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玉帝青辞
维大宋绍兴十六年丙寅月，武翼郎臣窦材奏启玉皇上帝玉陛下。
臣闻上天好生而恶死，下民畏死而贪生，上天虽云恶杀，但示劝惩于下民，非其人而杀之者有之。下民虽曰贪生，但归生死于天命，而致枉死者有之，皇天悯下民之疾苦，故假神农、黄帝、岐伯、雷公、扁鹊、俞跗等，以立医教，救人灾病。历世绵远，屡遭兵火，其神书散亡，仅存者《灵枢》、《素问》而已，虽不尽传宗派，是亦能救人疾苦，保人性命，但少洞彻脏腑、刳肠、涤髓之神耳。（果能参悟《灵》、《素》，自然洞见脏腑，至于刳肠涤髓，乃后世法之巧，而用之神。惜乎此书无传，谅亦不过一技术之妙，岂如《灵》、《素》之贯天人，晰隐显，大无不包，细无不入，为万世理道之神书，救人之秘典哉。）后世仲景采《内经》外感风寒之旨，附以己见，定立方法，及采杂证七十余条，集为《伤寒》、《金匮》。后之学人，咸遵守莫敢移易。殊不知伤寒既有多证，《内经》自然该载，何必牵扯种种杂病，以为伤寒，误人不少（果能遵循仲景之法，岂有误人。
惟后学不明其旨，妄为注解，各执己见，未免穿凿，希冀立名，遗讹后世，将为仲景之功臣，实为仲景之罪人。
千百年来，明伤寒法者有几人哉）。嗣后叔和、思邈又附益之，障蔽圣经，遗讹后世，且《经》云∶伤寒为病身热，热虽甚不死。论中风曰，中五脏俞穴，则为偏风；论水胀曰，因气为肿；论厉风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如此言之，其旨深，其意广，后之人欲移难就易，妄为穿凿。且举伤寒之证，真邪相传，真气盛则病愈，邪气盛则病死；阳证无死入之理，阴证害人甚速，须加灸艾，方保无虞。仲景立许多承气汤，使后人错用，致寒凉杀人于顷刻也。（三承气汤恶能害人。后学不明阴阳承制之道，而妄用承气者害之耳，于仲景何尤？）臣因母病，用仲景之法不效，遂成不救，痛心疾首，精究《内经》，又得皇天默授，经历十年方得灵验。
凡一切大病小疾，只以此法，触类引申，效如影响。臣苦志五十余年，悟得救人秘法已十余年矣。向因薄宦，奔走四方，今年过不逾，常虑身填沟壑，其书失传，遂欲考订发梓，伏望皇天后土，特加慈悯，保生民于仁寿之域，俾其书万世通流，臣虽死无憾。设有一言不实，甘受天殃。若此书果益于后世，伏望神天护佑，以广其传。（设此重誓，以质上帝，则其立心切于天下后世可知。学人不可谓偏于从热而忽视之，以负先生一片救世婆心。）臣诚惶诚恐冒罪以闻。
进医书表
臣闻医家正道，《内经》为真，《内经》言病最详，而无治病之法，故黄帝又与岐伯撰出《灵枢》，实为医门所最急者也。嗣后，秦越人根据《内经》旨趣，而演八十一难、九针之说，晋皇甫士安采《灵枢》之旨，撰《甲乙经》十卷，隋巢元方摘《灵》、《素》绪余，注《内经》，又撰《病原》三十卷；唐王冰抉《灵》、《素》之旨注《内经》，撰《天元玉历》。以上诸子皆有著作，悉师《灵》、《素》，去古法不远。而汉张仲景不师《内经》，惟采《本草》、《汤液》，着《金匮玉函》十卷，撰《伤寒论》十卷。晋王叔和又赘其说，唐孙思邈采本草药性，集成《千金方》三十卷。《玉函经》五十卷，和附仲景，重重着述，皆宗此意。废去针灸及丹附大药，尽用草木小药，盛行汤剂，以之理小疾则生，治大病则百无一活，至千百世，误死天下苍生。
（《伤寒》、《金匮》之书，辨六气之环转，析神机之出入，阴阳消长之妙，虚实递更之变，首尾贯通，丝丝入扣。至于在经俞而用针，起陷下而用灸，并观其自叙，可谓神于师《内经》者矣。谓仲景不师《内经》，废弃针灸，不亦冤乎。至若叔和、思邈，俱一代之明医，亦未宜深贬，后学当细心辨之。）伏念臣河朔真定之寒士，焉敢善善揭前辈之过。但臣世祖隶传于医学，内舍相传，亦以《千金》、仲景等方，小试果效，用临大证，心窃有疑。后得上天裨我此书，更参《内经》，百发百中，始信医有回天之功也。
所谓大病者，一伤寒，二阴疽内蚀，三虚劳痰火，四中风，五水肿，六臌胀，七脾泄暴注，八尸厥，九久痢，十脾疟，十一喉痹，十二男女骨蒸劳热，十三小儿急慢惊风，十四痘疹黑斑缩陷。至于胎前产后百十种必死大证，世人莫能救疗，束手待毙，良可哀哉。臣于此处消息五十余年，乃见正道，自古扁鹊、俞跗、仓公、华佗，皆此书也，惜不广传于后世。臣今尽传此法于人，以救苍生夭横，伏乞陛下，大展圣裁，悯诸未世，将此书颁行天下，试之有验，臣死无憾。若试之不效，即置臣于法，以彰诳君之罪。臣诚惶诚恐，稽手顿首，冒死以闻。
（张师固不可毁，而王、孙亦不可辟，夫先生之书固创出前贤，然先须根底于《素问》、《灵枢》，致力于仲景、思邈，更充之以先生之法，其于大疾沉 ，自然游刃有余矣。无如叔世衰漓，只知耳食，性喜寒凉，畏恶针灸，稍一谈及，俱摇头咋舌，甘死不受。是以先生之道难明，而先生之法不能行于斯世斯民也。予欲以代之之方，思惟数载，终无妙法。先生倘以宿昔济世仁心神感于予，使予应心得手，再为广布，以传不朽，谅先生在天之灵，亦应许可。古月老人胡珏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