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实中学，我虽在自己主持的校刊上也发表过一些短文，那样的老古董已不值得一提了。在那之后，我还为熊佛西主编的北平《晨报》写过些东西，如今也不值得去回顾了。这里所收最早的一篇是《平绥琐记》，写于一九三二年。
写散文应该随心所欲，不在结构上下功夫。我的散文也大多是这么写成的。我把这种散文统统归入“印象与感想”。其中，在《雁荡行》中我曾试过用西洋画的炭条（而不是国画的泼墨）速写浙东山水。在《草原即景》中，我也试着用印象派画家的笔来描绘内蒙的茫茫大草原。《大象与大纲》则是一篇叙事体的寓言。《鼓声》与《在歌声中回忆》都是通过声音来追溯往事。事实上，第二卷的《南德的暮秋》也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只是叙事多于抒情。
然而我当不成山水或静物画家。在国内外我踏访过不少名胜古迹，可我的兴趣总是在“动”的方面，在人的境遇与社会的形态上。这也并不完全是职业习惯。尚未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我写散文就常为现实所“干扰”。从《古城》到《在破车上》这组散文写于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读者不难从文中意识到，当时的国家处境使我多么忧愤。《叹息的船》显然是在提醒国人，受强邻欺凌时，不要指望英美会仗义相助。
写于一九四八年的《珍珠米》是一九三八年《梦之谷》脱稿之后，唯一的一篇近似小说的东西。因为人物既非虚构，事情又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就编入散文卷了。从这里，读者多少也可以一窥战时英国的社会。
散文卷的第二部分是怀友。这里，三位是大陆的（其实，应该说是三十年代的，那时中国还没分），三位是台湾的，都是一九七九年重访美国时结交的。另外是两位洋朋友，一位是教过我新闻，后来成为好友的斯诺，那是访美时的一篇讲稿；另一位则是我对之负疚的福斯特。这些师友，有的在我起步时扶掖过我，有的在我重获第二次艺术生命时，给过我温暖。
我开始写作时，有两位师傅：沈从文和巴金。关于前一位，我本可以写得很多。然而一九七五年我们之间发生了点龃龉。那件事，至今对我还是个谜。
对他早年的一切，我是永铭不忘的。因此，他逝世的当天，我就为台湾《中国时报》写了一篇题为《没齿难忘》的短文。那件事发生后，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缄默。如今，沈先生已不在世，我想我更不宜再说什么。好在事情的经过张兆和女士（而且只有她一个人）完全清楚。归根结底，都怪我当时对他的事过分热心。
另外一位是巴金。在写此文之前不久，我还去上海同他又晤谈了两次。一九五七年之后，所有的友谊都重新上过一次秤。我感激巴金，不但在我受难时，他没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而对我落井下石。在他心目中，我也不曾因为那种因为那顶“右派”帽子而掉过行市。他的友谊是始终如一的。
当然，除了他们二位，还有好几位师友曾给过我帮助和鼓励。这里，我只写了杨振声老师和林徽因女士。
《我的启蒙老师杨振声》一文是为杨先生文集而写。其实，当时有一位远比我更适于为那本文集写序的先生，因为三十年代初从中国公学到青岛大学，以至四十年代的西南联大，他都一直在杨先生身边工作，对杨先生的了解自然比我要深刻全面多了。经过杨先生子女一再敦促，那位先生也确实写了。只是杨先生的公子杨起教授后来告诉我，序言写得实在没法用，只好改由我执笔。
在我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她喜欢述而不作，因而寡产。我同她初次会面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的第一篇小说《蚕》发表之后。当时她竟然为我这穿蓝布大褂的毛头小伙子举行了一次茶会。席间，夸我，鼓励我，给了我写下去的勇气。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一九五四年，在第二次文艺界代表大会上。我原坐在靠后边的位子上。她远远望到我，就向我热烈地招手。我赶过去，坐在她旁边，照往常一样喊了一声“小姐”。她侧过脸来黯然对我说：“还喊我‘小姐’哪！”话里包含着对年华的伤逝，同时也使我想到那时毛泽东对梁思成“大屋顶”的严厉批判。
遗漏掉的朋友太多了，然而有一位我必须在这里提一下，那就是年已九旬的冰心大姐。在纪念她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年的展览会上，我曾做过一次题为《能爱才能恨》的发言。其中，我称她为自己“货真价实的大姐”，因为我开始喊她“大姐”时，她还是一位翩翩少女，而我则是个头上留着个木梳背儿的小学生。七十多年来，我们没断过交往。我称她为“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光辉代表”。尽管她已九十高龄，腿脚也不利落了，然而她不甘于躺在自己的荣誉上。她的笔片刻也没停过。她的文章不长，但篇篇有分量。“在为民请命，在干预生活上，她豁得出去。”她爱大海，爱母亲，爱全国小朋友，更爱咱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因而她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才那么愤慨，感到难以容忍。只有真的爱了，才能恨。
台湾朋友，这里我只写了三位。实际上，当然也远不止他们三位。其中，我首先要感谢聂华苓和她的保罗。
