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勋，1854年9月6日生，江西省奉新县人。原名张和，字少轩、绍轩，号松寿老人。谥号忠武，定武上将军、北洋大臣。为人忠义，讲义气。其深受清朝厚恩，一直以“大清复辟”为己任，北洋军阀，中国近代军阀。清末任云南、甘肃、江南提督；辛亥革命以后曾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1917年发动政变，企图恢复帝制，失败后蛰居津门。
光绪十年（1884年），张勋在长沙参军。晚清时期，初隶广西提督苏元春部，为参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奉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投靠袁世凯，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营长），行营中军督练处总务长。后随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升总兵。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调北京，宿卫端门御前护卫，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扈从。溥仪即位后，历任江南提督，率巡防营驻南京。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进攻南京，张勋负隅顽抗，战败后率溃兵据守徐州、兖州一带，继续与革命为敌。
民国成立后，张勋和他的队伍顽固地留着发辫，表示仍然效忠于清廷，人们称这个怪模怪样的军阀为“辫帅”，他的队伍被称为“辫军”。
1913年，张勋因参与镇压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从此他拥兵徐州，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地方军阀。
1916年，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称帝失败，黎元洪当上大总统，实权掌握在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手中。不久，黎元洪和段祺瑞在所谓“参战”问题上发生矛盾，段祺瑞主张对德宣战，黎元洪和国会则坚决反对。
张勋因德国支持他的复辟主张，而反对对德宣战，但同时又蔑视黎元洪。因此，黎元洪、段祺瑞争相拉拢张勋，张勋却另有打算。他伪装成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调解人，企图坐收渔利，同时拼凑实力，积极为复辟做准备。
1917年5月下旬，当黎元洪、段祺瑞因解散溥仪在与师傅朱益藩、陈宝琛国会问题争执不下时，段祺瑞策划武力推翻黎元洪并解散国会，黎元洪得到消息，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张勋乘机提出“非复辟不可”的主张，于6月7日率“辫军”北上。
黎元洪被迫下令解散国会。
6月14日，张勋到达北京。
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张勋于6月30日潜入清宫，决定当晚发动复辟。
1917年7月1日凌晨1时，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陈毅、沈曾植、王士珍、红朝宗及几位辫子军统领共五十余人，乘车进宫。
7月1日3时许，废帝溥仪在养心殿召见张勋。
张勋率领诸人对溥仪行三拜九叩礼。接着由张奏请复辟说：“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尊荣，让百姓遭殃，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溥仪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
张勋说：“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也是冲龄践祚。”
12岁的溥仪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
同日，溥仪发布“即位诏”，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宣告亲临朝政，收回大权。溥仪公布九项施政方针，一连下了八道“上谕”，大举封官授爵，恢复清朝旧制。
参加复辟的重要分子，均被授以尚书、阁丞、侍郎等要职，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张勋为政务部长兼议政大臣，并被封为忠勇亲王。
张勋还通电各省，宣布已“奏请皇上复辟”，要求各省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立溥仪登基，并组织内阁。
溥仪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议政大臣。
授梁敦彦外务部尚书、雷震春陆军部尚书、朱家宝民政部尚书、张镇芳度支部尚书、王士珍参谋部尚书兼陆军总长、唐景崇学务部尚书、萨镇冰海军部尚书、詹天佑邮传部尚书、李盛铎农工商部尚书、劳乃宣法部尚书、贡桑诺尔布理藩部尚书、沈曾植学部尚书，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丞。
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
