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经宋以敏老师介绍，我认识了杨荣甲先生。当时，他写了一本回忆文革经历的书，想寻求出版。我帮他联系了一家出版社，得以面世。这样，我们就熟悉起来，他曾到我家做客，我也曾到他家拜访。我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是最早深入考察非洲的人，于是请他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为《老照片》供稿。他给了我一篇回忆三十年前访问非洲的回忆文章，和四幅相关照片，我觉得价值很高。
中国领导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把“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当成世界革命的希望所在，其实是对非洲的真实状况并不了解。一九八二年国务院总理要访问非洲，外交部派薛谋洪率一个三人学术研究小组，到非洲先期考察，杨荣甲是成员之一。五个月的时间，他们驱车上万公里，足迹深入城市和乡村，既接触了部落酋长、上层官员，也接触了普通百姓，实实在在地接到黑非洲的地气。他们随时向中央报告了考察情况。回国后，杨荣甲感到有些话还没有说透，于是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对（黑）非洲社会及革命等问题的看法》的内部报告，将真实观点和盘托出。
报告说，黑非洲国家历史悠久，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短。现代政权机构控制着整个国家和城市，在广大农村，部族和传统势力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础是刀耕火种的家族集体生产方式，主导却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城乡差别极大，贫富悬殊甚巨，极少数人可能是亿万富翁，但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的居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仍过着半原始的生活。十九世纪后半叶，欧洲殖民者曾试图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非洲。他们用交通线将几个大城市与首都、海港城市相连，使之形成附属于宗主国、为宗主国服务的经济。非洲国家独立后，社会情况又发生了千差万别的变化。例如扎伊尔、喀麦隆仍然保留着部族酋长制度。塞内加尔的传统君主制已被殖民者摧毁，目前仅剩下些残余，代之而起的是一套伊斯兰教派体制。刚果、几内亚、坦桑尼亚宣布废除了部族酋长制，但传统的部族酋长改头换面，仍有一定影响。农村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分配体制尚未真正解体。目前，黑非洲国家基本上不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民主革命形势。一些自称马列主义的政党大都由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喜欢生搬苏联或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口中讲的理论与本国的实际是脱离的。非洲国家大多数群众是农民，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并不强烈。他们未曾领略过私有制度的剥削与压迫，因为那里基本上不存在地主和封建领主。黑非洲不少国家政变频仍，常以权力斗争和政见分歧为起点，背景常带着浓厚的地方部族主义的色彩。结果是谁能控制军队，谁就上台掌权。
针对当时国内有人提出黑非洲国家可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杨荣甲明确提出，这种看法不成立。黑非洲国家家族公有的生产、分配方式仍占据统治地位，这种生产、分配方式接近原始社会，而不是比这先进的私有制社会。在生产力水平尚在半原始状态下，硬是改变生产关系，其结果必定与人们的愿望相反。
一些国家独立以后，政治上亲近苏联或中国，引进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坦桑尼亚独立最初几年发展较顺利，一九六七年尼雷尔宣布搞社会主义。从那以后逐渐走下坡路，现在经济上一团糟。刚果的“科学社会主义”搞到一九七九年几乎完全破产，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其欠债的百分之六十是因国有企业管理不善、大量亏空造成的。几内亚大搞“社会主义”，学习中国“文革”的经验，结果是其贫穷和首都景象之破败令人触目惊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根本的原因要从非洲的传统社会中去找。这些国家的农村，家族公有的生产与分配方式仍占据着统治地位。搞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事业很难防止“大家吃、大家拿”，国营企业很快就变得无法管理下去。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一些项目，人一走，不久就垮掉了。刚果恩古瓦比大学一位讲师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但是从刚果社会的现实情况看，与其搞过去那样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如发展民族私人资本主义，“两害相权取其轻”。而非洲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反倒比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略快些。喀麦隆独立后经济之所以发展较快，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真正注意了农业的发展，在城市注意了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从喀麦隆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今天非洲的情况下，似应在农村采取有效措施扶持个体农户的发展，而不是搞什么合作化。在城市则应充分利用民族私人资本的积极面，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对外则应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力争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各类国家的关系，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适当引进必要的外资和技术等，采取这样一种发展战略，似较为适合今天非洲的实际。当然，非洲国家情况十分复杂，要为其规定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杨荣甲只是外交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但他不唯上，不唯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说出了真话。当时中央领导人很开明，没有拒绝这种看似“离经叛道”意见。胡耀邦总书记一九八五年接见非洲某国领导人时说，现在应当对他们说实话了，他们那里搞不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还得主要搞资本主义，应当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