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支援北伐，光复南昌
1925年，北伐军在南昌经过无数次的浴血奋战，终于击溃了显赫一时的孙传芳苏浙赣皖闽五省联军十万劲旅，向吴佩孚敲了丧钟，使张作霖胆寒，取得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决定性的胜利。
南昌，襟三江而带五湖，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远的不说，近如朱元璋就在鄱阳湖与陈友谅交战胜利取得了江山；太平天国也在这里攻战，一蹶不振，退守南京，终致覆灭。北伐军为着攻占南昌，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全力以赴，经过多次强攻，战败强敌，占领这一战略要地，从而反弱为强，树立了绝对军事优势。
在北伐军与五省联军交战、围攻南昌的日子里，我曾被围困在南昌家中。在此以前，我曾参加过地下支援工作，北伐军初进南昌，我又曾参加欢迎工作，北伐军撤退，我又隐藏在围城里，直到当年11月18日，北伐军再克南昌后，我才脱离险境，公开进行领导青年学生运动。
兹将南昌围城前后及北伐军攻占南昌情况，就自己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叙述如下，并资纪念。
1926年7月9日，在广州市举行了一个惊动中外的北伐誓师大会，展开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序幕。
在南昌市，人们可以从申报、新闻报及大公报陆陆续续地获得北伐军事消息。当然，在地下组织的内部，早就听过两三次的形势报告，并且了解到北伐军当前是采取“联孙、讨吴、不理张”的七字策略，敌我形势已有具体了解。知道国民革命军分兵三路，第一路是主力沿粤汉铁路向湘鄂推进，另二路则分指赣闽。但这两路开始时都未出省境，缘以江西、福建都是孙传芳领地，既“联”了当然不会侵犯，也就是战争在湘鄂，江西福建无战事。这些时期，我们可以顺利地进行一些支援工作，主要的是宣传工作。当时，我们就以上海及广州报纸内部资料进行过军事力量对比：（一）张作霖的奉军入关后称“安国军”，自己任总司令，占着东北、北京及天津等地区，拥兵三十万。（二）孙传芳原系直军，后自成军旅。1925年起自称五省（苏浙皖赣闽）包括上海南京等富饶地区，拥兵二十万（事实上江西的蔡成勋，福建的周荫人，并不是他的直系，可是他以兵力强行威胁）。（三）吴佩孚直军，东山再起后，自称十四省讨贼联军，原在河南、河北南部，毒杀肖耀南后占有湖北，进兵湖南，收买叶开馨部，号称拥兵二十万。（四）国民革命军，仅七个军，第一军由蒋介石兼军长，大部分在粤闽边界上，仅王柏龄的一师参加了北伐；二军军长谭延闿，留驻广州国民政府，副军长鲁涤平，原为驻粤湘军，分兵参加北伐及驻军粤赣边界；三军长朱培德，原为驻粤滇军，全军参加北伐；四军长李济深，原为粤军，全军参加北伐；五军长李福林，原为粤军，留在广东；六军长程潜，原为驻粤湘军，全军参加北伐；七军长李宗仁，桂军，多留在广西；全部仅七个军，充其量七万人而已。再加上武器装备差，一般是广东自造枪械，部分苏联援助的武器（大部分在第一军）。几方面兵力相较，差距很大。北伐初时，吴佩孚认为北伐军不堪一击，张作霖和孙传芳也看作无足轻重，坐看北伐军与吴佩孚战斗。正因为如此，北伐军可以挥师湘鄂，直取吴佩孚，减轻了军事压力。而且在此之前，湘军内部唐生智与叶开鑫起了冲突，唐生智投靠广东，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称谓，长驱北上，被吴佩孚击败。在此危急关头，北伐军急起打援，终于挽救了颓势。以第四军为首的北伐军便沿粤汉铁路北上，攻克衡阳，进军长沙，占领岳州，猛攻汀四桥，所向无敌，直取汉口，除刘玉春以孤军死守古城武昌外，敌人全被击溃，吴佩孚已一败涂地，革命军大振军威。