，首先致力于稳定在关中的统治秩序，推行了一系列收拾人心、优待将士、健全行政体制的政策，使得关中与巴蜀汉中封地成为进取天下的可靠根据地。随后，刘邦就筹划亲自领兵，东出函谷关，与项羽一决雌雄了。
五、彭城惨败
由于田荣、刘邦等人先后起兵，使得项羽的战略布局受到破坏，并且他的政治威信受到根本挑战。项羽决定首先镇压田荣。公元前205年的正月，项羽亲率精锐主力，北上伐齐。两军在城阳（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发生激战，齐军大败，一路溃败，专断残暴的田荣在内乱中被杀。这本来是项羽尽快平定齐地的良机，但是，项羽以征服者自居，到处烧杀掳掠，所过之处化作一片废墟。齐地军民被迫与楚军展开殊死搏斗。一时雄杰田横，乘机复起，重新组建了几万人的军队，占据城阳，抗拒楚军。项羽屯兵坚城之下，在城阳陷入了久攻不克的被动局面。
项羽被牵制于东方，为刘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进兵机会。汉王二年（前205）三月，刘邦利用项羽亲率主力出征田齐、后方空虚之机，亲率汉军主力，出兵东伐。刘邦此次出兵的声势颇大，汉军以及裹胁的“五诸侯”联军共有五十六万人。为了表示自己“师出有名”，刘邦发布了公开声讨项羽的檄文。本来，刘邦对义帝之死，并未产生多少同情之心。在重返关中之后，也并未对项羽杀义帝一事表示过谴责。直到刘邦东征到达洛阳时，他接受了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了显示“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是“天下之贼”，突然郑重其事地为义帝发丧，他亲临哭祭三日，并派使者四出，布告天下，声讨项羽放杀义帝的“大逆无道”之罪。号称“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把他与项羽的逐鹿之战，美化成替义帝复仇。使他的出兵争天下，找到了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义帝，作为项刘赌局中的一个筹码，被项羽认定无用而废弃，却被刘邦捡回并多方利用。直到汉四年，项羽与刘邦在广武战场对峙之时，列数项羽的十大罪状，几乎都是围绕着项羽杀义帝一事，反复定罪，把项羽说成“为人臣而弑其主”的罪人，把自己打扮成“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的英雄。这样，刘邦始终掌握着政治主动权。城府深沉的政治家，总是善于把自己的私利装扮成天下大义，借以愚弄民众、欺骗舆论。
四月间，刘邦及其盟友的军队，三路并进，兵锋直指楚都彭城。由于楚军主力随项羽伐齐，汉军基本未经苦战，就顺利地攻占了彭城。当时，项羽的都城虽然暂时失陷，但主力军队未曾受损，刘邦却错以为大局已定，根本没有对项羽的回兵反扑作出防范，只知道“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尽显得意忘形之相。项羽闻报，令诸将继续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回师突袭。怒火中烧的项羽，以闪电般的速度，向着刘邦联军发起了致命的一击。楚汉之间的第一场大战——彭城之战，轰然爆发。
从双方投入的兵力数量而言，项羽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项羽的用兵方略，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围歼战而不是击溃战而展开的。这固然表现出项羽蔑视对手的气魄，更重要的是项羽对双方实际战斗力的对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刘邦的军队虽然号称有五十六万之众，但是其盟军多为受裹挟而来，故实际是乌合之众；再加上入据彭城之后，又军纪涣散，缺乏警觉，其作战能力实在无法与项羽的精锐骑兵相抗衡。项羽可以发挥骑兵机动作战能力强的优势，长途奔袭，在敌军的惊慌失措之中，取得以少胜多的战果。
战事完全按照项羽的意图展开。彭城一场恶战，项羽大展神威，自晨至日中，大破汉军。汉军被杀十余万人，溃不成军。楚军又乘胜追击至灵璧东面的睢水岸边，汉军被迫跳下睢水，淹死的尸体遮蔽了水面，睢水为之不流。汉王刘邦也被楚军重重包围，幸得一场大风，刮得窈冥昼晦，楚军大乱，刘邦才得以与数十骑遁去，免遭被俘的厄运。刘邦准备回老家沛县携带家室一起逃命，不料项羽也派出军队追到沛县，搜捕汉王家眷。刘氏全家逃亡，被乱兵冲散。刘邦在逃亡途中，恰巧得遇自己的一子一女（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和鲁元公主），就让他们上车同行。当着有楚军追击之时，刘邦急于自己逃命，竟然亲自动手，把亲生骨肉推堕车下。当时为刘邦驾车的是夏侯婴（尊称为“滕公”），实在不忍心看到两个孩子死于乱兵之中，就停车将他们重新收载。刘邦再一次推下子女，夏侯婴就停车救人，如此反复多次。对于抗命救人的忠仆夏侯婴，刘邦竟然威胁说：“你胆敢再救他们，我就先杀了你！”为了确保两个孩子不被急于逃命的父亲抛弃，夏侯婴只好将他们置于胸前，让他们抱住自己的脖颈，他一面驾车，一面还向刘邦解释：“形势虽危急，我还可以驱车快跑，奈何弃之！”这样才使得孩子与刘邦一起脱险。
