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黯淡灯光下
记忆是人类有别于禽兽的标志之一。对心灵，它有时是沉重的负担，有时又是无法估价的财富。人们时而巴不得没有它，时而又十分稀罕。它能冲破时空局限，使生活从平面变为多棱多角。
一个人可以游遍天下山山水水，然而梦境里出现的，往往不是什么名川佳境，而是幼年走过的一条坎坷崎岖的小路，或是夏天曾经钻进去捉过蛤蟆的苇塘。记忆中的童年，总是笼罩着一种异样的色彩。甚至过去的痛苦，也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就像一个人抚摸自己的疮疤：没有了生理上的疼痛，剩下的却只是一片仿佛还颇值得骄傲的平滑而光润的疤痕。
在七十岁上去回忆自己的早年，宛如黄昏时分在黯淡灯光下去翻看一本罩满尘埃的相册。许多人的相册都十分精美，然而我有的却是一本不是相册的相册。它原是个很普通的黑色硬皮笔记簿，在那磨破了边的硬皮中间，夹着几张早已褪了色的旧照片。这里既没有神采奕奕的英姿，也没有可以自豪的银杯奖状。有的只是窄巷陋室和活动在其中的一些瘦骨嶙鳞、神色怔忡的人们。我曾带着它四处漂泊，原打算让它同我一道去火化场的。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把它从阴暗的角落里取出来，再看上它一眼。
早年的事，犹如一碗酸辣苦甜咸的菜汤，有一种难以代替的风味。有时它像是远方吹来的一支儿歌，温存而又委婉，恰似有春日垂杨柳梢在脸上拂过；有时又像是一场噩梦，仿佛看到自己孑然一身踏过一道独木桥，四面虎狼都在睁大了眼睛，张开血口，等待吞噬。
我喜欢凝神注视窗台上爬着的蚂蚁，自己恍若其中的一员。幼年的蚂蚁，浑身是娇嫩浅黄，后来身子逐渐变黑了，硬了起来。无论是草丛间，还是在路旁，它们像煞有介事地、紧张而认真地横冲直撞。遇到上坡就使劲爬，碰上一摊水也不顾一切地蹚。有时抓到一块饽饽渣子，似乎就喜形于色，有时也会拽起一个受伤的伙伴一瘸一拐地前进。它每移动一步，俨然都有个目的，然而从生命的全程看，却又那么盲目。
想到早年，就觉得我有一匹蚂蚁的盲目，却远远赶不上它的勤奋。
我是在北京东北城一个角落里出生并长大的。四十年代当我漂流在外时，每逢想“家”，我的心就总飞向那个破破烂烂的角落。那个贫民区在我的梦境里永远占有一个独特的位置。我常把羊管胡同——我的出生地，幻想成一只破了边的荷叶，我是一颗干瘪的莲子。我那位寡妇妈却把这颗干瘪的莲子捧在掌心，有时还裹在她的衣襟里。瓦岔胡同：我从那里上的私塾，开始了我漫长而曲折的学历。小菊儿胡同：我就是从那里进的地毯房，也是在那里眼睁睁看到妈妈停止了呼吸，最后一次阖上她那双温顺而慈祥的眼睛。
从那以后，我就独自一个漂浮在这茫茫人间了。
二、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我曾经在《题一个人的照像》一文中，对自已作过一次剖析，或者说，为自己画了幅速写。次年发表在《大公报·文艺》上。全文如下：
当他喜欢孤独时，躲开他，越远越好。当他闹脾气时，低下头去，答应他的一切。等那阵暴风雨过去了，尽可取消一切不可能的诺言，反要他许诺。
除了牙疼之外，他恨的还有噪音。眉毛一皱是他生气的标志。他不忌报复，但若对方知罪时，这报复会落在他自己身上。
他讨厌客套，但又憎恶没分寸的亲近。他的心最脆弱，人事上小小的折磨就会受到损伤。伤了以后，若是叫他自己去养，会养好。倘若伤了再伤，再伤，以至无可治疗，那时，人的影子也跟着在他心上熄灭了。
见了生人，他常敷敷衍衍。但只要一个人成为他的知己，他肯把心挖给他。
他常恨人，但恨的多半是被他深深爱着的人。他最怕听人家骂“讨厌的”，因为那是褫夺了人味的宣告。
他爱做些裨益大众的事，但绝不听人摆布。他最珍视自由，为那个，他甘心把铁饭碗打破。若是当了打倒资本家的共产党，被捕后却在法官面前发誓痛骂马克思，这种事他干不出。
他永做不成坦荡荡的君子。一个眼色，一声语调，一条死狗，皆会令他戚戚终日。他自己常想：这是我的量窄。但不是量窄啊！他忘记的事也多着！
自己知道不是天才，所以也不打算短寿。他懂得凡是一个人，不拘谁都想活下去的。于是，病了吃药，倦了打球。说起打球，他也不懂什么技术，只要伸伸胳膊腿，出出汗就知足了。
在女人面前，他比女人还容易害羞。然而一旦混熟了，他待她们就像对男人一样粗鲁。
他最厌恶白的讣闻和红的喜帖。他厌恶形式。他只爱拉上一两个朋友，溜到一间小小酒家去吃一盅玫瑰露。
有时他天真极了，甚至想把自己最小的短处也显示出来。但这只是在被他深深爱着的人面前。他憎恶的人将永看不见他的长处或短处。