至此，被“联”的孙传芳已知形势变化，大事不好，就在江西东北陈列重兵，准备抗御，战云密布，政局险恶，加强镇压，鹤唳风声，逞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早在北伐军长驻湘鄂节节胜利之时，南昌人民是喜上心头，但在同时，孙传芳改变观望态度，调集直属部队进入赣境，道听途说，北伐军也派了部分队伍来到赣粤赣湘边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时，南昌街头巷尾突然广贴又长又宽的不署名的石印标语：“宣传赤化乃人类之公敌”、“扑灭赤化乃人类的天职”，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官方的政治宣传，针对北伐军而贴的。当时学校还在上课，仍然有我们活动的机会。这一时期的任务是团结学生，教育学生，揭露军阀的罪恶，宣传北伐军救国救民的主张。尽管当时当地的报纸，从不登载战事消息，但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及上海民国日报都每天刊布北伐军事实况，而且都是以头版头条，用特大字号发布，而且发行数量很大。
我们就以阅报室为基地活动，在人多处读报漫谈，也有意识地到各班发起读报，北伐战事消息不胫而走。由学校到家庭，大家都知道北伐军声势浩大，不拉夫、不扰民，所到之处，群众箪食壶浆，两方对比，十分显明。这为北伐军进入南昌奠定了思想基础。不久，又传来官方大举搜捕革命党人的消息，趁着放暑假机会，对学生进行了一次当前形势险峻，是黎明前的黑暗，曙光在前胜利在望的教育。组织确定，一般显露色彩的能回家的回家，组织群众，加强宣传支应北伐。家在城里者，隐蔽起来，有的住进外国人开办的医院，有的暂时移住到可靠的戚友家，坚持工作。在学校放假不久，赵醒侬被捕，黎明中学和明星书社同被封闭，此时邹努等人都已回家，我也惴惴不安，有被捕的危险，在亲戚家中东躲西避。9月14日，赵醒侬就义于德胜门外下沙窝，激于义愤，我就在我家——东万宜巷悼念，城外下沙窝就是赵醒侬就义处，我还上城头遥望（当时，醒侬爱人正在收尸），痛心无比，但又徒唤奈何。当然，我那时也为自己的险境感到害怕，我虽然不再到学校里去，但附近街上我还会遛遛，出家门，到巷口，便是德胜门，就偶然见了有兵士从城外抬进担架来，一望而知是伤兵。由于多天未看到报纸，不知战事发展情况，然可肯定，伤兵运进城肯定是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发生战事，以致有北军受伤抬回医治，这就明确知道，战火快要到临南昌燃烧了。出乎意外的是，在9月19日晚约莫十一点多钟，突然听到附近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但很快就平息了。天刚明，急于了解昨晚的枪声，出外探询，只见卖菜的卖点心的照常在街叫卖，以后听人们互相交谈，说是北伐军已经进了城，北佬全部跑掉了。急忙走到团委驻地，才知道真的是北伐军昨晚打进了南昌城，人数不算多，但还在陆续到来。听说当北伐军约一排人由德外进到大街上，碰上了南昌军联合巡查队，巡查队还询问口令，哪来部队。得到的是横扫的子弹逃散。他们告诉我，这次进城的仅有一个团，是横穿过江西的敌军驻点间隙，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城。南昌城里仅有少数留守部队，大部分都集中到几个大驻点，没有料到北伐军绕小道而来，连城门也是四门大开，守城部队来不及阻击，便被缴械，一直进到大街遇到巡查队才横扫机枪。就是这一阵机枪，以为北伐军大队进了城，北佬与官僚纷纷逃窜，可以说北伐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南昌。当然，我们对于北伐军的进来，无限高兴。不久，组织（党委）派往联络的人回报，进城的六军的一个团，听说有一位师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文星钰已经跟随部队进了城，正要找地方上的地下组织联系。到了下午再去时，知道已经双方会谈就绪。由于团委书记丁健亚已回去，我按联系人指示去找朱大贞，朱大贞很详细地交代我今后的工作。我先到一师通知在校的几个同志后，便来到一中，这时已来了好多同学，当看到吴士材校长时，他首先递给我二十元中国银行纸币（十元的两张），要我准备写贴欢迎北伐军标语。我收下后，便邀了学校评议会几个同志从系马椿到达文星钰的驻地，初次会见北伐军的一个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当我告诉他我是代表南昌学联与江西学总欢迎大军时，他的心情和我们一样十分激动，足足握了几分钟的手。