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巨变与家庭的变故，又一次将郭嵩焘的命运与曾国藩连在一起。
道光三十年（1850）初，郭嵩焘因父亲病逝，在家居丧。
咸丰二年（1852）四月二十五日，曾国藩被咸丰钦命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并赏假两月回乡省亲。曾国藩十年间七次升迁，此时是二品的礼部侍郎。一想到要回到阔别13年之久的故乡，见到朝思暮想的亲人，曾国藩“春风得意马蹄疾”，于五月底驰驿出京。六月八日，行抵安徽太和县境，得母亲病逝卜告。人若有情天无情。再有几个月就可以见到母亲，不想省亲成了奔丧。曾国藩痛哭不已，乘小船渡江而上。和着波涛翻滚的江水，曾国藩回想母亲多年的茹苦含辛，“不欲养而亲不在”，他充满了深深的自责。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系湘乡兴让八都道常恬江沛霖之女。生于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十一月初三日申时。乳名“怜妹子”。出嫁后，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排行四，故年轻时俗呼麟四嫂，后称江夫人、江太夫人。
关于江氏的出生，在道常恬至今还流传着一则轶闻。据说江氏祖先在仙人山有一块葬地。地仙说，此仙乃处女，谁葬此地，九代要“洗女”，不然只发女家，不会发男家。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出生后，江沛霖便将她偷偷地丢到床底下，想让她冻死。但到午夜去看，女婴仍然活着。江沛霖又搬起一块石磨去压，女孩却“哇”的一声哭叫起来，江沛霖心一惊，双手已软，石磨掉到地上，打伤了自己的脚。江沛霖说：“可怜，可怜，罪过在我，你不该死呀！”曾国藩的外婆嫁到江家后，这还是生头胎，也舍不得这个亲骨肉，便急忙将冻得半死的孩子抱进怀里。很快，女儿苏醒过来了。家里的人又喜又忧，喜的是女孩命长，不该死；忧的是江家将来会不会兴旺发达。因为女孩冻了大半夜，大家都可怜她，就叫她“怜妹子”（后改为玲）。
虽然这纯属传闻，但也有可信之处。《湘乡江氏族谱》记载，江氏原籍江西，迁湘的第12传祖江嘉爵，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殁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葬湘乡二十都上山田冲仙人山的“仙女袒肤”。江嘉爵至江沛霖共6传，繁衍了28个男孩，却无一个女孩。这不可能是一个女孩都未生，只能是生下来后都“洗”了。说来也怪，尽管江氏祖辈6代以来生的都是男孩，却没有一个为官出名的，唯独江氏嫁到曾家后，曾家真的人兴财旺了。故江族至今尚有人说，曾国藩家的兴盛皆由于江氏祖先葬的这处“仙女袒肤”地。为此江家曾有人赌气说：“我们的江氏祖先不发江家发曾家，要把他挖了。”
年幼的江氏，长得容貌秀丽，无脂粉习气。几岁时就学会了纺花、加麻线，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至10多岁时，烧茶煮饭，喂猪种菜样样都能干。她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却认识很多字，能看一般的书信。那时，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常跑湘乡、湘潭，道常恬下瓦屋正是荷叶大界通往湘乡、湘潭的必经之路。曾国藩的祖父路过此地时，总要进屋歇歇脚。有一次，曾星冈携着曾麟书去湘乡，回来时还曾在江家住过一晚。因此，曾、江两家早有交情。曾星冈很喜欢江家这个女孩，年幼时还逗她喊过“家爷”；江沛霖也喜欢曾家这个儿子，只是曾麟书比自己女儿年小5岁，才不好早提这门亲事。嘉庆十一年（1806），曾麟书已16岁了，江家才请人做媒，曾家一口答应，当年就发了庚书，十三年（1808）正式完婚。
当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江氏与曾国藩的父亲成婚后，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言：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
正是由于江氏最乐“劳于内”，其丈夫与诸子也都善“劳于外”，曾家才更趋兴旺发达。至道光年间，虽然其儿曾国藩以进士翰林，七迁而为礼部侍郎，江氏在家始终保持勤俭本色，为5个儿媳和4个女儿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咸丰二年（1852）四月二十五日，即曾国藩钦充主考同一天，江氏殁于荷叶梁江黄金堂，享年69岁。
七月十四日，曾国藩抵家哭殡，七月三十日安葬了母亲。
此时的太平军已锐不可挡。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攻道州，连克江华、嘉禾、桂阳、郴州，湘省各地“会党蜂起应之”。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全省震动，地主富豪纷纷逃命，郭氏兄弟及左宗棠兄弟也率眷属仓皇避入玉池山梓木洞。年底，太平军兵指湖北，水陆两路进击，“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
太平军凭着“人心齐，胆气壮”，一往无前，势如破竹。清军腐败不堪，纵然是“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仍一触即溃，大有土崩瓦解之势。二年十二月四日，太平军以地雷轰塌武昌城墙，遂克武昌。这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全国为之震动。眼看江南半壁江山换了颜色，咸丰皇帝气急败坏。对于八旗兵与绿营兵的不堪一击，他虽然早有觉察，但没想到败得这样一塌糊涂。三年初，咸丰下令大江南北各省在籍官吏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自卫”。这无疑公开承认：政府军不行了，你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二年十一月末，咸丰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谕中说：“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伊必尽心不负委任……”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政府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在职，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召令复职，称为“夺情”。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
曾国藩又一向笃信理学，不能不做作姿态。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至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当时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具疏力辞，正准备派专使赴省城送奏折。“束装将行矣”的时刻，他赶到了曾家，极力劝说，结果曾“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这大体上与事实相符，但时间上显然有出入。如前所述，曾国藩于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谕后就写了这个奏折，已经抄好，但没有发出。两天之后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从情理上推论，只能使他更倾向赶赴长沙，决不会深更半夜的打发人去省城送这份奏折。郭嵩焘所谓送信人“束装将行矣”的场面，可能是事过多年记忆上的错误，更可能是郭嵩焘为了渲染自己劝说曾国藩出山的“功劳”而有意“记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