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潘光旦曾经分别以“自由与教育”“民主与教育”为题，作过两次演讲。后来他把两次演讲的内容合在一起，纳入《自由之路》一书。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自由、民主和教育的基本看法，因此十分重要。
关于自由的问题，潘光旦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没有自由就不能保持活力，就可能“陷于死亡的绝境”。
第二，社会自由终究要建筑在个人的自由之上。一个建筑在奴隶经济上的社会，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所组成的国家，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是人为的，不是现成的，是争取的。要争取自由，就需要教育；但由于教育早已演变成一种受人摆布的“填鸭子”式的灌输，从而走上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很难摆脱声色、货利、权势的诱惑。
紧接着，潘光旦对自由教育作了解释。他说：“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求多福’的话见于《诗》《传》《孟子》。孟子又一再说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于民众如此，教育之于青年更得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长’的政教学说也由此而来。先秦学人论教育，只言学，不大言教，更绝口不言训，也是这层道理。”
他还说，自由教育以自我为对象，以完成自我为目的。因此自由教育是“为己”的教育，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他强调：这里所谓自我，“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他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
由于时代的原因，需要对这段话解释一下。潘光旦的意思是说，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国家社稷，不是为了“爱国主义”，也不是为了造成专家学者，而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真正的人。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潘光旦说：“无论我们对民主一词作何解释，它的最基本的假定是：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基于以上分析，潘光旦认为，从教育的立场看，只有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孕育自由通达的教育；从政治的立场看，只有自由通达的教育，才能造就民主宽容的政治制度。基于以上认识，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尽量放松对教育的管制；第二，宣传与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不要被宣传广告所蒙蔽；第三，学校要增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第四，要纠正单纯重视技术教育、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不良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