只见到身穿军服，挂着直皮带（是当官的标志，士兵仅有横皮带），显挂三民带，脚登大马靴，姿势相当英挺，态度又很谦和，像久别亲人一样的会见。他给我们一些宣传单，要求我们尽管组织学生干部，配合师政治部开展安民、宣传工作。于是，以一中为基地（当时，邹努、朱由铿还未回来），南昌市内学生闻风而来，群聚一中，由我具体安排分赴各校，组织学生写贴标语与进行街头工作。实际上，北伐军进城那天，市面依然热闹，居民也纷纷出来静听政治部宣传队与各校学生在街头的宣传。我也来不及在校搞工作，以大部分时间参加了国民党省市党部及南昌总商会的欢迎与劳军工作。我在此时才和总商会几个头头会见，但这一切都是按朱大贞的意思办。这时，中上学校的负责人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家都对北伐军都有一种好感。在这十分忙碌紧张的劳军活动、拥军宣传的筹备工作时，出于意料之外的，形势已起了巨大的转变。为期不到四天，在9月23日晚上，我已经入睡了，被枪声惊醒，既多又密，心知大事不好，又听到巷外人们惊呼“北佬打回来了”。就这样，南昌重又落入军阀的手中。
北伐军退出南昌，这里由于第六军从高安孤军深入，后援无法及时赶到，而北军——原驻江西的军队和新近开进的先遣部队孙军以合围之势反攻南昌，众寡悬殊。只有迅速突围脱险，然这一来，却给南昌人民特别是南昌的青年学生带来了莫大的灾祸。第二天早上，就组织了空前的挨家挨户进行搜捕，全城几乎关店断市，家家闭门闭户。主要是报复，口口声声是“抓南军”、“抓学生”，实行“抓”、“杀”、“抢”，全城人家，很难幸免。
就在这天上午，我家先后三次被北军光顾，几乎是受了三次洗劫。喝令开门，先问有无收留南军，再问有多少青年学生，有无和南军勾结，有没有留藏南军枪械弹药。盘问后就逐个进行人身检查，看头发是不是剃光，还是新剃光，再看额头有无帽纹，手上有无有茧，把南军与学生同等对待，说是因为学生曾和南军勾结。除抓学生外，还抓南军。好在我家老人、女人多，不过只有我们两弟兄是学生模样（那时我们不过是十五六岁）。盘问过后，就进行搜查，翻箱倒筐，凡是金银首饰、手表闹钟以及银圆钞票（铜板倒不要），就顺便装在口袋带走。先后三次，几乎洗劫一空（吴校长给我的二十元钞票，我放在鞋底里未让搜去）。同住几家，也同样被搜劫。在有学生的人家，如果搜到了钱财贵物，也就放过；如搜不到财物，就要带人走，这时不定是青年人，也许是上了年纪的也会带走，但只要献出了钱物，一样可以放人。后来说，在市中心和北伐军驻地附近，抓走了不少人，也杀了一些人，其中有些是青年学生。据说这次北军回城，曾宣布“放假”，这就意味着可以自由洗劫。也是人们互相转告，一般搜捕者来叫门，尽可不开。我家住的是石库门墙，门上包装铁皮钉和铁钉（住了好多家人家，上学读书的人少）。从此关上大门，叫门不理，听到枪托击门声，敲了一会也就另找其他家了。24日家里惨遭搜劫后，关门闭户，提心吊胆地过去了两天。好在家里还有米，有咸菜，水从井中汲取，等于与世隔绝。
北军进城不到三天，北伐军又兵临城下了。只听到双方战斗的步枪声、机枪声，也还夹杂着迫击炮声。还听到子弹飞过头顶的声音，迫击炮声也真吓人。后来知道，北伐军来的不止一个团，而且是分路来的竟有好几个师、几个军，在城中北军也有两三个师，关城守卫。炮火十分猛烈，子弹飞落屋顶。我的家背后就是高高的城墙（虽然高，但可以设法爬到城墙上去。当然，谁也不敢打开后门往城墙上爬高观看）开始我们把堂前的方桌叠起来，将席被堵得厚厚的，大家就坐在里面侍着，避免流弹（后来，听说不济事，有的人家这样做，还被流弹击伤，幸而我们还好，平安无事）。这样过了两天，分驻所警官来敲门了，这样就不能不开门了。据说是沿城墙脚下的民房里，都要驻军，家家都要驻，仅住官兵，吃饭他们自理。随后带了一个军官来，说是步兵连长，是来看房子的。由于我家的房子较大较好，他看中了北边一个大房（邻家姓万的，经商），他说堂前做连部，这正房给家属住。明知道他带了姨太太来，要房子，我们各家同声赞成。因为作连部、住连长太太当然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安全，于是我家腾出一间小房给万某家，万某立即空出大房来。说来就来，下午连长就带了一个花姑娘来，不过二十多岁，湖南醴陵人，却嫁给四十多岁的侉子连长。