一九七九年的爱荷华之行，对我来说，是蜗居了三十年后，首次重返世界。那以前，我同华苓素昧平生。下了飞机，她来接，可我心里没有底。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她不仅是位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位胸怀磊落的热心肠人。
一天，我去她那幢坐落在半山腰的树丛中的小楼，恰好没有旁的来客。（在她家，那是轻易遇不到的情况）于是，我们各坐在沙发一头，聊了起来。她先从自己的父亲死在长征中的红军手下谈起，又谈到在大陆当流亡学生的日子，以及在台湾的生活：从帮助雷震编《自由中国》到感情上历经沧桑。她老早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在海峡两岸文艺界架起一道桥梁。应该承认，这方面她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从叶维廉和翱翱（现已改名张错）身上，我看到台湾新一代学者对知识的热切追求和见地的新颖。他们（以及旁的好多位，如陈若曦、欧阳子和郑愁予）大多出身于台大外文系，有的还是同年级。一查年代，原来正当大陆刮起龙卷风，搞着喷气式和打砸抢那样可悲的闹剧时，他们却钻研艾略特和庞德，或者在东西方文化源泉地带徘徊。在他们面前，我自知是十足地土头土脑。然而那一点并没妨碍我们之间建立起友谊。从叶维廉在爱荷华写给我的那封信，可以看到他们对寻根的殷切。
洋朋友可以写的也远不止这两位。在燕京读书时，给我教益最多的是已故包贵思女士（Grace Boynton）和九十高寿的老教授谢迪克（Harold Shadick）。我当年在剑桥时的导师戴迪·瑞兰（Dadie Rylands）也依然健在。当时我最要好的同窗伊瓦尔德·荣（Ewald Junge）至今仍书信不断。我那本回忆录的英译本Truvellet Without A Map是献给四位英国女友的。两位是已故的玛杰里·佛莱（Margery Fry）和多萝西·乌德曼（Dorothy Woodman）（即《猫案真相》一文中的托赠照片者）；两位是健在的苏珊·威廉斯·埃利斯（Susan Williams-Ellis）和蒂娜·贝利（Tina Bailey）。
说来也是有缘。我是一九三三年从辅仁英文系转到燕京新闻系的，而斯诺在燕京也仅仅教了那么两年书。当时他是英美两家大报的驻华记者，教书只不过是兼差。又由于帮助他编过《活的中国》（见《斯诺与中国新文艺活动》），两年间我同他有过频繁的接触。我从他身上确实学到不少东西。他教导我：搞新闻工作也要钻研经典文学著作（我毕业时，他送了我满满一皮箱的欧美名著）。他曾一再告诫我：光看旁的记者（无论名气多大）写的文章是提不高的。我还从他身上看到：当记者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需要有历史感，抓到事物的本质。三十年代，当中国贫弱不堪，受到西方外交家及记者普遍蔑视时，他却认定中日迟早必战，而一旦同日本打起来，中国最终必胜。他比西方那些“中国通”更有卓识远见。
至于爱·摩·福斯特，就让文章（见《以悲剧结束的一段中英文艺友谊》）本身来说话吧。一个人一生总有几件憾事。关于福斯特，我倒占了两宗：始而因胆小，没敢单独见那斯普劳特教授，从而也就没能接受福斯特的信及赠书，伤了他的心；继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把他的来信丢个精光。
有时我自问，倘若再回到五十年代，在同一境遇下面临同一情况，我敢不敢单独会见那位英国教授，并把信和书接受下来？从文革中多少人遭到严刑拷打并被厉声追问“交代”的情况看，我多半还是不敢单独接见，因而也仍注定得伤他的心！在暴政下，人们即便自己豁得出去，也总要为自己的妻子儿女着想啊！所以对于三十年代苏联那些屈死者在刑场上大喊“斯大林万岁”，我一点也不奇怪。本人反正马上就要饮弹而死，此时此刻，为遗孤留条后路总是人情之常吧。
散文卷最后一部分是“自剖”。三十年代我就写过这一性质的文章。为什么八十年代写得更多起来？这里，我想引用我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年版）“卷首语”开头的几句话：
一九五六年初冬，一位素昧平生的仁兄光临寒舍。此公满面春风，仪态万方。他死说活说把我推入深渊。及至我落难后，他却在人前大谈“萧乾是个怎样的人”。
感谢这位仁兄的鞭策，一九七九年重新拿起笔来之后，我就立志也来交代一下自己。最初，采用“代序”形式，这回索性整个写了一下。
读者如有兴趣，还可以参看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我要采访人生》一书。
写完《八十自省》之后，九十年代我还想写创作回忆录。足足二十年的寒蝉生活使我懂得了笔的可贵。我立志活一天就写一天，但愿能握着笔与世界告别。
文论
从《未带地图的旅人》一文的开头，读者不难看到远在一九二九年我就怕读文艺理论。一九四九年至今，四十年来我也只转弯抹角地写过一篇《大象与大纲》。我在这方面完全没受过训练。对此，我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矛盾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一直有个好发议论的毛病。我主编《大公报·文艺》（1935—1939年）期间，由于读者来信踊跃，我就利用版面空隙，大写文艺短论。其中许多篇我都是站在报馆排字房里，倚着油污的桌边即兴写的。字数则全听拼版师傅的。
这就是“答辞”的来历。三十年代，曾附在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后面出版过，这次又同台湾读者见面了。请记住，写这些短文时，我刚出校门不久——《书评研究》是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动手的，一九三五年六月作为毕业论文交到系里。当年十一月，商务就印出来了。