授张勋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陆荣廷为两广总督，并授以曹锟等为各省巡抚、提督。
同年7月6日，“讨逆军”攻入北京，溥仪批准张勋辞职，并宣布退位，内阁瓦解。
张勋是中国现代史册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以他导演1917年为期12天的清帝宣统复辟而扬名天下。
张勋出身贫寒，有过许多义举，捐款在北京建立会馆，资助在京的江西籍学生和贫苦人士，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式平、举世闻名的方志敏、张国焘、许德珩等都曾得到过资助，他们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江西籍学生，另在老家奉新还用粮款救济当地灾民和孤儿寡妇。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先生在致广西督军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称：“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中山先生的评论，正是把张勋的政治态度和他的人格区分开来，分别对待。
张勋在朝居高位时，常提拔赣人才子，对赣实惠政策颇多。但对江浙则采取压制的政策。
1923年9月12日，张勋在天津公馆病逝，终年69岁，被废帝爱新觉罗·溥仪赐谥“忠武”。一些复辟派人物及其亲友敌仇，皆纷纷写悼诗、挽联致哀，灵柩经过几番周折运回老家江西奉新安葬，无数赣百姓自发相送，无数名人高位者也纷纷写挽联，成为当年在江西地方上最为轰动的大事之一。当时政界闻人和文化名流纷纷致电哀挽，祭文、哀诗和挽联不计其数。
后来，张勋的家属在门生故吏的帮助下，专门编辑了一本《奉新张忠武公（勋）哀挽录》，可谓同道者的封神榜。当然，其中也不乏民国要人笔墨，读之颇有堂奥。
对于那些在清末早有人望的赵尔巽、温肃、吕海寰、绍英等遗老，张勋他们首先已经意识到自己向往的故国不复存在，但对于张勋的评价不应该以成败来论英雄。
温肃与张勋是有过不少接触的人物，复辟前曾经与张勋的乡贤胡思敬专门到过徐州拜见这位辫帅，寄望甚高。张勋之死使他深深体会到“公存国与存，公去事可知”的悲切。
清亡后，吕海寰在津沪当寓公，与张勋也是相知相熟的，在他看来，辫帅“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把张勋比附文天祥，是痛悼辫帅之死的孤鸿悲雁们的共同文化心态，这不仅仅因为张勋与文天祥同是江西人的简单附会，而是他们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共同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孤忠情怀。
对于那些从清朝旧官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民国权贵，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忌讳与张辫帅挂上钩、沾上边，因为辫帅复辟几乎置民国于覆灭，是民国共和的罪人，谁愿掉进这潭污水，变成辫帅的一丘之貉呢！
然而，人们不能漠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民国虽然以武昌起义为首功，但毕竟最后以和谈解决南北统一，和平过渡到所谓的共和国，其舆情并不乏民主与宽容的氛围，因而人们在当时最激进的报刊上仍然可以看到清朝遗老们的酬唱“文苑”栏目，从政治上剥夺旧政权的存在并不必然引申出在文化上限制其应有的怀旧表达。因此，就张勋之死，也有不少民国权要表达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感情。
当过民国总理的钱能训，赞美辫帅“千载凛然见生死，九庙于今有死臣”。
“九庙”自然不是民国的故事，说的是张勋刷新了清朝忠臣的典故，也是别有一番深意。
就旁观者来看，辫帅之死，显然使人们极为容易联想到民国与清王朝的对比。由北洋军阀统治的动荡时局，挂的是共和的“羊头”，卖的是军阀独裁的“狗肉”，草菅人命的丑恶比比皆是。想想有一个皇帝撑着天下的好处，至少也可享受一份生活安定的浩荡“皇恩”，在共和制度下的公民兴许对王权时代的臣民又多了一份眷恋与怀旧。
王雨辰的挽联在一定意义上就刻画了这样一种社会转型期存在于民众中间的矛盾心理：“江西只有两个人：不幸李烈钧败亡！更不幸这位大帅死亡矣！这怎么得了呵；在下要问一桩事：是从清朝好呢，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
当然，任何一个人在历史的车轮下都不过是一个个小块垒而已，承载着有限的贡献，要想阻挡前进的步伐，那也真是螳臂挡车，岂不是高估了个人的能量。
作为一个江西人，张勋之死也结束了江西旧官僚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张勋复辟队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干分子，如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经抱怨江西人在陈孚恩（肃顺死党、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后，再也没有出现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极力鼓吹张勋复辟，并且再三向辫帅推荐刘廷琛、魏元旷等参与机密。胡思敬与刘廷琛不仅在晚清同为京官的乡谊旧好，而且还是儿女亲家，他在辫帅死前一年先去世，辫帅送了一副挽联给这位乡邑旧交：
