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宝山是清末民初两淮及长江流域著名的青帮首领和盐枭头目。
上海青帮的兴起，同徐宝山有着非同小可的关系。在民国初期，上海的青帮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李徵武领导的湖州帮，一个是徐宝山为首的江北帮。从时间的先后看，最早进入上海经营地盘的是湖州帮。实际上，上海青帮全盛时最有势力的队伍基本上都与江北徐宝山系统有渊源关系。
徐宝山是丹徒南门人，生于1866年，其父是一个竹店的老板。徐宝山少年时曾在其父所开的竹店里做生意。15岁时父亲病逝，宝山与母亲及弟弟宝珍一起度日。徐宝山生性放荡，既不愿经商，更不思务农，无人管束后愈是无所顾忌，常游食四方，结交各路豪杰。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精于剑木，更擅枪法，双手发枪，百发百中，能够在黑暗中击灭香火。因此，年纪轻轻已在镇江、扬州一带帮会、盐枭中以豪侠闻名，大家都知道他为了“朋友”，不怕得罪官府，不怕触犯法律，可以“两肋插刀”，故送他绰号“徐老虎”。
徐宝山出道不久，偶遇京口（今镇江市）驻防旗兵拦路奸污妇女，徐宝山路见不平，拔刀除害。1893年，徐宝山又同顾某等联手抢劫江都县东乡仙女庙。案发后，徐宝山潜回镇江，躲到宝盖山下，被丹徒县主簿张焕文发现擒获。后被县衙惩办，发配甘肃充军。在押解途经山东时，徐宝山瞅准机会，趁夜盗得驿站中骏马逃脱。回来后，藏匿在私盐贩子陶龙雨家中。那时的徐宝山远不像后来那样神气，整日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吃住无着。有时实在无法就睡在土地庙、麦田或芦苇丛中，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躺在棺材里与死人做伴。
为防止官府掌握他的行踪，他想出一个很实用的办法，就是在每次睡觉前，都点着一根香缚在手上，待其烧到手指，爬起来就走。如此折腾，总算没被抓住。熬了几年，最后投奔了盐枭头目孙七。
徐宝山自从投了孙七，慢慢恢复了元气。整日价又想着做点大事，至少也为孙七的山头立个大功，一来是个进山之礼，二来也显示一下自己这个“徐老虎”的本领。当时与孙七为敌的还有另一伙枭匪，以柏某为首领，势力很大，孙七自觉不敌，常避让之。徐宝山觉得就从柏某这里下手最为合适。因此在暗里等待时机。恰巧，这一日，徐宝山在路上与柏某的两个儿子相遇，见这两个恶棍正在掳掠妇女，怒不可遏，上去教训柏某二子，打斗中，柏匪三百余人闻讯赶来将徐宝山围住。正在危难之时，孙七率众赶到。已感不支准备败走的徐宝山，陡然胆力倍增，再抖精神返身杀入敌阵，力劈柏氏二子。经此一战，“徐老虎”重新又成为江湖中声名远播的人物。各地闻其声名纷纷来投者甚众，徐宝山开始有了培植自己势力的资本。最后，他干脆脱离孙七，另树一帜，以武力抢了匪首朱福胜的地盘，占据十二圩和七濠口一带，初步有了自己的队伍和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由此起家。
徐宝山在自己的队伍逐渐壮大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心满意足。与普通小匪不同的是，徐宝山是一个深谋远虑、野心很大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有战略眼光。使他始终忧心忡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周围的大小盐枭头目对他这个暴发户颇为猜忌和敌视，大家都感到他的威胁，这种感觉的可怕之处在于四邻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他，叫他徐宝山对所有敌人同时开战，那真是吉凶难卜；二是徐宝山的势力已在当地首屈一指，所谓树大招风，官府一旦派兵来剿，胜负也难预料。徐宝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出要与官军和众匪抗衡并要得到不断发展，不能简单地招兵买马，兵要招好兵，马要找骏马。他深知自己部下全是一勇之夫，只见眼前小利，并无大志。且自己的手下，组织松散，更非大队官军敌手。他们农忙时回家种田，农闲时结伙贩盐。一旦官兵大队来袭，便四散回家，官兵去后，则又啸聚如故，对官府而言，此是匪患难除。但对徐宝山的“宏伟目标”来说，则实在是个不利因素。因此，他与谋士们反复商讨，权衡利弊，深觉只有联络当时势力强大的洪门，才能利用洪门组织搞起一支层次更高的武装。