从规定场景来看，夏侯婴可以几次停车救人，其实楚军并没有紧追在后，形势远远没有到生死抉择的程度。可是刘邦就能够对子女如此绝情。刘邦之子刘盈为人仁厚，这次逃亡过程中其父的绝情，给了他深刻的刺激，因而终生对父亲只有畏惧而没有敬爱。在即位之后，他念念不忘当年夏侯婴的救命之恩，在群臣之中，特示尊重亲近。刘邦可以夺得天下，却无法得到包括至亲在内的人真心的敬重。此是后话。
刘邦的父亲、妻子，却在逃亡的途中，被项羽部下所俘虏。此后，他们以人质的身份，被项羽所扣押。
彭城之战的惨败，使刘邦苦心经营数月而建立起来的进攻态势，毁于一旦，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御。项羽则又一次成了令天下诸侯敬畏的英雄。割地称尊的诸侯和军事将领由彭城之战的结果得出结论：汉王刘邦还不是楚霸王项羽的对手。曾经跟随刘邦的盟友，除了常山王张耳之外，都背离了刘邦，或谋求独立，或投靠项羽。以刘邦为首的反楚联盟至此瓦解。
六、“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在整个楚汉之争的过程中，刘邦总是在运用谋略和智诈来对付天赋神勇的项羽。
彭城战败之后，刘邦千里逃亡，楚军乘胜追杀，汉军能否在函谷关东面的成皋-荥阳一线建成防御阵地，一时成了决定战局的焦点。刘邦在逃亡途中，就精确地分析了英布与项羽潜在的矛盾，选派说客随何，前去劝说英布起兵反楚，迫使项羽分派主力军队去攻打原来的盟友和骁将，从而使刘邦获得了从容布防的机会。
汉王二年（前205）五月，刘邦终于摆脱了楚军的追杀，开始在成皋-荥阳之间，构筑了抗击楚军的防御战线。虽然此后刘邦在这条战线上还多次失利、逃亡，但是，正面对峙的局面还是在反复拉锯式的争夺之中形成了。在这个月份中，出现了有助于刘邦站稳脚跟的几件大事：萧何在关中征发兵源乃至于老弱入伍，连同后勤给养一道输送到正面战场，汉军因此而复振；汉军在荥阳南面的京县、索城一带，击败了楚军的精锐骑兵，使得楚军一时之间无力发动对荥阳的有效进攻；汉军夺取了敖仓，秦朝遗留于其中的大量战略储备粮食，解决了汉军的军粮供应；军事战略家陈平归汉，得到刘邦的赏识，在众人的反对声中官拜护军中尉，自此，刘邦的麾下，除了首席智囊张良之外，又多了一位富于谋略的高参，后来有“六出奇计”的盛誉。因此，这个月份，对刘邦而言，是在经历惨败之后重新站稳脚跟的关键时期。此后，刘邦在成皋-荥阳一线，凭借有力地势，与项羽正面对峙，而派遣韩信、彭越等人，在项羽的侧后，频频进攻和骚扰，有效地牵制了项羽的兵力，使之东征西伐，疲于奔命。
楚汉之争中，在项羽与刘邦相对峙的正面战场上，项羽曾占有明显的军事优势，甚至可以说，每一场由项、刘二人指挥的局部战争，总是项羽获胜。在正面对峙中，项羽曾几次打破刘邦的防线，有两次差一点就俘虏了刘邦，但都被刘邦巧用谋略，逃脱牢笼。汉王三年（前204）四五月间，项羽发起凌厉攻势，刘邦的防线几乎崩溃。项羽纵兵截断汉军粮道，坚守荥阳的刘邦全军断粮，刘邦请求讲和，又被项羽拒绝。于是，刘邦宣称出城投降。夜间，刘邦将城中两千女子，身穿兵甲，放出东城门外，随后由将军纪信，扮作刘邦模样，乘坐刘邦的王车，出城到项羽营中投降。楚军将士自认为已获全胜，高呼万岁，都拥到东城门外，观看汉王出降仪式。刘邦却利用这一机会，率数十骑从西门逃脱。项羽发现受骗，把甘愿代刘邦一死的纪信烧死。荥阳不久即被项羽攻破。此役如果没有汉将纪信的甘愿代死，刘邦要想全身而逃实在很难。刘邦转守成皋，项羽跟踪追击，派兵围城。刘邦估计仅凭城内兵力，根本无法长期坚守，在楚军尚未合围之前，他仅带亲信夏侯婴一人，共乘一车，逃出危城，渡过黄河，自称汉王使者，驰入不久前取得井陉大捷的韩信军营，收走了韩信指挥军队的符节印信，将韩信所指挥的部分精兵，投入正面战场，挽救了连吃败仗的危局。
直到汉王四年（前203），在楚汉之争的正面战场，战事仍然处于胶着状态，但是，刘邦善于用人、善于战略布局的优势，开始显现出来。他命令韩信独领一军，在魏、赵、燕、齐等广大区域，开辟了第二战场；命令彭越在楚国后方游击作战，截断粮道，迫使项羽往返奔波。总体形势对项羽发生了逆转。到广武对峙时，项羽已真切地感受到优势和胜利正在离他而去。焦虑之中，项羽做了两件最能表现他特殊性格的举动。而刘邦的应对，更是出乎意外。
第一，以烹杀刘邦之父要挟刘邦投降。在彭城惨败之后，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吕雉均被楚军收捕，项羽把他们常置军中，充做人质。项羽希望可以借此对刘邦形成某种牵制，对他们倒是以礼相待。然而，到了楚汉相争的形势对项羽已经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项羽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利用手中的人质，迫使刘邦就范。在两军对垒的前沿，项羽架设了一个高高的肉案，将刘邦的父亲置于其上，告知刘邦说：“如果现在还不立即归降，我就烹杀你的父亲。”这对刘邦而言，是极大的挑战，因为按照常规思路，他都要处于下风。他可以有几种选择：其一，顾念父子亲情，弃兵投降；其二，婉言哀求，请项羽宽赦其父；其三，默然不应，准备接受任何后果。不论哪种选择，刘邦都无法摆脱被动。而且，事出仓促，容不得从容谋划。