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白卷
五四运动时我还在小学，没赶上参加。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时，我已经懂事了。在北新看的一些新书和洋学堂里耳闻目睹的种种现象，使我的头脑里有了反帝的意识。工人顾正红和上海学生们在南京路上所淌的鲜血立刻同我个人肚子里的苦水流到了一起。在那股洪流里，我也是个小小的浪花。
《昙》那篇小说里的启昌是虚构的，我母亲没给洋人佣过工。然而工读生的我，当时的处境却和启昌有些近似。北京学生沪案后援会成立了，全城公立和私立学校都罢了课。洋校长先是想阻止崇实学生罢课。这一步失败后，又想逼工读生照常干活。使洋校长吃惊的是：在全市学生浩大声势下，谁的胆子也壮了起来。昨天的奴隶，一夜之间全变成了什么也不怕的硬汉子。最后，他只好带了家小逃到北戴河去了。
那阵子，我还是大黑早就爬起来，但不是去干活，而是去糊一面面写了反帝标语的小纸旗。然后就参加宣传小分队，大街小巷去串。由于个子矮，我总爬到东四牌楼下面的石礅上，扯开喉咙喊：“不要买仁丹，买避瘟散、万应锭！”
游行队伍走过东交民巷时，路口上早已架起机关枪，穿草绿军服、帽上有飘带的洋兵做着随时开枪的姿势，像是说：你们找死不难，南京路、沙面、万县的事完全可以重演。压迫者不能懂得的是，机关枪摆出的凶恶架势除了激起更深的仇恨，起不到旁的作用。
就在那时，我认识了四堂兄的齐鲁的一位同学李安宅。解放后，这位社会学家当过拉萨小学第一任校长，听说目前在四川师范。我从他那里借来不少小册子，有讲不平等条约的，也有讲全人类解放道理的。每次去还的时候，安宅总问问我看完的感想，并且鼓励我把小册子传给同学——传给“穷哥们儿”。这样，没经过仪式，没填什么表格，我就成了C.Y.的一员。
在谈话中，我常骂宗教。安宅要我多利用宗教这个形式来开展活动。我在崇实组织了一个互助团，又经安宅介绍，参加了校外的一个十人通信团。我们开会总各抱着本《圣经》，说是在“查经”；通讯里，满纸都是“耶稣”、“上帝”。假日，我有时到海甸老虎洞的安宅家里去开会。有一次，他说要去外地——后来才知道他去了库伦。他又把我交给了如今在中央民族学院教书的于道泉，并且告诉我，除了他们两人，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关系。
那个寒假，同学钟贻燕约我到他在清河的家里去过年。他父亲是留英学机械的，在清河织呢厂当总工程师。他家就在织呢厂隔壁，院子很大。南端是菜地，旁边是个养鱼池，接着是二十几个白木匣，里面是一窝窝蜜蜂。他们住在尽北头，屋前有个小花园。贻燕的父亲——一个颧骨很高的广东人——是个实业救国的倡导者。一天早晨，我在旁边看他戴了蜂罩在整理蜂窝。他忽然斜了眼问我：“秉乾，你长大了干什么？当个实业家？”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却不假思索地回答他道：“我要当革命家。”他哈哈大笑起来。事实上，我也不晓得我那个答复的具体内容。
很快，考验就来到了。
那时，北京城是张作霖的天下。为了防止赤化，连《马氏文通》都查禁，他把革命看作洪水猛兽。除了警察，他还有保安队、侦缉队。同学中有个姓彭的，江西人。后来才知道他爸爸是个侦缉队长，专到学校去抓赤化分子。
一个星期六，两个便衣把我从崇实大门口架走了。他们一边一个，掐着我的胳膊，要我跟他们“走一趟”。他们的队部就在北新桥头，我跟着他们进去一会儿，然后就又架着我的胳膊上了电车。在东四牌楼下来之后，把我带到报房胡同路北一个大门。进了跨院一间不大的北房，炕上已经坐了十几个人。
我曾在一篇题名《屠手》的散文里，描述过那个地方。是这么写的：
在一个暴政之下。侦探这差使照例是肥的。
我很高兴，因为十年前我曾有机缘喂养过两个侦探。
我还记得那两个家伙，一个穿的是灰色短袄，一嘴小胡子，腿上还扎着丝绸走水；另一个身上穿的是青色长袍，为了遮掩瞎了的一只眼，鼻间架了一副墨镜。我以后，不知谁又喂过他们。我高兴的是，喂养了他们，到如今，我自己也仍安然存在着。
说是我故意把自己送到他们嘴边，我没那么好心。如今，虽然事过境迁，也还不必在这事上求人褒扬。正像一个还不知炉灶为何物的婴儿胡乱摸触，我，一个十几岁的毛孩子，对于世界有的也还只是那点朦胧认识。其实，我满有机会逃脱那次恐怖的，为了不明白为什么需要逃脱，我终于无知地凑近了那刀刃。
