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毕星星的新书《走过带伤的岁月》在陕西人民出版社付梓，一本有趣的书又要和读者见面了。想起前年他的散文集《坚锐的往事》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悄悄地问世，曾引起了许多有识者的好评。某次遇到邵燕祥先生，他主动向我说起，山西又出了个毕星星。
毕星星不是文坛新秀，而是一个年逾花甲的作家。他成名也不在今日，而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
大跃进年代，他才十岁，就成了山西临猗县的“著名诗人”。当时不但农业生产“放卫星”，农民写诗也“放卫星”，郭沫若、周扬领衔主编了《红旗歌谣》，下面各个县也要推出自己的“李白”、“杜甫”。还在读小学的毕星星，也因此闻名遐迩。在《谁还知道李希文》里，他回忆过这段经历。“文革”中，他参了军，因为笔杆子好，被调入北京军区写作组，专事写作。“文革”结束后，他参加了刚刚恢复的研究生考试，已经录取，听从老作家马烽劝说，放弃了学业的深造，来到山西作协担任编辑，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直到退休。
就步入文坛来说，他比同龄人先行一步。但是在山西省作协，他又算大器晚成。因为成功与否，在这里有特殊的含义。其他文化机构里，谁能发表几篇作品，周围有点小影响，就算是成功人士。山西作协虽然只有几十号人，在全国知名者竟然超过半数。马烽、西戎、孙谦、胡正这些四十年代成名的老作家自不待言，八十年代，先有郑义、柯云路、成一、张石山、李锐等小说作家“晋军崛起”，后有赵瑜、麦天枢的报告文学风靡文坛。到了九十年代，谢泳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统的重新挖掘，又为学术思想界刮目相看。所以，成功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读者的喜爱、同行的认可、市场的接受，才算修成正果。照此标准，毕星星退休以后，方觉渐入佳境。
成名过早，容易失去继续攀登的动力。毕星星的同龄人里，太多的作家年轻时一举成名，便沾沾自喜，陶醉在成功的光环里，不再吸收新知，继续前行。晚来的成功对于文化人来说，不是幸运，却能产生另一种后果，就是激励人不断追求，自我超越。那些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伤痕文学潮流中的弄潮儿，曾经争相破题，闯入当代中国的种种言论禁区，暴得大名，然而曾几何时，他们学乖了，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了，于是公众从他们那里再也听不到值得期待的声音了。以作协系统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界，与国运民瘼已经渐行渐远。长期的未名状态，促使毕星星一直没有放弃批判的目光。但由于仍在作协系统供职，保持对公共领域的关注，在原来的圈子里不免感到日渐孤独。于是，他跳出了文学的圈子，另辟蹊径，寻找同道。他发言的平台，也从文学媒体转向公共媒体。和活跃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学者、记者相比，他的文章又具有更强的文学性，老道、凝练、幽默、传神，熔美文与批评于一炉，合叙事与思辨于一身。这就使毕星星在公共领域独树一帜，为编辑们所欢迎，也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所喜爱。
从时间的维度看，毕星星的经历上触民国，下抵当今。在评说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热点事件时，他往往要参照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活经验，有了这种对比，观察现实就别有一种沧桑意味。从空间的维度看，毕星星的体验上接京城，下通地气。虽然他生活的重心在山西太原，但他一直保持着与晋南家乡的密切联系，每年都要回乡住些时日。他在老家的田间地头，和小时候的玩伴闲聊。说起当年的分地解散人民公社，思想界曾经有一场激烈大论战。这些农民伙伴却吃惊得张大了嘴：这还要讨论？傻瓜都知道分地好，伙着地干不成。伙伴和他年龄差不多，从农业合作化，扯到三面红旗，三年困难时期饿肚子，再到四清“文化大革命”，村子里的事，每个人每件事，都记得无比鲜活。民间眼光和精英判断的互相抵牾，刺激他把眼光投向民间，去还原一个一个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不论其当时当下是否政治正确。他的女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史学研究，所以他每年又要到北京住些时日，听听京城政学两界的高谈阔论。两厢碰撞，他便从身边，到家族，到村庄，到朋友，到他所接触的各色人物，以新的目光打量，看出了别样的色彩。那些京城闻所未闻的乡间故事，一一鲜活起来，成为大历史的生动缩影。
比如他写的《遇罗锦童话在小城》，说到当地有个小伙子叫张林，八十年代师专毕业到乡镇当了干部。读大学前张林已经结婚，媳妇杨艳菊在乡下种田。工作以后，他嫌媳妇没文化，闹离婚。双方经常吵骂厮打。杨艳菊找到各级领导，状告张林喜新厌旧。这时中纪委到当地办案。杨艳菊找到有“女包公”之称的中纪委工作组领导告状。“女包公”一向铁腕治吏，对新出现的“陈世美”自不手软，于是将张林以虐待遗弃罪移交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当时报刊连篇累牍地谴责张林离婚无情，歌颂“女包公”为民做主，伸张正义。省话剧团赶排了多幕话剧《新闻冲击波》，当地的剧团也排出了大戏《离婚记》。然而数年之后，张林刑满出狱，一边开小店维持生计，一边上访申诉，最后终于由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平反。因为张林与发妻离婚毕竟只是道德方面的问题，并未触犯法律。遇罗锦的童话竟然在当地引起过这样的风暴，今天重新回味，确实让人唏嘘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