但刘邦出于他的特殊性格，却自有特殊的应对之语：“我与项羽都曾经侍奉楚怀王，并受命相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项羽的父亲，如果你一定要烹杀你的父亲，千万不要忘记分我一杯肉羹。”这种丝毫没有父子之情、胡搅蛮缠的答对，只有刘邦才说得出，也只有这样的“无赖”语言，才能解决刘邦面临的困境——他既然不在意父亲的生死，人质也就失去了要挟的作用。这是刘邦的绝情，还是刘邦的智慧，后人当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在当时他确实把父亲的生命做了一次赌注。请看：项羽在盛怒之下，准备烹杀刘父时，项伯又来求情：“天下胜负现在还无法确定，况且，有志于争天下的人，都不会为顾念家人而改变志向，即便是杀了刘太公也无补于事，反而只能增加双方的怨仇。”项羽接受了这种“杀之无益”的思想，也就免去刘太公一死。刘邦的回答，确实令人意外，意外到令项羽不知所措的程度。与其说刘邦过于绝情，不如说刘邦既然不准备投降，这大概是保全刘父生命的最佳方案了。
第二，要求与刘邦进行一场“一对一”的个人决斗。事情发生在广武（今河南荥阳东北）对峙之时，项羽在阵前约刘邦个人决斗以定胜负。楚汉相争，兵连祸结，丁壮被迫从军参战，老弱疲于转运粮草，百姓涂炭，苦不堪言。项羽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在阵前约刘邦进行个人决斗以定胜负：“天下混战连年不止，实际上只因你我二人争天下。现在，我希望你我二人直接决斗，以决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百姓枉受战争之苦。”项羽快人快语，把持续数年之久的楚汉之争，直接表述为项刘二人争夺统治权。其实，不仅楚汉之争如此，历史上有多少次战争，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们争权夺利的产物？和项羽的直率表达所不同的是，其他“风云人物”，总是把自己美化成天意、正义的化身，把对方丑化成罪恶的渊薮，把逐鹿之战，说成为代天行诛、吊民伐罪。项羽的坦率，正是他政治上幼稚的体现，也是他可敬可爱之所在。老谋深算的刘邦，自然深知自己单打独斗决非项羽的对手，更何况，争天下的人，哪有个人决斗解决问题的道理？于是他以不屑一顾的姿态，含笑回答：“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羽虽有万夫不挡之勇，遇到了这样一位对手，除了大怒之外，实在没有办法可施。项羽要把问题简化为二人之争，刘邦反其道而行，大做政治舆论的文章，为了战胜项羽，他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人力物力，都投入其中！于是，刘邦在广武阵前，大声宣扬项羽的所谓“十大罪状”，把项羽说成是“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的罪人。让我们来看看刘邦声讨项羽的这篇“檄文”的内容：
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
其中，关于项羽放杀义帝一事，就被分列为三项大罪，真正把政治文章做到了极限。最后，刘邦又故意刺激项羽：“我统领义兵，联合各地诸侯，共同征伐祸害天下的贼首，我只需指令刑余罪人击杀你项羽，何苦与你面对面的决斗！”语言如此刻薄，项羽不由得怒火中烧，命令暗中埋伏的弓箭手放箭，一箭正中刘邦胸口，伤势很重，刘邦机警地卧伏在马鞍上，一手假作抚脚的姿势，一面口中大喊：“那混蛋射中了我的脚！”一面退入军营中疗伤。就这样，刘邦掩盖了自己胸部中箭的实情，稳定了自己的军心，又防止了楚军乘乱进攻。显然，这本身就是斗智不斗力的一个例证。
刘邦能够从劣势逐步转变为优势，关键是能够千方百计延揽英雄，为我所用。而反观项羽，却比刘邦有着太大的差距。独当一面的汉军统帅韩信，六出奇计的战略家陈平，号称一世骁将的英布，都曾隶属于项羽，他们先后脱离项羽而归附于刘邦，对于最终决定刘胜项败，起了很大作用。项羽虽有武勇，却不善于用人。部属之中，论兵机韬略，只有一位范增；论用兵有大将之才，只有一位钟离昧。范增曾被项羽尊为“亚父”，钟离昧对项羽忠心不二，就是这样两位难得的文武人才，由于刘邦全权委托陈平，以四万斤黄金，行离间之计，结果使项羽对范增、钟离昧产生了戒备之心。在两军对峙的关键时刻，范增负气求退，病死于途中；钟离昧始终未得重用，项羽所托付重任的龙且、曹咎等将领，都属有勇无谋，被韩信和刘邦分别击灭，如果智勇兼备的钟离昧，能得到项羽的信任，专方面之任，项羽总不至于顾此失彼。由此看来，刘邦对付项羽，不仅个人之间斗智不斗力，两军相争也是斗谋不斗勇。血气方刚的匹夫之勇，遇到老谋深算的智诈机巧，自然只能步步被动。
正面战场的僵局一时无法打破，而韩信、彭越的军事行动，已使项羽的后方却屡屡告急。刘邦利用这一时机，先后派遣辩士陆贾、侯公游说项羽，楚汉罢兵讲和，并且请项羽释放汉王的父亲和妻室，许诺双方罢兵停战。项羽虽有疑虑，最终同意了刘邦的提议，双方约定：以鸿沟（秦始皇时开凿的引水渠，位于荥阳东南）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属汉，鸿沟以东归楚。在履行了约定仪式之后，项羽即如约释放了人质，并引兵东归。项羽准备接受东西分治的局面了，楚军士兵甚至为庆祝战争的结束而高呼万岁了。那么，汉军如何应对？据说，刘邦也有守约撤兵的打算，但是，张良、陈平却提出了毁约追击的建议，他们的理由是：“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老父与妻子得以归来，刘邦完全没有顾忌了，他接受谋士张良、陈平的建议，决定违背刚刚达成的和约，追击正在撤退的楚军，彻底消灭项羽。这是楚亡汉兴的关键一步。历史，在这里决定了新的发展方向。