徐宝山本来应算是正宗的青帮首领，属于“大”字［亦说是“礼”（理）字辈］。他听说泰州城内有个洪门首领任春山，便立即带领其心腹，秘密赶到泰州去同任结交，要与其合作，共图大业。时逢任春山正在泰州相机发展组织，以算命为公开职业，联络会众。两人一拍即合，结为异姓兄弟。结果是任春山介绍徐宝山加入洪门，徐宝山介绍任春山加入青帮。两人决定合开洪门山头，以两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山名，曰之“春宝山”。两人为并列山主，徐宝山的部下自然就成了洪门兄弟。
徐宝山此举，可谓一箭三雕。
首先，他实现了“整军经武”提高自己队伍素质的意愿。洪门纪律原来就较青帮严明，一经加入洪门，用洪门纪律约束队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整个队伍的组织性就得到了提高。另外，促成战斗力提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时清政府对帮会的镇压政策，凡加入帮会者，均一律处死。但由于青帮一直标榜“安清”，官府对青帮分子一般并不深究。而洪门一直以“反满”为旗帜，清政府对其成员是务必要从严惩处。故徐宝山一进洪门，其手下便没了退路，只有听徐宝山的指挥冲锋陷阵，否则被开革，便只剩下死路一条。
其次，任春山同徐宝山结拜，徐宝山的跨帮地位，使青洪两帮兄弟都聚集门下。另外洪门大旗更招引四方豪杰，加之工于心计的徐宝山善于经营，很快形成以徐宝山为中心的核心集团。这就是徐后来发达的资本。
再次，青洪联合，减少了过去相互之间的仇杀，避免了两败俱伤，本身也为帮会中人所欢迎。这样的“善举”当然功劳也主要记在首倡联合的徐宝山头上。同时，徐宝山还不断制订一些深得人心的新举措，以博得众人好感。
徐宝山的方法是恩威并施，既要有宋江式的义气，又要有“大义灭亲”的决断。平时他出手大方，不为小利而伤了兄弟之情。徒众有难，无论尊卑定然全力相救，使会众均感他义气深重，可为其效犬马之劳而不悔。另一方面，他利用洪门帮规严办对帮会不忠之人，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比如，一次任春山派帮中几个小头目去几个码头接运私盐。当各处盐船集中通过关卡时，因这几个人大意，未事先与官兵联络，买通关节，结果动了真刀真枪。往常贩盐，虽也有防卫准备，但并没想真的动手。这次玩真格的，这几位当然不是对手，逃了性命也都是老天保佑，哪里还顾得上盐船，他们知道失风逃走有犯帮规，如果回去，必然要被治罪。几个人当下一合计，决定干脆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偷鸡摸狗的营生混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山头上发现这几个人迟迟不归，也无一消息，忙派人下山打探，方知其详。徐宝山听得，怒不可遏，定要抓这几个违反帮规者回山严办。终于，有一天几个人正在长江轮上搞他们的“生意”，被下山巡风的同帮兄弟当场拿住，押解回山，立即砍头。
徐宝山扩大影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帮会的经济实力，努力改变盐枭的匪盗形象，形成有利的影响和群众基础。当时，徐宝山提议，把所贩私盐每船抽两包或四包，储为赈济之资。然后，用这笔资金，冬天给穷人散发衣粥，大灾年景，救灾济民。这样一来，徐宝山在当地及苏北一带颇著声名，造成一种救世济民而又有实力的一方之主的形象，吸引了一批很有才干的人来投奔他。
盐城当时有个武秀才，叫杨瑞文，是个人物。他既精武艺，也颇有儒雅之风，粗通文墨。后来有一次结伴进省赶考，按惯例可携带免税批盐作为旅资。后当三江营缉私官兵查问时，发现其所携超过规定限度。双方冲突，杨瑞文习武出身，发起狠来，一怒打死两名官兵，闯下大祸，逼上梁山，投到徐宝山门下。
那时，类似情况投来的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张仁奎等人。这些人比起普通青帮徒众，确实高出一截。无论是知识水平、武功、军事素养，还是看问题的眼光等都是徐宝山的老班底所不能比的。这些人既能出谋划策，本身又是独当一面的干将，不少人后来成为上海青帮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徐宝山派系进入全盛时期，徒众达数万，并拥有一支包括七百多艘走私船的船队。其活动范围从江阴往西到汉口、大通、芜湖乃至江西等地的长江两岸，三江口、西马大桥、七濠口、十二圩等地的两淮线也是徐部的势力范围。这时的徐宝山已是这一广大地区帮会的总头目。徐宝山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很有些政治头脑。他的眼光已超出苏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全国政局也有独到见解。比如，他在戊戌变法兴起时，曾说过“光绪皇帝太怕洋人，是个庸弱的人”这样的话。