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期间，李辅先生来北京看女儿，到我家一叙，给我捎来了一部孙涛的书稿。
我认识李辅先生四十多年了。一九七二年，我从一个插队知青被抽到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当干部，当时二十一岁。那年李辅三十三岁，是调研室副主任，副厅级干部，是我的领导。当时，知道他在“文革”初期是省直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的负责人，由此而当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委候补委员。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约一年时间，后下乡挂职锻炼。一年后李辅出任襄汾县委书记，我也转到襄汾工作队，两个月后我得了肝炎，回家养病，从此和李辅再无工作上的联系，但一直保持交往。“文革”初登上政治舞台的年轻人不算太少，但有机会出任一方首长，并在任上做出政绩的并不多。因为当时青年干部多任副职，难有大的作为。而李辅却两度担任县级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在七十年代中期担任襄汾县委书记近四年，在八十年代初期担任平遥县委书记近三年。这七年，给他提供了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他内心一直怀着廉洁公正、造福百姓的社会理想，加上出众的行政才能，所以成为深受当地群众拥戴的清官。二三十年过去了，他的故事至今在当地口口相传。近年吏治腐败加剧，他更被当地群众怀念。他当时为什么能够成为一方清官？从主观方面看，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真诚信奉干部不能脱离群众，要为人民谋利益，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并身体力行。但他又不是一个愚忠型的干部，他同情百姓疾苦，力求从实际出发变通政策，施政用人，所以，他一旦获得到主政一方的机会，很快就能改善当地政情，让百姓受益。当地百姓通过前后左右对比，自然对他表示拥戴。从客观方面看，李辅两度担任县委书记，也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政治环境造成的。那时候，党代会、人代会虽有选举程序，但谁出任什么官职，大多是上级领导安排的结果。论资排辈，逐渐成为安排干部的基本秩序。到了六十年代，参加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代人已经不算年轻了。“文革”一度以群众运动的方式重洗政坛牌局，使一些潜能活跃的年轻人成为群众组织的领袖。李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了政坛新星。当时要在各级政权里提拔一批青年干部以巩固“文革”成果，使一些年轻人获得了从政机会。但是，治乱之间，高层的意图有过多次调整，那些冲锋陷阵的小将被高速旋转的政治离心机甩出局外就不奇怪了。相比之下，李辅的性格中不只有敢于斗争的一面，还有善于协调的一面，后者正是不少造反派所缺乏的。所以直到毛泽东逝世，他还在地方政治舞台上活动。“四人帮”倒台以后，山西的清查运动搞成了一派对一派的整肃。和前省委书记谢振华关系比较密切的一派被整，李辅在劫难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永贵在中央失势，霍士廉主政山西，李辅得以重新启用，担任平遥县委书记，在平反冤假错案、推行新农业政策、保护古城文化遗产等方面均有建树。但数年以后，清理“三种人”，李辅又被撤职，到一家市图书馆干到退休。
李辅出身底层的农民家庭，偶然的机遇使他进入省委政研室和省四清办公室，从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前期，有一番从政经历，成为地方政坛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接受了。退休以后，他用数年时间梳理自己的心路历程，完成了三十万字的回忆录《所思所忆七十年》，并在网上开博客展示。这本书，从家庭和青少年时代讲起，一直讲到退休以后，浓缩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风云变化。以吃饭为例，他从民国年间县城小吃的繁荣，到建国初饿着肚子帮母亲人工碾米磨面的艰难；从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到“文革”中石家庄学习班伙食费花不出去；从“文革”前县委书记到省里开会吃西餐出洋相，到改革开放初期当县委书记面对公款招待的两难，合在一起，构成一卷浓缩了的中国当代饮食史。其中有的社会现象是人们熟悉的，有的官场见闻是人们陌生的，史家亦不曾记载。所以我认为这部书不但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学标本，同时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标本。
李辅的书引起了孙涛的兴趣。孙涛先生现年六十六岁，原是太原市作家协会主席，先后出版过二十多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还创作过多部电视连续剧，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但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著作却没有机会出版，这就是李辅捎来的《虔诚的疯狂——山西“文革”及太原五中学生刘灏十年沉浮纪实》征求意见稿。这部书，也有三十多万字。从一九六八年起笔，八易其稿，前后写了十七年，目前只能以个人博客连载的方式与公众见面。赵瑜为之作序。序中提到一位作家戏说：“如果没有一两部出版不了的书，那还算中国的好作家吗？”赵瑜比孙涛年轻，今年五十八岁，曾以《强国梦》、《马家军调查》等报告文学数度轰动文坛。他也写了一本出版无望的书《牺牲者》，记述晋东南地区的“文革”，篇幅比李辅和孙涛的书更大。
他们三位，其身份不论是专业作家，还是出局官员，都做了同一件事，就是以民间方式修史，可谓著史不为稻粱谋。中国民间修史的鼻祖是司马迁。他被朝廷处以宫刑，仍然忍辱负重，完成了不朽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感到，司马迁的史学传统，正在中国悄悄地恢复。民间修史，或许孕育着中国文化的希望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