后来唐代文豪韩愈在凭吊古战场时，曾赋诗《过鸿沟》（《全唐诗》卷三百四十四），一咏三叹：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
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
在违约追击项羽的途中，刘邦仍担忧自己的部队不是项羽的对手，传令给韩信、彭越等军事实力派首领，预约在固陵（今河南淮阳市北）合击项羽。韩、彭两军违约未至，项羽和楚军将士再次被刘邦的背信弃义所激怒，回马一击，刘邦竟遭惨败，只好固守待援。
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遣使者到韩信、彭越军中，以划地封王的条件，诱使韩、彭二军参加对项羽的围歼。这样，韩信、彭越和重新控制了淮南的英布等人，纷纷率军参战。仅韩信所部兵力，就多达30万人，而此时项羽仅有不足10万兵力。刘邦以绝对优势，将项羽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南）。在韩信的指挥下，汉军轮番进攻，务求将楚军分割、消灭。
发生在汉五年（前202）十二月的垓下之战，最终决定了楚亡汉兴的大局。在四面楚歌之中，一生神勇无敌的项羽，不得不面对穷途末路。随侍军旅的虞美人含泪伴饮，酒酣耳热，项羽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垓下歌》真是长歌当哭！歌诗之中，他对自己天赋神勇却陷入败亡，自有难言的苦闷和不解，但叹咏的重点，却在于愧对相伴多年的虞美人。江山得失已退居其次，面对着冰清玉洁的美人，项羽的真性真情，在败亡之前，一展无遗。项羽虽疏于文采，但其真情毕露的“虞兮”一唤，足以使《垓下歌》成为永不磨灭的千古绝唱。
霸王祠项羽塑像项羽失败的大局已定。他痛别爱姬，带领八百骑兵潜出重围。此时的项羽，还有东山再起的勇气。汉将灌婴率五千骑兵一路追击，到达东城（今安徽定远县）时，项羽身边仅有二十八骑相随。项羽不由得感慨万千，唯一令他不解的是，凭自己的武勇，为什么会败在刘邦手下？他还要向部众显示自己的勇敢善战：“我起兵至今已有八年了，身经七十余战，兵锋所指，无不破灭降伏，从未打过败仗，所以才能称霸于天下。但是，现在却被围困于此地，这是上天要我败亡，不是我不善于作战。今天我肯定难免一死，但还是愿意让你们看我如何痛快淋漓地大战一场，必定连败敌军，踏破包围圈，斩敌将，断敌旗。请大家为我作证：这是上天亡我，不是我作战无能。”项羽催马冲向汉军，声如霹雳，目似喷火，所到之处，汉军莫不惊避。结果，他仅损失两位骑士，却斩将、夺旗，突围而出。
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北），乌江亭长驾船相迎，劝项羽立即渡江，再图善后。项羽却断然拒绝过江，他惨然一笑：“当年我率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西征，现在无一人还生，即使是江东父老宽恕我，我有何面目与他们相见！”他徒步杀向尾追的汉军，为自己的荣誉，作最后一搏，身负重伤之后，他自刎而死。
项羽被刘邦、韩信等人击败于垓下，不得不自刎而死，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失败了的英雄。
项羽从二十四岁起兵反秦，轰轰烈烈，叱咤风云，最后却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三十一岁。他活动在历史舞台上，不过八年，却如一颗横扫天际的彗星，留下了多少辉煌和迷案。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灭亡而告结束，但两千年来，文人雅士却大多同情项羽、赞颂项羽，人们已习惯于宽恕项羽政策上的失误，甚至于把他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也当做一种美德来给予歌颂。于是，这位历史上的失败者，在人们的良知世界中，被塑造成了不倒的英雄。
项羽身上最能唤起人们同情心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两项会是对多数人颇具影响力的：率直、守信、重情的本性；面对死亡的无畏和悲壮。
鸿门宴和广武相约独斗决雌雄，尽展项羽的直率。
鸿沟守约撤兵，证明了项羽的言而有信。
