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入仕途，涉海跋水当局长
这次能在杭州西子湖畔，进入浙江大学学习，主要是托蔡氏兄弟的福。我内心也想发奋读书，多学点知识。因此，一心读书求知。可是在读大学三年级时候，也就是1930年下半年，晴天霹雳，大难从天降。突传不幸的消息，浙江大学校长易人，继任者正是我的冤家对头程天放，他带来班子人物中还有洪轨、甘家馨两人。这3个人都是当年大革命时代活跃于右派AB团的核心人物。程天放，这个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就是1927年二次暴动时我率领学生队伍把他押送到监狱的反动头头。他在安徽做教育厅厅长时，杀害了许多革命军人，一个原在我手下工作过的姜铁英，就被他三人在安庆处死。洪轨则是在国共妥协让出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部长时把我挤出接替秘书的冤家。甘家馨当时仅担任干事。碰到这三个对头，他们绝不会轻易放过我。在无可奈何之际，我不能等在这里坐以待毙，必须赶快远走。我立即向学校告假，回到嘉善李骏初那里，恳切要求再向蔡元培说项。当然必须避开被通缉追捕易名读书之原委，只能说是无力再在浙江读书，要求看在甥舅份上给我找个饭碗，哪怕是小学教员，更不怕偏远地方，事实上我是想跑得越远越好。
动员了我所能动员的亲朋力量，也说了一大堆好话，说通了李俊初。很快他就和我一块乘快车去上海。通过蔡敷卿很快就见到了蔡元培本人。蔡元培是个学者，也重书生意气，尤其是看李俊初的面子，可能也看到了我彬彬有礼像是有志向的青年，再加上我有师范毕业证书和浙大肄业学历，当晚他就未通过秘书亲自写了一个便函，给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陈畏壘（即陈布雷），介绍我找陈厅长面叙一切。李俊初说，当时求蔡说项者很多，一般均由秘书代写条，然后盖他的私章。由于蔡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几乎有求都会应，此种盖章的传托书效力不太大。唯独亲自动笔、署名写便函，那就十分难得，效力自然特好。也许是我福大命大，绝处才能逢生。
第二日一早，我们即乘第一班快车返回杭州，持蔡院长（中央研究院）函到浙江省教育厅。当时承蒙李俊初代办采购礼品，先往拜谒一个在教厅四科任职的主任科员滕叔书老乡（此人不久就被提拔为科长），说明求职意图，愿去外县外地任小学教师。滕叔书先生考虑了一下，告诉我们，当小学教师可以在杭州市谋托，但如果系外地人，则要通过省厅。可是，要等几天。因为要等陈厅长从南京回来再说。等了好几天，滕告厅长说了，根据你的资历（师范毕业，又在浙大读了几年教育系），可以派到边区外县当教育局长。他还告诉说，现在有两个地方空缺局长，一个是桐庐，一个是泰顺。桐庐离杭州近，谋求者多，泰顺则远，需漂洋过海去任职。但是，不管是哪一处都得厅长面见观察后再定。当时的我则是喜出望外，躲得越远越好。于是，滕约了次日下午赴厅见厅长。我应约于次日下午到教育厅，可滕叔书说，厅长又给南京电报叫回去了。但放了话，如果愿飘洋过海去泰顺，就不必再等厅长回来任命了。因为桐庐争去的人多，还须考虑，泰顺县则无人要去，可以立即任命。这是我求之不得的越远越好，漂洋过海也心甘，主要是免得杀头，追随姜铁英去。于是承应下来，就此定局。到第三天，“委托陈勉哉为泰顺县政府教育局长”一纸任命书就由滕先生交到我的手中。真是欢天喜地地接受任命，也解决了我的生命攸关的大事。