我记得是一个黄昏，当我同几个年纪相仿的学伴（我的团员）在沙土池里拍着山洞玩的时候（蝙蝠正掠过我们的头飞去），忽然一个孩子喘着气跑来，把我硬扯到墙球场子后面，用至为关切的语气告诉我：
“秉乾，糟了，有人要逮你。”
“凭什么？”我两手叉着腰说。
其实我还不大懂这“逮”是怎么回事，那个字在我们“捉迷藏”时是输的意思。所以我很不高兴。
礼拜四下午，有人甚至告诉我，侦探连眼线都买好了。那正是一个和我很要好的朋友，一个年纪虽已十三四岁，个子却矮小消瘦如只鸡一样的孩子。我不信。我曾突然地问过他，“你会不会有一天害我？”他沉吟了一下，连连摇头。我满足了。
但是礼拜六下午，他跑来告诉我说，“秉乾，门房有你的电话。”
我那时寂寞的心情正需要一点人间的温暖，便毫不怀疑地跑去了。
没有电话。电话机两旁却把着两个面孔狰狞的人。
“萧先生，同我们喝杯茶去吧。”
一种低贱的冷酷的笑由他们嘴角溢出。
这时，那个瘦孩子已溜得远远的了。
“我不认识你们呀！”我绷起脸来对他们说。
“走吧！”他们中间的一个已硬拉起了我的胳膊，另一个便把我推了出来。我尽小小的身子所有的气力和他们挣扎，但我摆脱不开他们拦腰伸来的大手。
那天晚上，我睡在一个不到六尺宽，却挤了十七八个人的炕上。腰带，鞋带，凡是他们认为可以自杀的带子全给解了去，枕着自己的鞋，如猪一样地侧身躺在上面。
谁有心去睡觉啊？我的心跳着，我一点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
夜间，守夜的侦探们拥炉自在地谈着天。有的说着白天嫖妓的故事，有的谈着押宝。由那些谈话里，我还知道了我们这些囚犯的价钱：捉到一名赏洋五块。
这时，一个人由外面进来了，夹着一瓶烧酒。我斜着眼睛一望，那正是白天捉我的那个戴墨镜的。
“哥们儿，喝啊，别客气。”
“老常，你们运气，今天一抓就是一个。”
被让者这样夸着，贪婪的眼睛却紧紧盯住那酒瓶。
“我没说吗，就是趁礼拜六，没个扑空，他妈的。”
说着，酒瓶的塞子打开了，浓郁的酒味点亮了他们的眼睛。
吮我的血啊。——我记起了耶稣的故事。
拘留所离城里猪市很近。天还没亮时，便听到尖锐的叫声了。生存的挣扎啊！那声音落在我们耳中特别凄惨。在我眼前闪着把晃晃的刀，系着红绸走水的。
早晨，一声吆喊，我们一炕十七条好汉全爬起来了。
放完了风，便都盘着腿坐在炕上。
如今，我才认出来我的“难友”中间，原来还有一个九岁的孩子。见到我，他先笑了。我们便凑得近些。（为这个，我还挨了一鞭子）我们偷偷猜拳玩：石头，剪刀，包袱，多么简单又复杂的游戏啊。
我们玩得很起劲，大人脸上却尽是愁苦。
我不能忘记狱中一个长了络腮胡子的中年人，听说他以前在学术界还有点名望。他曾在海外度过八年，学的是经济学。和他的太太（如今关在女牢里，无法见面）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诚回来，想有所贡献。不想一登岸，箱中为人检查出一两本过激的书，便被送到这个黑地方来。
他们还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是被放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
这一天，我们是眼看着太阳的影子在窗纸上爬。我们等着审判。我们还想申辩一番，诉说一阵，然后，听凭他们打发到什么地方去。
然而，这一天没有审判。
大家胡乱猜测着，有人说大概半夜拉到后院去枪毙，也有人说将用锁链穿起我们，带到警察厅去拷打。夜间十二点光景，有人来提我了。
“叫什么？”
我抬起了头，问话的是一个阎王般满脸黑胡子的家伙。坐在他两旁的是帮腔，冷笑起来令人脊梁发麻。
“我……”
厅堂很大，很黑，我忽然发起抖来。
“说吧，毛孩子。说完，就放了你。”那个帮腔的逼着我，一副可厌的面孔。
“……我没有罪，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知道，对吧，”他往前凑凑说，“那么，给我打！”这最后一个字是说得很重的。
然而我没有可说的。我不能胡诌。
便这样了无头绪地，又把我拉下堂来。回到炕上，我的两臂疼得爬不上去了。当我伏在那里，想稍微缓口气时，一道鞭子又拦腰打来了。
我禁不住哭出声来了。
