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徒手的新书《故国人民有所思》由三联书店出版，距离他前一本书《人有病，天知否》的问世，一晃已经过去十三年了。
陈徒手的本名陈国华。他为人谦逊，行事低调，从不以著名学者自居。他的本职工作是《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有一次我去华东师大参加学术讨论会，他以本名参会，一些年轻学者不知道他就是陈徒手，看到他提交的论文如此出色，以为又冒出一个新秀。后来才知道他就是《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马上对他肃然起敬。
我认识他时，《人有病，天知否》还没出版。当时我住在三不老胡同一号宿舍院。一九九九年是诗人郭小川诞辰八十周年，要在故乡河北丰宁召开郭小川学术讨论会。诗人的儿子郭小林、女儿郭小惠邀我参加，并说陈徒手也要赴会，我十分高兴。当时我刚读过他的文章，对他的治学路径十分赞同，很想与他相识。谁知他因报社发稿走不开，失之交臂，颇感遗憾。会后小林、小惠兄妹专门请陈徒手到我家小聚。他一来就说，这儿我太熟了，结婚以前在这个院子里住了两年。原来，一九八二年他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致公党中央工作，单位给他分配的单身宿舍就是这个院里的一间小平房。后来他的妻子分了房，这间小平房就成了他的书库。里面存着上千本书，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美学、心理、历史、政治、宗教、美术、音乐等社会、人文方面的学术著作。看到这些书，我便能感受到他在八十年代买书之勤，涉猎之广。陈徒手告诉我，他在致公党机关工作了几年，因为钟情文学，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供职。八十年代末，亲眼目睹了一代著名作家的无奈与无措，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于是，他开始研究作品背后的真实作家。他搜集档案、日记、检查、交待、采访当事人，采访与作家有直接交往的人，陆续撰写了有关赵树理、沈从文、老舍、浩然、汪曾祺、俞平伯、丁玲、郭小川在政治风涛中命运的文章，集成《人有病，天知否》一书，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天地。他笔下的这些作家，以前已经有无数人研究过。为什么在他笔下，还能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原来他选择了与前人不同的研究方法。前人研究作家，都是从作品入手。作家公开发表的作品人人有机会看，人人可以议论，谁比谁高明多少？所以，不少学者呕心沥血写出作家专论，也引不起几个读者的共鸣。而陈徒手绕过作品研究，他的视角从文本转向人本，力图还原作家如何在政治运动的风浪里沉浮，漩涡里挣扎。他们的悲欢离合、升沉荣辱，都打着时代的烙印。他在复杂的历史背景里，描绘出这些作家有血有肉的本来面貌。所以这本书出版后，多次印刷，时常被人们提起。
我认识陈徒手以后，和他成为朋友，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见面。他多次约我为他主持的版面撰稿。他的小平房，也曾借我存放书籍，解决了我有书无处存放的燃眉之急。我的太太为《信睿》主持口述史栏目，他还提供了对刘庆棠生前的访谈，为之增色。
我知道，陈徒手出名后一直没有懈怠。在编辑报纸之余，不是采访历史当事人，就是到档案馆查资料。他查阅档案下了惊人的功夫。浩繁的卷宗，一一细读，他称之为“打通关”。他围绕好几个专题，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除了零星发表几篇论文，一直没有出版新书。直到近年，由于一家杂志请他开辟专栏，才促成了他第二本书《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九四九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的问世。这本书，他研究的对象从作家变成了学者，其中的马寅初、陈垣、汤用彤、俞平伯、王瑶、傅鹰、周培源、贺麟、冯友兰、冯定、蔡旭，不是大学校长，就是著名教授。虽然研究对象变了，但他的研究方法一如既往。他不是着眼于这些教授的学术成果，而是着眼于他们在政治压力下的心灵扭曲与命运沉浮。他不是从已经出版的文献出发，进行分析、解读、归纳、提炼，而是通过钩沉档案中不曾进入公共领域的稀见史料，展示尚未传播的独家细节，勾勒出这些学者的鲜活侧影。如果说，一般人研究学术史多是盘点存量信息，而陈徒手则向社会提供了增量信息。《故国人民有所思》将和《人有病，天知否》一样，成为今后学术同行绕不过去的一本书。不论是研究中国当代学术史，还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都可能从中受益。
我读了这本书，最感兴趣的是《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此文涉及的北大社教中党委、哲学系总支和中宣部工作团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被毛泽东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产生，其前因就在北大社教的纠葛之中。而这张大字报的公开广播，又成为文革从学术批判升级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导火线，全国的学校由此开始，长时间“停课闹革命”，震惊了全世界。此文对于北大社教的细致复盘，对于了解“文革”的起源，其价值不言而喻。
我知道，陈徒手的存货远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九六一年生人，在七七级大学生中是最年轻的，但也过了知天命之年。他的学术成就虽然超过了许多专业学者，但他的社会角色却不是专业学者。他只能在完成报纸编辑工作之余，进行学术研究。这使他内心十分纠结。我衷心希望他能投入更多的精力，消化自己多年积累的史料，完成新的研究成果，尽快公之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