接受任命是好事，但是筹措旅费却是一个大难题。当初不知道，一问路程吓一跳。天哪，秦顺在浙江东南角，邻近是福建省。浙南路远，途程千里。如果是从省内走，坐船，起早摸黑，不知要经过多少山山水水，据说要二十多天路程，而且旅途很不平安。捷径是到上海，坐海轮到温州，由温州坐小船溯飞云江到瑞安，由瑞安改小划子到泰顺县的百丈口，再由百丈口乘轿，须走四十里才到达泰顺县政府所在地——县城，舟车费计在百元以上（当时局长每月大洋四十元，后增为六十元，市小学教师十六元）。如从省内经宁波坐海轮到温州，所花费也差不多，但不如从上海行更可缩短时间。筹措旅费，当然是问家里要，在我的舅父存在李骏初钱庄的款项取用。另外李家也介绍了一个公子哥儿式的科员自费同我上任。这样，才解决了路费和旅伴同往上任的问题。
由杭州，当晚到上海，搭乘英商太古轮到温州。第一次航海（虽是近海，但海上一望无际，看不到岸），备尝晕船之苦。到温州（当时的小上海）后又乘船到瑞安，改小船到泰顺县百丈岭。坐轿，来到泰顺城。
泰顺是浙江极南邻福建的山区县，城里没有半里平路，县城也只有少数几家小店（但比起解放初期的定南县城要强），真正是城中咳一声，东西四门都能听到。当时，泰顺县教育局就设在县城一所小庙里，右边一排房子算是占用着做办公室和住宅，房子设备，因陋就简，简陋得真可以。教育局的编制是一个局长，一个督学兼课长，一个课长，两个科员，一个书记（文书），一个杂役（好在薪饷和办公费用是由县政府拿）。前任局长陈茂扬，是温州人，他是不愿做下去而申请辞职的。为什么不愿做下去，做下去有什么麻烦，我是不知道的。当时我也不懂得天多高，地多厚，人生多险恶。只知道县城只有一所师范学校，一所完全小学，一所职业女校，有不少私塾。师范学校校长是县长兼，刚刚县长由广东的唐天森换来了诸暨赵天声（大学生，考取县长，诸暨绍兴是大同乡）。就此同时，赵就县长任，我就局长任（我还兼师范学校领导工作）。随我同来的王名彦（绍兴人）不会文稿，我又不懂公文，好在是因未带人，旧人都引用，科员林文蔚给我起草了一个就职布告，请我画行（旧时主管长官在公文稿上判一“行”字，表示认可）时（一般局长画“行”字即“行”字，我虽然多少求教了别人，查“行”时却画了“彳亍”字，事后林科员问我，我才知道我画错了），就这样庙门（即局门）口贴出了我的红纸就职布告。当时是1930年2月下旬（过元宵后不久），从这一天起，我就是一个受着任命的县教育局长兼师范学校校长了。自己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轻易当上了局长，当时还以为因祸得福。
可是，仕途险恶，只能急流勇退。
谁也不相信，我能当上县教育局长，连自己也很奇怪。我原无奢望，请求在外县获得一个小学教师，避避灾祸就心满意足，谁知轻易获取了一个能任命小学校长的县教育局长。事后才知道其中的奥妙。原来浙江省的县教育局有四等之分，杭、嘉、湖、绍、萧、兰、宁波、长兴是特等局，泰顺虽是二等局，然地大山多，又处在边陲山区，尽管是穷山恶水，然而地方派系林立，主要是城乡之争，城乡又各自分支，对内明争暗斗，对外拉拢排挤，教育局及县属学校，自是争夺的焦点，本地人才少，上也难上，外面人坐不安席。前任局长陈茂扬，即被排挤愤而辞职。无人愿去，我则迎难而去，自是天赐机遇。更重要的是后台及其扶助人应居首功。如果那天是白天去蔡元培家，必然是秘书代写，失去魔力，而是酒醉饭后，加以蔡氏兄弟依仗李骏初帮助财力，兴之所至，竟亲笔便笺写信给“畏垒吾兄……”又是亲自签名，俨然成为蔡元培的至亲。另外，在浙江教育厅主管人事的滕叔书，从中斡旋，居然获得这一官职，如此情况说来，稀奇又不稀奇。