重感情，爱面子，正是项羽鲜明的个性之所在。这一秉性，使项羽无法成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却同时使他成为最具真实人性的悲剧英雄。他重乡土之情：已入关中，尽管有人劝他自据关中，以图天下，他却选择归楚地，都彭城。尽管当时就有人讥笑他缺乏政治远见，是“沐猴而冠”，但这种向故乡父老显示荣耀的愿望，不是很正常的赤子恋乡之情吗？垓下之围，他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听闻包围着他的汉军营垒中“四面楚歌”，他却心慌意乱，其他地方的得失，项羽可以坦然面对，故地失守，足以搅乱项羽的神智。张良巧设此计，正是抓住项羽乡土观念太重的性格，出奇制胜的，这也可说是“君子可欺以方”吧。他重宗亲之情：敬重叔父项梁，项梁被秦军袭杀之后，项羽殊死搏战，必求复仇。叔父项伯有三次暗助刘邦的行为（鸿门宴前夜泄露军机、鸿门宴间以身护敌、广武对峙劝阻烹杀刘父），项羽对他未加半句申斥，还是以礼相待，并采纳他的意见。他重男女之情：与对手刘邦“好色”不同，项羽的后宫生活不见于记载，兵困垓下时的“虞兮虞兮奈若何”一首千古绝唱，与虞姬的甘愿殉死，都说明项羽是用情专一的大丈夫。他重部属和故人之情：项羽和范增的关系，很值得深入考辨。他曾对范增相当尊重，后来由于中了陈平的离间计，才疏远了范增，致使范增负气出走，为此，项羽一直被批评为无容人之量。实际上，设身处地来想，范增这样一位倚老卖老的人，项羽对他已算是很有耐心，留足了面子了。即以鸿门宴的收场戏而言，项羽已接了张良转交的刘邦礼品，两军和解已成定局，愤愤不平的范增，却当场拔剑砍破礼品，并恨恨地骂道：“竖子，不足与谋！”表面上是在骂未能完成刺杀任务的项庄，实际上是讥责项羽。项羽中了离间计之后，对范增也只是“稍夺之权”，并无过分举动，范增即大怒告辞：“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这两番言论的语气，都有骄横犯上之嫌。联想到项羽和范增的年龄相差四十多岁，项羽又尊范增为“亚父”，范增大概在项羽面前总是以尊长者自居，两人之间能有几年密切合作，已属难得了，这必定是以项羽本人的谦恭自抑为前提的。如果以范增处理上下关系的方式，去侍奉刘邦，又会是何等局面？恐怕早就被杀头了！对于故交，项羽尽力给予信任和重用。大司马曹咎，塞王（后为长史）司马欣，因早年间曾救助过项梁，虽说才干平平，项羽也委以重任。甚至对已背叛了自己的故交，项羽也存一份情义。乌江的最后一战中，多处负伤的项羽，认出了已是汉军骑司马的吕马童，大声呼喊：“你不是我的故人吗？我听说刘邦以赏千金、封万户的重赏，悬赏购买我的头颅，来，我成全了你吧。”说完即自刎而死。虽然有死前大言之嫌，但肯以自己的生命，赠昔日故人以荣华富贵，如此酬友，项羽当推千古一人。
爱面子，实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人格尊严的方式。项羽自爱自重，希望别人给他面子，他也乐于给别人保留面子。刘邦的父亲、妻室，在项羽军中拘押约二年，项羽未曾借以给刘邦难堪，虽有烹杀刘父的一次要挟，终究未下杀手。对刘邦的妻子也未加以非礼凌辱。刘邦对于被俘的敌人妻室，却不如此循礼守矩，罚作奴婢，以供躯使，已算是幸运；稍有姿色者，刘邦还从肉体上给予占有。魏豹之妻薄氏，就经历了“被俘-奴役-侍寝”的全过程，这不是单纯的好色、泄欲行为，而是有意显示战胜者的地位，凌辱对手的人格尊严。两相对照，更显示出项羽的宽厚。
在死神面前能无所畏惧者，终是少数，所以人们难免对他们产生敬意。但是，仔细想来，并非所有不畏惧死亡的行为，都值得尊敬，关键取决于为何不惧死亡。有人出于对信仰或理念的虔诚而自甘献身，也有人悲观厌世而自行解脱，甚至流氓无赖可借以欺压良善！那么，项羽在垓下之战、乌江自刎中所表现的神勇、无畏、悲壮，是源出哪种精神境界？答案恐怕只有一个：珍惜荣誉，胜过珍惜生命。请看，在胜负已经判分之后，项羽还在执著地向残存的部属证明他是亡于天数，而不是败于战阵。胜败，甚至生死，项羽实已置之度外，他所关心的是后人如何评价他的败亡，权利、生命可视为过眼烟云，荣誉则高于一切，只有从这种贵族的人生观、生死观入手，才能理解项羽的絮叨多语。项羽神勇善战，确为千古一人，司马迁以雄逸之笔写神勇之战，也属亘古无二；但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辩白，却也未曾真正理解，于是在《史记·项羽本纪》结尾处，对项羽的执迷于武力，颇有讥刺，诚为一大憾事。
对于荣誉和实惠，项羽和刘邦，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两相对照，自有一番体悟。荥阳诈降，不惜以部将纪信代死；成皋独逃，劫夺韩信部属以挽回成皋败局，刘邦处之坦然。只要可以绝处逢生，可以转败为胜，采用何种手段，中间丢了多少“面子”，刘邦都不会在意。刘邦可以在遭遇失败之时一逃再逃，屡败屡起，项羽却一败垓下，即自刎于乌江。荣誉一旦丧失，项羽即自认为天地之间无所容身，所以他别无选择。
后世的文人骚客对项羽的慷慨赴死，大多予以同情和惋惜。唐代诗人胡曾的《乌江》（《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一诗，可为其中的代表之作：
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
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
另一位唐代诗人李山甫的《项羽庙》（《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虏为王尽偶然，有何羞见汉江船？
停分天下犹嫌少，可要行人赠纸钱？
