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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如此逼视着唐古拉山主峰——冰雪的各拉丹东的西南，这晶莹剔透的雪冰，悲怆而快乐地崩裂着，冲撞着，发出了一声声沉闷而又响亮的呼喊，渐渐消融了凝固与坚挺，风驰电掣冲刷在青藏高原那纵横逼仄的沟壑中。这孤寂高原上喧嚣的冰水，挥舞着不再凯旋的旗帜，集聚再集聚，轰隆隆地奔腾，奔腾而下，穿过连绵不断的横断山脉，劈开重峦迭嶂的云贵高原，流经丘陵起伏的四川盆地，左冲右突，终于一泻千里地驰骋在广阔坦荡的平原上。
然而，这不是它的终点，平原只是它的驿站——我的家园，流水以经过的方式在这里继续着，河床也在继续，河流与河床的终端还在我居住城市下游的方向——那个海的基准平面处的吴淞零点。一条河流历经6300公里，自5400米的高度一个梯级一个梯级地向下，是为了寻找一种水与另一种水的平等，这与涌动着欲望的人流不一样，平等是一种向上仰望的攀登，而河流的水从来就是向下的，这种向下的力量是因为承负起它们的河床是向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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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纬30°30＇，东经117°02＇相交之处那个城市的边缘，我伏下身去，看到了荡漾在河面上的塔影，这塔影在对岸的视野里倒置着，是一个真实物体在水面上的虚拟，但它是15世纪明穆宗隆庆四年的虚拟，因而它有历史做后盾而不必流逝也不必沉没。我没有理由不伸出自己的双手，让这一条河流的流水颠簸地从我的指间流过。我拢紧手指，让河流的水静止在我凹起的掌心里；起身站立，我捧起了那已不流动的河水，然后，让它自倾斜的掌中飞溅而下，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粘附在我手指上的泥沙，它们难以计数，颗粒碎细，每一颗都诉说着河底的闷郁，每一粒都折射着阳光的斑斓。……我的视线悄无声息地滑过河面，登上对岸柳树与柳树们站成的青绿如带的岸线，可是，我的视线与河流的流水的都被阻止在它的面前。现在，我已经让我思绪随着河流的流水奔跑，我注定会这样，因此我的思绪充满了这一条河流的湿润，它古老而辽远，蜿蜒而跌宕，轰然而迂缓，挟带着悬移中的砾石与泥沙，在河水的涡流中激昂地舞蹈，渐渐的，于相对静寂的状态中，我的思绪和一些砾石、泥沙慢慢地沉降，堆积，一页复一页，层层叠叠地铺叙在河流流水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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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一直用一种沉默的方式隐蔽着，隐蔽在奔流的下边，它心神安宁，以大地的宽容热爱着一条水的流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河床自始至终被忽略，是缘水而居的智慧茁壮着村庄或城市，剥夺着上苍给予河床的尊重。河流的水每时每刻以新的秩序阻拦着我对河床的凝望，我没见过河床，我身后的城市也没见过河床，但河床所起伏的陆地天天在支撑着我们身体，在衡量着我们的生计。有时候，河床也会悬在我们的头顶，让我们木然的感觉有了点激灵。
那年秋天，我和冬冬从郑州乘火车去南京，经过开封时我想起了家乡河流的兄弟——黄河，我对他说，“我们就在这里下车，去看一看黄河吧。”他说：“为什么？”我告诉他说：黄河在这里全靠两岸数千里大堤管着，它的河床比开封市高出7米，是一条流在我们头顶上的河流。我和冬冬在古典的开封什么地方也没去，只是走到那连结着河床的大堤上，带着旅途火烧火燎的干燥，去看望一条悬浮在人类头顶上的河流。冬冬说：我感到了来自我们思想之上的威胁。
冬冬是个诗人，他的话很暧昧，却让我有了天地倒置般的感觉。
后来，我和冬冬在这次旅途中，还看到了那条已被黄河遗弃的河床，它不是向下，凹陷地伸展大地上，它被青色或土黄色的砂复掩着，没有一丝河流流过的迹像，已失去了河床的概念，与平原的土地相融。我和冬冬看到的不是河床，是黄河的故道，它在蓝色封面的《中国交通图册》中，被命名为“废黄河”。
“废黄河”的河床上的流水已经逃亡，那里，沙土飞舞弥漫，只有荒凉的风在流荡。