忆见交在徐兖之间，伤哉十年真长别；
虽一去为朝野所惜，自足千秋有立言。
假如胡思敬死在辫帅之后，他的悼亡诗又会抒发什么样的悲哀呢？
李其光致信辫帅重复胡在《国闻备乘》中的观点，认为“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张勋不以为然，反而回信责其“山林载笔宜慎”，并“以复辟之役，力薄任重，引咎自责”。
杨增荦也是晚清一位京官下僚，清亡后回到老家江西新建赋闲，张勋之死，他送的挽诗也表达了江西遗老们的内心共鸣：
吾赣节义邦，所传多文士。
直到有明季，觥觥说刘李。
如公任綦重，又非二君比。
从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发起的复辟，并没有给江西官僚系统创造一个惊奇运数，遗老们最后一线希望也因此而破灭。刘廷琛、叶椿泰客死他乡，万绳栻“参谋长”一直追随溥仪复辟逆流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帝国”，更多遗老则是蛰伏山林，忧忧以终。
张勋之死，使不同身份的人们体会到自己不同的人生境况，顾影自怜，难免要借题发挥一通，形成一股与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擎天柱”辫帅之死已将遗老遗少们内心仅存的一线希望都彻底破灭，只有郑孝胥那一小撮没有赶上丁巳复辟头筹的遗老，还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多的人们也许从愚忠愚孝的辫帅身上看到了一种文化传统的终结。
早在辛亥起义时，阎锡山为殉清的山西巡抚陆钟奇父子厚葬，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确以为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历史，忠贞是人格。陆抚之坚贞，谭协统（镇德）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毅，均足为我们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抹杀他们的人格！
张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以导演1917年为期12天的清帝复辟而扬名天下。
张仁奎恨透了陈其美。
其实，陈其美不仅是革命党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上海青帮中“大”字辈中赫赫有名的大亨。辛亥革命后，陈其美组成了一支暗杀队。除了巧施古瓶计暗杀徐宝山外，陈其美还做了许多轰动的大案。
早在江浙联军攻取南京时，原新军第九镇统领徐绍桢和原镇江都督林述庆就一直有矛盾。南京光复后，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陈其美站在徐绍桢一边，因此密谋在1911年12月13日诱杀了林述庆的总参谋陶骏保。
时任沪军都督府卫士队兼侦缉队队长的郭汉章回忆：“镇军林述庆部参谋长陶骏保……来拜会陈都督，副官请他在客厅坐候。这时执法处奉陈都督命，草拟陶的罪状，宣布陶在九镇进攻雨花台时，中途截留由沪运往械弹，以致九镇遭受极大损失，应处以死刑，并当场在沪军都督府大堂执行枪决，由我负责执行，连打了13枪，陶才毙命。”
陶骏保被绑“鞠讯时”，有人提出“请慎重处理，防激变”。
陈其美说：“治乱丝，无从理，快刀斩之可也。”可见陈其美之心狠手辣，他杀了陶骏保后又想杀林述庆。宋教仁等人劝他“如此惨杀，对革命事业大有损失”，陈其美这才作罢。
民国成立后，光复会的领袖陶成章对陈其美接任浙江都督的图谋百般阻挠，公开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陶成章在浙江威信很高，陈其美因此难以入主浙江，于是对陶成章心生嫉恨。
1911年12月，陈其美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果然，话说出去不久，陈其美就指使他的得意门生、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蒋介石买凶刺杀陶成章。
陶成章起初对陈其美的威胁大不以为然。
1912年4月，陶成章在上海治病期间，有知情者密报：“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陶成章这才有些害怕，一再转移地方，最后还是被陈其美派蒋介石将陶成章杀死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
当时，陈其美指使蒋介石行刺陶成章，蒋介石花钱雇来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执行。陶成章见了王竹卿，满以为是自己人，请王竹卿入室，随即被王竹卿刺死。
蒋介石在《中正自述事略》里，坦率承认自己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说陈其美告诉自己陶成章“诋毁”孙中山，掀起“党内风潮”。以此证明他刺杀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但事实上，陈其美暗杀陶成章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陶成章死后，光复会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暗杀大王陈其美，内心其实十分惧怕暗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