周昙的《项籍》（《全唐诗》卷七百二十九）一诗，是唐代咏史诗的名作，诗篇出以婉责的口吻，表达的是深沉的惋惜：
九垓垂定弃谋臣，一阵无功便杀身。
壮士诚知轻性命，不思辜负八千人。
更加令人感慨的是，项羽的雄豪悲壮之气，竟使得宋代“婉约派”词人李清照感叹不已，写出过“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女词人，一改其“婉约”之风，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诗篇《乌江》，以歌咏项羽的英勇无畏：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有此一叹，项羽已足以不朽。人中之杰，鬼中之雄，项羽当之无愧。
司马迁本来就是以意气相尚的人，他对于项羽，是出于钦佩、惋惜之情，而给以重点刻画的，所以，项羽的性格及其悲剧，就有动人心魄之处。读史每到楚亡汉兴之时，常使人有愤愤不平之感。特别是秉性豪爽的人，这种感觉往往更强烈。笔者也正是带有这种感情色彩的人，对于在天下之争中，惯用机诈权术，以四万黄金离间对方君臣而巧夺天下的刘邦，往往带有一种鄙夷之感，每读宋代学者文同的《读史》诗，“可怜一掷赢天下，只使黄金四万斤”，常击节感叹，引为同调。当然，历史就是昔日的政治，不可纯以意气相争；楚亡汉兴，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项羽与刘邦的个人性格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更何况，在项刘二人的性格中，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如：项羽的仁爱与残暴；刘邦的豁达与猜忌；刘邦的知人善任与傲慢善骂，等等。这使得两人的性格和形象，产生了一种立体感。
项羽的性格中，确实有残暴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战争中的屠城和杀降。楚怀王的老将旧臣们批评他为人剽悍，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尤以坑杀秦降卒二十万、西屠秦都咸阳二事，影响最为恶劣。但是，如果从项羽的身世和志向来分析，此二事并非全由残暴的性格所引发。项羽作为楚国贵族的后裔，一直接受着复兴楚国的教育，自孩童有识之时，即怀有向秦复仇的志向。既以复仇为职志，手段的过激，也就成为难以避免和可以理解的了。自古受降如临敌，更何况项羽在新安坑杀秦的降卒，史籍明载起因于东方将士与降卒之间的冤冤相报，降卒心中不服，激成兵变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或许在项羽看来，当年秦兵在长平之战后，曾将赵国降卒数十万人尽行坑杀，新安杀降未尝不是对长平暴行的循环报复。至于秦都咸阳，是在秦始皇征服六国的过程中而急剧扩大其规模的。读史者都不会忘记，秦始皇当年每攻灭一国，都令随行工匠描摹其宫殿样式和尺寸，然后依样画葫芦，在秦都咸阳附近重建。六国旧都群集于关中，并非正常的“文化交流”，秦始皇用以显示战胜者的天威不可测，而对于项羽等有灭国之恨的东方贵族人物而言，却无疑是耻辱的象征。宫殿巍峨，付之一炬，从旁观者和后世论史者的立场来看，确为残暴和愚蠢的行为，但从项羽的复仇心态而言，恐怕不如此不足以雪耻泄愤。
且不要简单地斥责项羽为人残暴，他又有仁爱的一面，甚至因此而被讥笑为“妇人之仁”。鸿门宴上，范增安排项庄借舞剑之名行刺刘邦时，就对项庄说项羽“为人不忍”。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仁慈之心。甚至刘邦的文武大臣，在对比刘项二人性格同异时，都异口同声地把“仁爱”归之于项羽。韩信为刘邦指陈规取天下大计时，说项羽“对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可亲，部属有人生病，他前去探望，相对涕泣，与患者共进饮食”。陈平也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人中讲究廉节礼仪的人，大多去投附他。”陈、韩二人，都曾在项羽部下任职，必是依据耳目闻见所及而论人论事，自然真实可信。刘邦部下第一个憨直长者王陵，直到项羽败死、刘邦称帝之后，仍毫不避忌地说：“陛下傲慢凌辱人，项羽仁慈而爱人。”联想到王陵之母曾被项羽拘为人质，要挟王陵降楚，王母为使儿子一心事汉，自杀身亡的一段往事，王陵与项羽有事实上的杀母之仇，而能称项羽“仁爱”，可以推知项羽为人仁慈，必有过人之处，且为当世人所公认。
项羽失败的原因，“妇人之仁”的性格，当为其中之一。问题是如何看待“妇人之仁”，它可以被指斥为不顾大局，而在小节处优柔寡断，坐失良机，这是争天下者的一大忌讳。然而，直观地想来，“妇人之仁”与“英雄之志”相对立，它所表现的，正是不折不扣的人性（人之初，性本善之性），也就是顾念情义、虑及伦理、关注舆论，不敢轻易地背信弃义，在该耍阴谋时不耍阴谋，在该杀人时不杀人。而“英雄之志”，则是对正常人性的践踏和背叛，为了夺得天下，甚至只是为了博取利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有了恩将仇报、骨肉相残。刘邦在面对项羽烹杀其父的威胁时，坦然谈笑，求分一杯肉羹，大出常人常情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英雄之志”的典型，自然毫无“妇人之仁”的踪影。