要说当上局长是神话式的过程，然而失去这个宝位，也很突兀，同样是神话传奇性的，仅仅半年有零，我从局长宝座上飘飘然落下了凡间。变化之大，降落之快，也是我生命史上的首创纪录。中秋节前，我曾回过一次杭州，当时，我已感到泰顺教育工作很难搞下去，去找介绍人滕叔书先生。不提也罢，一提出来，叔书说，厅里接到泰顺县绅民控告我的信，据说已厚达近尺，别说请调，要我好好收拾残局。控告信荦荦大者有摧残教育（办教育竟成摧残教育），办学无方，仇视党化（三民主义）教育事业，以至个人生活细节，无微不至。看来求调无法，恋栈万难。好在听说浙大校长程天放即将简派去到柏林任驻德大使，树倒猢狲散，甘洪也跟着去，杭州少了死敌，减我忧虑。于是匆匆返泰。谁知在我离开后，县城遭受匪劫，教育局职员均冒充庙里和尚，念“南无阿弥陀佛”，好在土匪迷信，未入寺庙，幸免于劫，劫后疮痍，人人思归，生怕土匪（福建大匪）再来。泰顺县长赵天声书生本色，已上辞呈，地方党阀、学阀，群起攻我。赵天声也劝我舍此他谋，我想也对，就此递上辞呈。不意辞呈一上，便被批准，继任者竟是国民党县党部头头高宗龙。大事不妙，争去尽早溜走。甫一交代，便向杭州奔回，八个月教育局长生活就此结束。
这一幕得失闹剧，令我啼笑皆非，得之突然，失之必然。事后经过一段时间，冷静地分析，知道自己得官全靠“机遇”，而失官则是天经地义的必然的事。总结失败教训是：一不会做官，二不会做人，三不会做事。其时，我正从革命阵营里出来，纯洁无瑕，又一直是在学校受教，阅世不深，毫无生活经验，当此重任，焉能不碰得头破血流。所以说不会做官。当时政府行文有一定的公文程式，我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也不懂，连批准文稿划个“行”字也不会画，而且官场上的虚伪逢迎，上拍下压，互相拉扯，不求有功，但求过得去的那套经验，一点也不知道，既无后台，又不知道送礼逢迎走后门攀裙带构成关系圈，又没有自己的一套班底，自视清高不派不系，却因为留用旧班底，自投乡派罗网，对城派又轻描淡写，不加理睬，致使满目皆敌无友。二不会做人，吹拉逢迎，于我无缘，外间酬应，一顿谢绝，自身既无一点含蓄，而且有时盛气凌人，成为人人不为我，我不为人人，这样使自己成为“孤岛鲁滨孙”。三不会做事，我哪懂得办教育，而且管理错综复杂的地方教育行政，明明是管全县教育事业，然而只身进入师范学校忙于教学，本来可以位置地方头头，而自己却占有师范领导，事实上兼职不兼薪，自讨苦吃，自取人嫌。却又不顾实际，严厉取缔私塾，整顿学校，不买士绅的账，甚至不理县政府主管的账，事业无成，获罪巨室。如此情况，我不自动下台，行将被上峰撤职。记得控告我的罪名，十分多。为了一个非驴非马的女子职校的整顿，惊动了党部首领（是女校长的面首，也是接替我当局长的人），罪名一是摧残女子教育，摧残职业教育，排除党员，尤其是后者竟提高为摧残党的教育事业，给我很大的震动。诸如此类罪状，一条小罪提高到党国地位，我如何吃得消。不管自己得官不易，不管此去将遭失业，还是一纸辞呈，自掏腰包（旧社会公务人员旅费自筹，尽管我已领了月薪，但还不够川资，最后还是借债回归），狼狈回到杭州。
这一回当局长，获职快，简直不知世上求业难；失去了局长，虽然有点心痛，然而也很快就过去了。为以后还有机会，更因为是杭州的死对头高官程天放去德国任大使远走国外，也冲淡了失职的悲哀。然而回到杭州求职，即使一个农村初小教员，也无法找到。失职后，赋闲了近一年，碰得头破血流，几乎不能生存下去。这是这次失官的悲哀。在这期间，当然我也想方设法托人求亲去谋工作，别说是谋一个外县乡村教师，连提出仅要吃饱饭就够的最低要求，结果还是到处碰壁，殆天绝我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