他爱漂泊，爱冒险，却又怕黑暗。他常把自己看成顶天立地的“好汉”——这据说是小时他妈给他穿衣时拍着他胸脯说。但年纪二十挂零了，每天起床以前，蜷在被窝里还有咦咦的声音——他记得那是吃奶的要求。
他迷信透了，某次宴会，他骤然离席，谁也摸不清原因。事后，自己说是为了酒壶嘴正对着他的鼻尖。
他在绝对清醒时，便觉得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然而他的手脚总在为生存忙着。
他爱皱眉。眉一皱，心就往坏处想。他考虑问题常悲观，做起事来却比许多人乐现。他常在梦寐中幻想自己会变成一个挽回危局的民族英雄，醒来才发现这壮志投的是这么个凡胎。
害他最厉害的莫过于性格带来的伤感和多疑，为了这个，他时常推测自己的结局不是自尽就是疯癫。
这是四十八年前为自己画的一幅像。今天看来，很难说它有多大准确性，它也许就是自我欣赏和自我怜悯的混合物。然而在一点上它却揭示出我在精神上的一个特征，或者说一种病症，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的敏感——或者说是一种很深很深的自卑感。有时对方一句话，一个眼神，当时我可能毫无察觉，但是到了午夜或者黎明时分，它会冒了出来。接着，另外场合的片言只语也会自动凑拢来，形成一幅图画。这种自卑感同我早年的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就从这一点写起吧。
三、矬人一头
在那个社会里，贫穷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它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轻蔑、歧视，甚至鞭笞。何况在我身上还有民族的，以至习俗带来的压抑。
我是个遗腹子。按说这没什么不光彩，然而小时候，所有的长辈们对这一点都讳莫如深。还是有个姑姑一回气急了，脱口骂了我一声：“你这暮生的孩子！”我转弯抹角问了几个人，才搞清楚“暮生”的含义，知道我是在父亲去世后出生的。甚至在一九三六年我为《栗子》写的那篇跋——《忧郁者的自白》中，对这一点我还是含含糊糊。我是这么写的：“我先得承认我的爸爸是个稀有的怪人，我不曾有运气见过他。在我刚见天日的时候，他便咽了气。他是闷郁而死的。”直到那时我还在隐瞒自己是个遗腹子。
我是蒙族人，是少数民族。这个事实我也一直隐瞒到一九五六年审干写自传时才坦白出来，说明它也是造成我自卑的一个因素。
解放后，少数民族大大翻身了。四十岁以下的读者恐怕难以理解是蒙族而不是汉族有什么可自卑的。他们不晓得那时有些少数民族的名称还加“犬”字旁吧。呼和浩特的旧称是“绥远”和“归化”。那时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族，只有汉族是红色的。在学校里，我经常看到汉族同学追着回族的孩子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甚至带点口音的南方同学都被叫作“豆腐皮儿”或“蛮子”。
在这种气氛中，我只有把自己的蒙族身份隐瞒起来。每逢填籍贯，我就胡编。我填过“大兴”，填过“通州”，后来一个朋友为了使我能考大学，还替我造了一张“原籍广东潮阳”的假文凭。
解放以后，少数民族不但不再受歧视，而且往往还受到特殊照顾。正因为如此，我不想改填“蒙族”。直到今天，我一方面在自传里坦白了，但填表我还常填“汉族”。这主要是由于除了“祖籍”，我身上并没有任何蒙族的意识和特征。我们进关已经好几代了。我父亲死得那么早，我母亲又是汉族——她姓吴。我一句蒙古话也不会说。一九五六年访问内蒙时，锡林格勒盟的盟长问我们要吃汉式还是吃蒙式早点，我们全说吃蒙式的。事后，我有半年连奶味都怕闻。这些情况使我觉得填“汉族”还更诚实些，填“蒙族”倒近似冒充。
关于蒙族，我唯一的记忆是小时候年下祭祖。堂兄家供着一座祖先的牌位。平常用黄布遮起，在一块木板上画了肖像，那完全是个牧民的样子。还有一本家谱之类的书，里面写的统统是蒙文。祭祀时，上供用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
总之，这个民族问题也是使我形成自卑感的一个因素。