刘邦的性格，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史记·高祖本纪》有数语专论他的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刘邦的豁达大度，不乏事例为证。在审时度势和争取部下拥戴方面，刘邦确有独到之处。刘邦的“小气”和“猜忌”，也是他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面。早年间，刘邦服役远行，好友或同僚出钱送行，萧何比别人所出稍多一些，刘邦开国之后，遍赏群臣，而对萧何封赏最厚，他还特意向人表明，此为回报当年萧何多赠钱资之情。不忘小恩与不忘小怨，均是小气而不是大度。至于刘邦的猜忌之心，在他对萧何、韩信、张良、陈平、樊哙等文武功臣的防范和算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必多言了。
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灭亡而告结束。但两千多年以来，文人雅士大多同情项羽、歌颂项羽，而对刘邦往往持鄙夷之论。“胜者王侯败者贼”，本是历史常规，但楚亡汉兴的结果，并未造成贬抑项羽、盛颂刘邦的格局；相反，千古而下，评论得失的史家，品藻意境的骚客，却往往对项羽寄托同情，而对刘邦则多持讥贬。究其“反常”的成因，大概首推《史记》所载项刘二人性格、行事的不同，而在后人心中产生了诸多共鸣。项羽虽有残暴、犹豫不定、不善于任人等性格弱点（这也正是项羽丧失人心以致败亡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坦诚、直率，在历代争天下者中，实属罕见；刘邦虽有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之长，但他喜弄权术、机诈多变的性格，总难免受人指责，或至少是不便于公开表示赞扬。所以，形诸文字，褒项可示以同情心，贬刘则可高标正义感，刘邦也就成为讥责的对象。
实际上历代搞权术的政治家、政客们，总是或明或暗地以刘邦为师的。
忘我于史册，神交于古人，楚汉之争可以给人的启示，实在太多了。综观刘项的乾坤豪赌，项羽虽不乏勇气，却总有些滞碍拘谨之态，而刘邦则信步而行，挥洒自如。何以会有这种不同？那就是项羽承荷着过多的责任心和荣誉感，这是他作为贵族后裔，不可或缺的；而刘邦则不同，他出身小农家庭，风云际会而成为一时之雄，他本来也未曾拥有多少身资，自然不怕在赌局中过多地失去什么，他没有旧日格局等他来恢复，也没有传统的政治伦理需要他遵守。他所代表的是全新的力量，只需随心所欲地去做，就是发凡起例，自我作古。所以，刘邦的大度和项羽的拘谨，与他们各自的阅历和身世背景相关。在政治赌局中，有时，一无所有或许正是一种优势所在。穷则思变，变则通，正是这个道理。
在楚汉之争中，谁能尽可能地拉拢盟友，孤立对方，就有可能终操胜券。而其中最有效的政治手段，就是以分封为诱饵，来换取军事实力人物的支持。对此，项羽与刘邦同样清楚，但在推行分封制度、以扩大自身阵营方面，项羽和刘邦相比，实在是笨拙得多。项羽尽管曾有分封十八诸侯的惊人之举，却无法保证所封诸侯对他忠诚不贰，为了维持由他首创的分封格局，以及他高于诸侯之上的霸主地位，他不得不四处征伐，因此，他不敢再以分封为手段，酬谢和笼络部下将领，所以韩信说，项羽虽有“妇人之仁”，对部下极尽关怀，但是，部属立下功劳，应该封给爵位官职时，项羽却变得很吝啬，往往是拿着已经刻好的官印，在手中反复把玩，终究不舍得分授给人，这就难以换来军事将领的真心拥戴。另外，王陵也把刘邦勇于划地封王、项羽却不愿封王以奖功勋，作为汉兴楚亡的主要原因。确实是看破了此中奥秘。
而刘邦则不同，在封立他人为王时，他没有任何顾忌，一切都以打败项羽为最终目的。天下本非自己所有，即便是用半壁江山封王立国，他刘邦还可以落下半个天下，何乐而不为？
楚汉之争，千古流传，不仅由于这段历史波澜壮阔，也由于刘、项二人性格鲜明，虽胜负殊途却同样充满了传奇和悲烈色彩，因此而引人入胜。
七、“皇帝之贵”
持续了四年的楚汉之争，以项羽的战败与慷慨赴死而告结束。刘邦在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成为战胜者。在垓下之战获胜之后，刘邦未曾有片刻的懈怠，而是以罕见的政治远略，抓紧各项善后工作。他要把自己苦战的未定政权，建立在稳定牢固的根基之上。他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大军回师至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齐王韩信的大营之内，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剥夺了韩信的大将兵权，将全军的指挥权收归自己掌握；并且在一个月之后，下令将韩信由原来褒封的齐王改封为楚王。这当然是削弱韩信力量的一个有效措施，只是韩信还沉醉在君臣共庆的胜利气氛之中而未及多想。这是刘邦的“安内”之举。