可是，我仍然在这荒凉之中找到了一些生动：那些枯涩的树桩显示着年轮的切面，一棵又一棵地勾勒着河床的边沿，指出河床不能瞑目的向往；那些裸露的鹅卵石间或在单调的砂土中，这是一些比砂还沉重的东西，没有流水，它们的鲜艳已经褪去，变得没有一点水色，它们的身体也不再在流水中，而在风的剥蚀中——日复一日地渐趋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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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北宋的寇准，到任蛮荒之地巴东令时还很年轻。他忧心忡忡顺着慈溪的流水来到河边，用一个政治家的抱负在掂量着自己任期内的责任。在县衙庭院中，他种下了两棵树，这两棵树都是柏树而不其它的树，所以它们有着一个高大或明志的意义。他说：“山上的野兽越打越少，地上的粮食越种越多”，我的责任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劝民农耕稼穑，穿暖吃饱。这个寇准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自己任期内愿望，但责任是不能间断的，更大、更高的责任还在那个台阶上等着他。
这三年，是北宋太平兴国五至八年（公元980-983）；寇准把三年的巴东令做得很有诗意——一部有156首诗的《巴东集》显露了他官至宰相的波澜老成，但他哪能知道：那一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又摄住多少后人的心？
187年后的陆游没有这样的责任，所以，在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他想见到的那两棵柏树已经槁死，甚至那座当年的巴东城也被废弃并荒芜了，早已迁建在长江以南。
如今，这些事情并不重要。比较紧要的是一个著名的工程将把这些事情沉落于河底——沉到135米以下的河床上。
沉入的，还有石宝寨、白帝城、大昌城……和新滩民居群落——那些古老和远古里的事情。在2000年，考古学家偶然发现了另一个白帝城——宋代的白帝城遗址。它有5平方公里，比现在奉节老县城大几倍，可惜它的一部分也将于2003年的上半年沉入水中。这迟到的发现叫他们喜而忧戚。
在河床上，这些沉入的物事将成为一卷历史中被折断的部分，成为日后我们睁大着眼睛努力去推断、去寻找的的论据；这些论据充满可疑的水分，还要求我们挤一挤。当然，正在进行的，毕竟比过去、甚或比将来的重要——这是现代人类判断事物的逻辑。可是我希望，这些河床上的真实会被清澈的流水折出水面，给予走在河岸上的众生去复原历史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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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上日出日落、年复一年地让甘冽的乳汁在自己的身体上奔跑，它哺育着两岸的村庄与城市，滋润着花草、森林和庄稼，这是它最诚实而劳累的工作。它总有累了、乏了的时候，也得找一处歇脚的地方，喘喘气、伸一伸腰板，把那些沉入在河床上的秘密显现在人们的面前。尽管我没见过河床——河流流水下面的河床，但我从我的阅读中得知：有很多双眼睛都看到过河床。
河边泰兴的村庄正站在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的八月里。南风中，那些不怕热的柳树在河堤上扬起了飘逸的枝条，把大汛期河水的腥气、田野上的稻香，亲昵地拂向村庄。男人们还在忙，他们和他们的女人们刚刚割完庄稼，把一个季节里的汗珠珠一粒粒地摊晾在稻床上，让太阳将它们晒壮实，然后装进篾箩，装进村庄大大小小的米瓮里。
和往常一样，那天他们起得很早，那个起得更早、去河边挑水的汉子走到河边时给吓了一跳，他发现，一夜之间，河水枯竭见底……这个消息震憾了村庄，一村庄的人都上了河堤。胆大的终于禁受不住诱惑，开始走向河底，去拾河床上的东西……河床上的东西一定很多（是些什么东西？），因为我在那仅有三行文字的史料记载中读到了人们“纷纷”的字样。次日，潮水骤至，那些还在河床上的人谁也没有跑过滚滚而下的河水……
还是河畔的泰兴，在1954年7月13日4时许，沿岸风沙骤起，灰黄地遮蔽了天空的颜色，这一刻滔滔河水顿失，河床再一次将自己躯身显现在天空下，显现在人们眼前。这一次时间很短，两个小时后，河水如雷轰然而下；这一次村庄中没有人走下河床，他们记住了612年前的惊惧——那时河床与河流两个人之间的游戏，应该与人们的欲望无关。