给我幼小心灵打上更深的自卑烙印的，还是贫穷以及生命最初十四年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那嫌贫爱富的社会里，穷就矬人一头，有时还不止一头。跑当铺，叫“打小鼓的”，打粥，甚至断炊，都还只意味着物质上的匮乏或生理上的痛苦。我母亲为人佣工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却是精神上的凌辱。她干活的地方离家并不远，但是一个月才准回来一趟。所以我虽然有母亲，却好像没见几面她就离开人世了。有时由于太想她了，有时是为了缺钱，下学之后就到她那个“宅门”外边去守候。碰上好心人，兴许给我往里头捎个话儿，她抓机会溜出来，鬼鬼祟祟地搂我一下，塞给我几吊钱，就又消失在朱门里了。大多数情况下，不但见不到，还要遭白眼，受叱骂。
我的童年过得就是这么孤寂，这么狼狈。没有玩具，没有画书，人间的温暖不多，而且很快就熄灭了。
然而我从未对人世间失掉过信心。我遇到的好人比坏人多得多。耻笑我穷的是少数，更多的是帮我一把的。我上的崇实中学（现在改称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宿舍叫作“北楼”，共五层。冬天，暖气只能上到二三层，四五层冷得赛冰窖。当时我只有从妈妈那里世袭过来的一条薄棉被，里面的棉絮早已滚成团团，大面积都成“夹”的了。由于拿不出什么来孝敬马斋务长，工读生的我，照例被分在五层楼。“暧”气管凉得不敢去摸，连鼻涕眼泪都冻成了冰。晚上熄灯之前，总有不止一位同学抱来棉袄或是大衣，为我压在被子上。一九二八年冬天带我去潮州的那位赵姓同学，和我并不熟。他是个华侨。我只曾陪他去过一次北海，还把他照像机的三角架给丢了。然而当他听说我被崇实开除了，并且上了国民党市党部的黑名单，就毫不犹豫地提出带我去广东。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患难中姜钟德、李蕤、朱海观、丁化贤等同志冒着政治风险向我表示了深挚的友情。他们的好心我是永远难忘的。
我是在朋友堆里滚大的，因而格外珍惜友情。我能活到今天，有我个人的奋斗，也由于总不断得到友人的关注、指点和鼓舞。
四、生辰八字
去年出国，才发现关于我的生辰，海外流传着不同的说法。这应由我个人负责。我的生辰原无足轻重，但既然发生了歧异，我就有责任澄清一下，尤其由于这种混乱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小的时候既没有什么“出生证”，也从没人向我交代过我的出生年月。有一回来了个会算卦的亲戚，他要我的八字，这下子我才知道我是宣统元年（己酉）腊月十七生的。另有一回，就是那个骂我是“暮生”的姑姑，嫌我淘气，又骂我是“午时鸡”，我才知道自己属鸡，是午时生的。但是合成阳历我的生辰应当是哪年哪月哪日，我并不晓得，也从来没感到有晓得的必要。
一九三九年去英国之前，香港《大公报》替我申请护照时，拿来个表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那么认真地填表格。战争年月，哪里去找阴阳历对照表！当时宣统正在“满洲国”的宝座上，我不愿当他的子民。倘若当康熙、乾隆那样盛世帝王的子民，倒还不在乎，给末代皇帝当子民，我不甘心。何况他又正在长春给侵略者充当傀儡！所以就把年头写成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日子就权将阴历改成阳历。于是，我的生辰就成为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这么一改，就得改下去了。七年在国外，领配给证也好，住客栈也好，只能照护照来填。一九四九年到北京向派出所报户口，为了简便，省口舌，就又照填了。一九五八年普选之前，倒是有位户警同志夹了个本子到院子里来，喊了声：“谁对出生年月不清楚，可以到派出所来核对。”那确实是个大好机会，可那时报上已经对我展开批判，我已被定为右派了，连有没有选举权也还不清楚。心想，反正这辈子完了，还管它出生年月干吗！就没去核对。
十年浩劫期间，实在没的可交代了，有一回我打了个报告，说自己是宣统元年生人，这样就又糊里糊涂地把年份自动改为一九〇九年。最后，也就是一九七九年十月，在耶鲁大学张充和家里小住的时候，同她的汉学家丈夫傅汉斯教授说起这个问题。他立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阴阳历对照表一查，这才确定我的生辰应当是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说，活到七十岁，我才把自己的生辰闹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