当然，我们是十分欢迎她，而且热情地给她搞了一餐饭（以后是连部送来）就这样住下来，一个司务长、一个司书就住在厅堂上，后院也有士兵休息的条凳，上城处就砖块缺损处挖挖填填，好像似成了上城的阶梯。就这样，我们的家便是一个防守部队的连部，再也不需关上大门了。换班的士兵也需从大门进来。住了一些时候，有些士兵和我们熟悉了，连长和司务长也经常和我们大人聊天。叨他们的光，在围城期间，不仅保障了我们的安全，而且他们也透露了一些战士的情况。不仅如此，虽然油盐柴米还是早就购成，但菜蔬却难买进，连部自炊，可以买到小菜，顺便也就捎上了。我这时鞋袜底藏的两张十元大票也取出来供家庭应用。我妈告诉我，搜捕时虽有点损失，但还不大，首饰和大钞都缝在三弟的内衣里，大兵不会向这个小孩子搜检，亏了妈的计策，也亏了三弟，给我家保存了一笔家用。
就是那位连长对我的父亲说：江西的学生好坏，和南军是心贴心的，勾结在一起，趁我们正在醴陵防堵时，钻了空隙常到南昌来。他这一连进城时曾遇到抵抗，死伤了一些人，但我们也杀了一些南军和学生。听说城里还藏了一些南军和“坏人”，等南兵被打退后，就要进行大规模法办。而且告诉我们，这里的督理现在换了人，是孙传芳派来的邓如琢，这人可厉害。我听此言，当然是胆战心惊，但当前炮火漫天，不足为虑，虑的是以后……这位连长说，你们不要怕枪弹，外面打过来，有城墙抵住，南军大炮少，而打过来，经过高高城墙也飞到远远的地方去了。尽管家在炮火线上，炮弹飞过尖锐的啸声是从未停过，特别是进入黄昏黑夜以后，及天明时，清楚听到冲锋攻城声音，也许是因为听长久了，也就惯常不足为奇了。在此期间，德胜门城墙外即是北伐军重攻地方（还有沿江的章江门、广润门一带也是）常常听见守城北军在晚上狂叫“北伐军攻城了”，一时便密集地响起步枪声、机枪声和大炮声音。北伐军冲锋的枪声，我们听得很清楚。北军还击也会吹冲锋号。听连长说，北伐军扎了好多云梯爬城墙，都被北军消灭了。约莫半个月左右，城上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冲天，从德胜门到广润门，把所有店铺、民房全部烧毁了。名胜滕王阁也就在这时被火毁。据连长说，北伐军好坏，他们利用民房、店房掩护，扎云梯，等到我们看见时，云梯就在城边了。火烧民房是他们的军事部署，可怜多少人民受灾，财产损失，向谁要赔偿。而且他说，北伐军来了三四万人，守城的不及他们的三分之一，但是南昌城又高又厚，好守。还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对方的蒋司令被我们打伤，是在攻城时督阵受伤的（开始我们以为连长造谣，后来攻占南昌后才宣布了曾经故意放出的假消息），因为城外烧光，可以远望，他们说还曾经见到过在前线骑白马的指挥军官。约莫围了十六七天，有一天突然听不到枪声，怪静悄悄的。连长喜洋洋告诉我们说：“敌人被我们打跑了。”这对他们是喜讯，而我却是灾难的到来，一为北伐军被孙传芳打败而发愁，另一方面怕局势安静后会在市里大肆搜捕，当然我是在搜捕之列。
好在当时围城达十六七天之多，店铺一直关门，食粮食品及日用品大致已消耗殆尽，民以食为天，日用消费品不可少，然而北伐军撤围后商店迟迟不开门，即开门亦无物品供应。因为不时发生敲开店门，争购物品事情，秩序很乱。于是警察和商会出来交涉联系，白天开城门，让人们进出，物品上市，勉强各商店开市设法进货售货。但粮食问题还很大，因此，就有不少人趁城外乡间稻田成熟之际，自行去割禾，或向地主稍缴款子，有的就趁机收袋偷回，反正那时是天下大乱，谁也无法。我家的娘姨黄妈也就去割了两天禾，运回过两袋米，向农民借了风车净粒，还是照价付款。在北伐军撤去的七八天中，形势变化很大，大批部队调进调出（住在我家的连部好在始终未动，当然也是好事），城防很严，黄昏就关了城门，白天开城搜索很严，街上不时有巡逻队伍。我们兄弟一直待在家里，连大门也不敢出。我们各家（住在一个房子里，有好多家人家）其中有做小贩的，有做坐商的，父亲托他们设法购进了一些食品，主要是战争还在进行，预防再一次围城。果其必然，仅仅安静了七八天，城门又全部关闭，北伐军重又围城。第二次围城，听枪炮声估计，北伐军来了很多，把南昌围得紧紧的。又接连打了半个多月，打得很激烈。听说，城墙被打破了缺口，但很快就修复了。