一共过三堂，每堂都是三个审官。中间那个吹胡子瞪眼睛，不断恫吓着“枪毙这小子！”一个坐在那里记录，还有一个伪善者。他总笑眯眯地说：“我有个小子，跟你一般大。这样年纪就送命，太可惜啦！”他们要我供出领导我的人。
当时我说不上有什么觉悟，在我心目中，于、李两位都是我的大哥，我死也不能把他们说出来。我说我只是个教徒，并且大段大段给他们背《圣经》，只承认组织过查经班。
第三天，正当我重复着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时，中间那个审官给我看了个油印的簿子，说是从崇实中学抄到的，大概是全市或是东城一带学校里C.Y.成员的名单。在我的姓名底下，不但有年龄、籍贯，还有几句鉴定。当时我确实有些发慌，心里怪组织不该印这么个东西，更不应让他们抄到。现在回想起来，谁知道那簿子是真是假！
我仍旧咬定是基督教徒，不承认参加过C.Y.，他们带着威胁朝我冷笑，踢了我几脚，就带下来了。
回到炕上，那小小政治犯又要我陪他玩把戏。我没那么开心了。我在琢磨十人通信团的信会不会也落到他们手里。
夜里照例侧着身子睡，不许翻身。可是我老想心思，睡不着。我听两个烤着火的看守在闲聊，好像说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押到鼓楼燕儿胡同。“到了那儿，就给他们尝尝厉害了。”我心里在设想这么多人怎么走法，是一长串还是分批，路上会不会碰上同学。
此后两天，我都蹲在炕上嘀咕着。吃什么也不香了。
一个黄昏，忽然把我传了去。我以为是要往燕儿胡同押解，不是，是崇实这个洋学堂把我保出来了，条件是在学校里继续软禁，不许出校门，也不许活动。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那天上电车的时候，给我的六堂弟秉钧瞥见了。他马上去告诉四堂兄和那位美国堂嫂。她赶紧去见洋校长，向他苦苦哀求，说我是个独子，这样，他们才把我营救出来。
我为这件事一直有着内疚。十年浩劫期间，每当我看到有同志由于写了自首书受到批评时，我心里就想，我出来得也并不光彩。唯一能替自己申辩的是：一、事情是在我已失掉自由时，由家族背着我进行的。二、软禁期间，我并没屈服。当时给我安排的“前程”是：信教，毕业以后进齐鲁大学，然后也许留学哥伦比亚。我并没接受那个平步青云的安排。首先，怎么“开导”我也没信教。互助团的穷哥们儿还在悄悄地碰头。转年北伐军到北京，以为这下革命成功了。不等软禁取消，我就又活跃起来，因而在毕业前半年被开除出校。
然而一九二九年从潮州回到故都后，杨刚启发我回到革命队伍时，我逍遥了。虽然后来还曾和一位现在当了部长的朋友张学渊（珍）商量过去江西投奔红军的事，但我的志趣变了。我要当的不再是个革命家了，而是个自由翱翔的少年漂泊者。在革命面前，我交的是白卷。
十、一次难忘的旅行
我在第一篇小说《蚕》中，通过一个恋爱故事写了我的宗教观点，《栗子》里六篇小说倒有四篇是揭露传教士和他们那些善男信女的。从童年起，我就同宗教打交道。这个主题反映到我早年的写作中是很自然的事。至今，我仍然喜欢听古寺的钟声，圣诞节的歌曲。然而宗教对我幼时的心灵给予的不是慰藉而是压迫、凌辱和创伤。因而它引起的只是反感、怀疑和反抗。
五六岁上，家里忽然来了一位比我们还没有落子的姑姑。她没儿没女，又死了老伴儿，所以一进门就说，投靠你们来了。可是三堂兄那时正失业，家里靠典当度日，光凭亲属关系这个姑姑是混不下去的。
不知怎么一来，她忽然有了资本，找到了一座靠山：她成了大狐仙的代理人。于是，家里谁有个灾病，就都由她来“治”了。她总烧上一炷香，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往碗里捏一撮香灰，兑上清水，就是大狐仙赏的灵丹妙药。这种香灰水我喝了不知多少碗。这样，她就从一个不受欢迎的穷亲戚，变为通身闪着灵光的活菩萨了。她不但能治病，还会卜吉凶。
她的地位稳固了，可是同她滚在一个炕上的我，可吓坏了。在前边《自画像》中，我不是提到自己迷信，并且害怕黑暗吗？为了证明她同大狐仙有着一种特殊关系，她半夜里时常做出一些可怕的声音，说是狐仙附了体。她一叫喊，我只觉得好像一个青面獠牙的家伙真的钻了进来，就缩在被窝里哆嗦。
人贫困到一点没有着落时，倘若又没有知识，就总要在人间以外找点依靠。闹了一阵子大狐仙，三堂兄又信起佛来了。对我，那是另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