第二，以不同的方式，对项羽的残余势力和盟友实施镇压或安抚。项羽当年分封的诸侯，在世者纷纷投奔了刘邦，唯有临江国的军民还在坚持与汉为敌。临江国的始封之君是曾经担任怀王柱国的共敖，在项羽封他为临江王、定都江陵之后，他对项羽心存感激。在他死后，其子共尉为临江王，继承其父之志，所以，临江虽然国小力弱，却成为拥楚抗汉的一面旗帜。于是，刘邦毫不容情地加以镇压。他派出了收服楚地立功最大的刘贾（后来晋封荆王）率领九江国的精兵出征，还派出了最得刘邦信任的太尉卢绾，统兵前往夹击作战。还有其他名将参战，如，刘邦的亲信将领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史记·靳歙传》）。临江王共尉是被靳歙俘虏押解到临时都城洛阳之后被处死的。由此可见，刘邦是以绝对优势兵力，一定要把临江国迅速攻破。稍后改临江国为南郡。更令刘邦诧异的是，在项羽的封国被平定之后，在北方的鲁地（今山东曲阜）却出现了“为楚坚守不下”的局面。刘邦亲率大军北上，将鲁地层层包围。发现被重兵包围的弹丸之地，竟然充满了祥和之气，“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儒林传》）。刘邦立即被一片乱世之中的好学风俗感动了，他意识到，鲁地人并非刻意与汉军为敌，只是因为鲁人重礼义，而项羽曾经被楚怀王封为鲁公，鲁人因此而对项羽有“故主”之情。于是，刘邦派人手持项羽的首级，绕城巡视，告知项羽确实已经死亡，鲁人这才投顺。刘邦有感于鲁人对项羽的情分，遂以“鲁公”的旧时名号将项羽安葬于谷城。刘邦还在项羽墓前有哭祭之举。对于已经死去的对手表示敬意，对刘邦的形象塑造只有好处，刘邦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刘、项二人确实有过为了反秦而协同作战的经历，当着胜败已分、生死殊路之际，刘邦对项羽有追思之情，或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后人不一定非从“作秀”的角度来推测刘邦的心态。
在“安内”、“抚外”的两项工作落实之后，该是刘邦安享胜利成果的时候了。于是，以楚王韩信为首的七位诸侯王，联名上书，拥戴刘邦登基称帝。这封应时而至的“上尊号”奏疏，是出自刘邦的授意，还是群臣心领神会，或许同时带有共同的潜在利益诉求？后人不必深求。见于《汉书·高帝纪》的这篇历史文献，确实有值得一读的价值。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汉并天下”瓦当
这篇文献有四点应该注意之处：第一，上疏者是时已称王的诸侯，严格意义上的汉王部属未曾联署，这不仅仅因为有等级高低的界限，更反映出刘邦以平民出身依靠暴力手段而夺得天下，得位的神圣性不足以服人，故必须由天下最具势力的人物共同推戴。这一点使得刘邦在以后处理与这些诸侯王的君臣关系时，难免心中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其中有人的地位与刘邦原本是“平起平坐”的。第二，强调刘邦“先得秦王，定关中”之功，不仅仅在突出刘邦灭秦之战的功劳，还暗寓批判项羽“背约”之罪。第三，强调刘邦“以安万民”、“又加惠于诸侯王”，得出“功盛德厚”的结论。第四，强调刘邦如果只用汉王旧号而不称帝，就会造成与其他诸侯王名号相同、不符合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因此，奏上尊号，是天下大事。
刘邦当然知道，自己做天下之主，已是水到渠成，但还要故作谦逊地“辞让”一二：“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这种政治把戏，大家心知肚明，还要把“劝进”的理由，讲得更为动人才好。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说得何等的光明正大？再不俯允登基称帝的奏请，好像实在对不住天下各界吏民了！于是，刘邦也就“顺其自然”了。
汉五年（前202）二月甲午日，刘邦的登基大典在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境内）举行。参加开国大典的人员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卢）绾等三百人”，史书还记载了一位参与登基大典的特殊人物——博士稷嗣君叔孙通，他的作用除了“谨择良日”之外，可能还有设计登基大典的仪式。他的封号“稷嗣君”，可能带有特别的含义，“稷嗣”，固然是邑名，但是，可以解读出“稷下学宫继承者”的嘉义。因为叔孙通是齐地人，又以富于学问而著称。叔孙通在登基仪式上有其特殊的作用，标志着懂得仪式、学问的人在转入政权建设时期，会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活动空间。当然，由于战争刚刚结束，这场“上尊号、即帝位”的仪式，不可能与升平之世的皇帝登基大典在排场上争胜媲美，但是它的意义非同小可——自秦末以来的战乱局面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汉王朝由此诞生。刘邦本人也从秦末的一个小小亭长，从连年战尘中冲杀而出，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