终于在11月8日，北伐军在外线胜利了，城头上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住在我家的连长与司务长和全连士兵到指定地点集合缴械投诚去了（唯一的留下那个姨太太，开始还住在我家，不久攀到北伐军一个湘籍军官，被藏娇了）。我极高兴，大胆上着城头，遥看城外的北伐军营，只见一个北伐军约十六岁的号兵，竟然从城外缺口攀上了城，和我们聊天，满口湘音，大家都很热情，还邀他到家里来喝茶。到午后，北伐军就分别进城，雄赳赳气昂昂，受到人们的拍掌欢呼。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店铺立即全部开门，工厂继续开工，学校恢复上学。首先国民党省市部挂出牌子来了，省党部先在省议会（后让给办学），后移佳山庙（即督署），市党部设在百花洲一幢公房里，都开始办公了。全省学生总会及南昌学联也亮出了牌子，挂在南昌市党部内（邻近的总工会也挂出了牌子）。由于当时学总、学联的同志尚未回校，由我负责邀集了各校学生几个头头办公。我已经在家里幽闭了两个月了，此时正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从此时起，我就不在家里住了，有时会回来看看爸爸妈妈。可是学联、学总的干部都是无给职，没有工资津贴（原来我是省党部青年部秘书，北伐军进城后，不知怎的被调换了，我也没有向组织申报，但毕竟少了几十元钱进账）。但在此时，吃饭住宿都在市党部，吃了当然我不付钱。这时忙得很，跑东校，进西校，有时要跑总政治部和三、六两军政治部，联系工作。好在邹努等人不久就回南昌来了，那我的担子是轻了不少，也不累得那么苦。由于南昌学联干部有缺额，学总召开校联会补充了一些临时干部，并聘请了一些老学联执委参加活动，新老结合，力量更加强大。11月中旬，曾在钟鼓楼的新舞台召开过一次全市学生大会，由邹努宣布了学总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的任务及几项工作的决定》，内容要求大致如下：
（一）恢复健全学生组织（一律设学生会）开展活动；
（二）调查在北伐军离城时死难同学情况；
（三）配合政治部宣传队到街头宣传（按总政治部所发宣传提纲）；
（四）联合组织讲演、文娱活动。
以上各项工作，由于学生积极性高，进行得很好。学生会全部改组（一中评议会撤销，改称学生会），豫章、葆灵等教会学校也开始按规定办理。就调查结果有近百名学生在北伐军撤离后死伤或失踪。除此以外，有好几百学生参了军。有的学校学生会还配合宣传调查队查获私藏敌人弹药及财物，多次受到政治部奖励。开始时，是组织小型街头宣传，以后改用文艺表演方式进行，除参与欢迎北伐军大会与劳军工作外，还由学总联合各校组织了几晚军民联欢晚会（都在新舞台举行）。会上，有姜铁英等演出的话剧，葆灵、女师、女中的歌舞，还请当地名演员刘艺舟父子上演京剧。此外，学总与学联组织了多次名人专家讲演会，先后请郭沫若、朱克靖、林祖涵、李富春、蔡畅等人主讲，主要是宣讲北伐大好形势，说明当前任务，启发思想，积极投入革命工作，也同时让学生群众认识一下当时国民革命军领导人的丰采。
这一个时期，是我最忙碌的时期，也是我开始活跃在南昌的一个时期。因为组织讲演会之便，邹努和我一起遍访各军政治部领导，各军政治部对我们也都热情接待，因为学生总会当时无经费，二军政治部李富春便从农民运动经费里拨出二百元给我们，方便了我们组织活动。总政治部和各军政治部都给了我们不少宣传文件，经常派民运科股同志来学总指导工作，相处得很好。
在此时期，党为了充实团的力量，派袁玉冰主持团委工作（此时我已参加了团委会），丁健西负责组织（原书记），对学联学总工作抓得很紧。不仅整顿了学生组织，而且派了一部分学生干部参加市党部的组训店员和青工工作。不久，南昌学联换届，由刘仁主持，与学总一起，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北伐军攻南昌，是付出了重大牺牲的。9月14日冒险突入，撤出时也有不少损伤，但也有例外，一个营长来不及撤出，留在居民群众家居住，由居民保护，后来安然脱险。
攻克南昌后，对被俘的孙军师长岳凤歧、唐福山，组织了人民共同审判（邹努是代表学总参加，为审判员），在顺外开了一个公开宣判大会，处以死刑。这是他们在南昌放火杀人应得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