我当然不会用那时、那样的灾难，去嘲笑、谴责几百年前的村庄，我只是告诉我自己：世上的游戏有很多，有的神秘，有的还很热闹，但那都是游戏者之间的事情。我是一个不喜欢参与游戏的人，如果我没有站到游戏队伍里，那将是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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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曲折向下倾斜而去的河床，承担的不仅仅是一条水的流动，它还载负着57年前一个正在流血流泪民族的抵抗。
那些装满炸药柱体形状的钢铁，长着触角或翅翼，漂流在河水中，兀立在礁石旁，淤伏于泥沙里，与12520方中国的石头和几百艘下沉献身的船只，在河流流水的下面——河床上，组成了第1道和第2道阻塞线。
1937年8月12日的阻塞在江阴。它由海军上将陈绍宽指挥，完成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海军水路直抵南京的战略落空，不得不重新集结兵力，转陆路进攻南京；它使民国首都的沦陷延缓到那年的年底；1937年12月20日的阻塞在马当、在东流、在田家镇、在葛店（从江西彭泽至湖北武汉的长江水道），……它也重复了这样一个事实：阻塞再次阻截了日军溯流而上的进攻，大武汉的保卫战坚持到第二年的10月。
八年抗战，在河床上是15000枚锚雷与1100枚漂雷对几百艘炮舰的碰撞！在铁与铁撞击中，复仇的迸裂把321艘日本军舰击沉击伤，把4300名伤亡的日本武士的忠诚还给了扩张本土、爱好侵略的天皇。
2002年1月19日，我在东流直水道的岸边又看见了一枚水雷，它的三只触角已被拆掉，安安静静卧在摇曳的枯草中，散发着钢铁沉重的亮。那位早已退休的老水手李师傅，揸开着拇指与中指，码量着它的直径与身长。他说：妈*，狗日的二（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我大声向他喊：这水雷不是日本的，是我们中国的！他捂着一只耳朵对我说：我知道，咱们的水雷是对付二（日）本兵的！可我的这只耳朵炸出血、震聋几十年了，我能不骂他二（日）本鬼子？他的事情我知道：在1960冬季的东流水道清障扫雷中，他是4个受伤水手中的一个，还有两位东海舰队水兵也在那次意外的爆炸中壮烈牺牲……那天中午，他又一次向我述说了这段经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的眼睛红红的，有好多泪水砸在了那枚水雷上，砸在了正等着发青的枯草中。他说，那时候他俩个还没20岁。
那时候，我还没读书，一个汉字也不认识，但是我从父亲那里已经知道日本侵略过我们中国。做过八路军的父亲已在城外的一个山坡上永远地歇息，可是他说过的话和老水手经历过的事情我怎能忘记？……当我听到日本在2002年的春天又一次修订他们的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的时候，我看到了那枚从河床上打捞上来的水雷要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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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蓝色窗帘，在朝北的窗口前，我呆滞地看着对面那幢17层大厦，看那上面最大一块玻璃上刚刚涌起太阳的河流。平淡的假日给了我足够的时间，我眯起眼睛的视野中，出现了2个，3个，或许更多——红的、黄的，甚或蓝颜色的太阳；这浮光耀烁的河水，明媚且怪诞，反射着好几个太阳的亮光，向着相反的方向——不是沿着河床向下，而是向上流去。
我知道，这不是幻像，是一条河流在镜面上的成像。在向下的河床上，河流向上流去是不真实的，因此我听不到只有向下流动时才会有的水声。但我却惊诧地发现：有一群快乐的鸽子在那里往复地盘旋，那群鸽子有些疯癫，扑翩着翅膀，以迅疾的速度让飞翔发出持久、悠长的唿哨。所以说，现在不是我面对着河流，而是河流和河流上空的鸽哨在城市的镜子中找到了我，找到了我的眼睛和耳朵。对河床的冥想，是因为与我的工作有关——在这条河流上，那些向上或向下远航的船只，我必须给出一个足够的吃水深度，让每一艘奔跑着的船只不致于搁浅在河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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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床向下而去，它与河流同时离开冰冷的雪山穿过旷野灵魂，走过城市肉体，以亘古至今的毅力，去稀释海水的咸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