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间，有两个自称是康有为同党的人，到七濠口与徐宝山密谈。声称听说徐宝山是个做大事业的大英雄，所以前来特别相邀，如同意，可即随他们去广东面见康有为，那边提供充足的经费和军火。徐宝山当然不能随便行动，但他不拒绝，也不急于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虚张声势。他马上打发心腹干将郑大发随二人前去广东探听虚实。郑大发等人还在广东，徐宝山便又作出姿态。他给江苏巡抚鹿传霖寄去一封信和一纸告示。信中指责鹿传霖坐视荣禄、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不知主忧臣辱之义。声称：“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果好宄。”那张告示写得更是气势汹汹，自称“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徐”，“奉光绪皇帝密诏”，要号召两湖两江豪杰之士，遵旨行事。并告：“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
清朝的官员们有许多人已看出些苗头，当徐宝山表露“蠢蠢欲动之意”后，镇江及苏北地区士绅、官僚纷纷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力陈招抚徐宝山的必要性。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日，张謇向刘坤一上“招抚徐老虎策”，并建议招安徐部后，专令其镇缉沿江诸匪。经刘坤一授意，当地一知名绅士陈重庆约徐宝山的代表密谈，徐宝山接受招安，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赦罪，二是赏官，三是收编其部下。接着，刘坤一等人举行正式招安仪式，招抚徐宝山，并命令他将部众编为新胜缉私营，由徐宝山亲任管带，驻守扬州。
清廷此举实际上帮了徐宝山的大忙，因为清朝官吏们并不知帮会内情。因“春宝山”自创立起，一直打着洪门旗号，但实权握在徐宝山手上。洪门兄弟一直把“春宝山”认作洪门，按洪门规矩行事。由于历史上两派仇见甚深，时间一长，矛盾重又暴露出来。虽然洪门旧部仍尊任春山为首领，但头领中以蔡金标最有威望，在帮中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据说蔡金标与革命党有联系，思想倾向革命，有组织能力，也有一些见识。故此，蔡金标虽也尊徐宝山为大哥，实际上对徐宝山内心不服，加上徐宝山为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小人作风，这样，“春宝山”已自分成两股势力：一是洪门旧人，自号“清水光棍”；另一股是徐宝山的势力“浑水光棍”。徐宝山认为蔡金标是他独霸山头的主要威胁，早想除之。最后用刺杀手段刺杀了蔡金标，接着又杀刺客以灭口。但这类事一般是包不住的，慢慢帮中人都知道了事情真相。蔡金标手下有一批心腹和忠于他的兄弟，当然不能放过徐宝山，要杀徐宝山为蔡金标报仇。徐宝山虽已有力量，但终日要防范势力广大的洪门徒众，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正在苦思之间，清廷的招安让徐宝山得到解脱，甚至还扩大了他的影响。
徐宝山自“归标”以后，颇得清廷信任，被任命为新胜（水师）缉私营管带。两江总督刘坤一又任命徐宝山兼“虎字陆营”管带。徐宝山感恩戴德，甘心充当鹰犬，竭力帮助清政府控制地方治安。只是几年的工夫，原本盐枭遍地、帮会林立、土匪丛生的江淮一带秩序井然，盐务专卖有了保障，民间缙绅、盐商是一片颂扬声，徐宝山一时声名大振，“徐老虎”的威名也是妇孺皆知。因功劳卓著，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时，徐宝山升任江南巡防营帮统，做了清军统领王有宏的副手。从此，徐宝山率领水陆两军，游弋于长江下游的江淮地区，威震一方。
徐宝山“归标”后，自然对清廷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
当时，任春山幸好事先得到徐宝山降清的消息，悄然离去，后不知所终。“春宝山”之外洪门各部因徐宝山降清，并风闻徐宝山逼杀任春山及其他种种危及洪门兄弟的行径，便严令帮众不准与徐宝山及其手下来往，并宣布永远不许再提起“春宝山”这三个字，否则以背叛洪门论处。
青洪两帮有了这段事由，一下子又回到敌对状态。
徐宝山也一心投靠清廷，替清王朝出力，镇压异帮，与盐枭匪盗为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